董志凱：與新中國經濟史研究同程

原標題：董志凱：與新中國經濟史研究同程

董志凱：

1944年8月生於上海。196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主持國家重點項目研究，如擔任國家重點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常務副主編，國家重點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一卷、第二卷主編等。研究方向：中國現代經濟史。著作：《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躋身國際市場的艱辛起步》《共和國經濟風雲回眸》《1949-1952年中國經濟分析》（主編）、《新中國工業的奠基石--156項研究》（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52）》（主編）、《中國的土地改革》《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經濟思想》（主編）等。

本報記者 李成剛

從1978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開始，董志凱可以說是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共同成長起來的一位學者，她40年的研究生涯，也與新中國經濟史研究從無到有的歷史同程。

董志凱的研究涉及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的編纂和經濟史編寫，以及對新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史的研究，在這些領域，她卓越的學術成就獲得了學界的認可。

作為女性學者，董志凱給人的初次印象是嚴謹、知性。1967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之後，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蹉跎，1978年，董志凱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從此開始了新中國經濟史研究不懈探索。2004年8月，董志凱繼嚴中平、吳承明、經君健之後，成為第四任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

因為在經濟史研究中長期注重檔案編研工作，董志凱這一鮮明的治學風格，使她成為經濟史研究中「檔案派」的知名代表。

新中國經濟史研究機構的創立

197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政策研究室，成員包括鄧力群、胡繩、于光遠、胡喬木等人。在此期間，于光遠提出，應開展新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與此同時，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齊燕銘到國家計委和中國科學院擔任顧問，周總理指示齊燕銘，要多搞一些中國經濟的調查研究。當時國家計委成立了經濟研究所，負責人為齊燕銘、于光遠、許滌新、薛暮橋。

事實上，在此之前，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經濟建設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對於新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並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創建必須來源於中國經濟發展變遷的實踐，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經濟建設歷史的研究，卻是較為薄弱的環節，在改革開放之前，這一領域富有新意的著作不多，從事這一方向研究的學者也比較少。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後，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準備籌辦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組（以下簡稱「新史組」），並得到齊燕銘、薛暮橋、許滌新和于光遠的指導和幫助。隨後，許滌新從國家計委調任經濟研究所所長，他請齊燕銘主抓新史組的籌備。可以說，沒有齊燕銘滿腔熱情的投入，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組的成立不會一帆風順。

當時，「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組」這個組織名稱的確定還經過了一番討論。研究組籌建，許滌新任組長和學科籌備組負責人，研究組一共只有5人，大家設想是用現代史組的名稱，齊燕銘認為不好，因為現代史也包括國統區，而新史組只研究共產黨領導下的經濟；有人建議用當代史的名義，也被齊燕銘否定，因為當代史主要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後，而新史組的研究跨度顯然更長一些，可以上延到民主革命時期。最後，齊燕銘一錘定音，就定名為「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組」。

齊燕銘將新中國經濟史的開端定為井岡山時期的經濟工作，因此，研究井岡山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經濟就成為新史組的入手點。這也成為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發端。

1977年3月27日，新中國經濟史研究邁出了學術研究的第一步——新史組啟程奔赴江西井岡山。這次經濟史調研被董志凱稱為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艱難起步。之所以艱難，首先是當時的檔案館資料沒有人整理，究竟有多少資料，誰也不知道。其次是沒有複印條件，所有資料都需要手抄。新史組聯合了財政部、人民銀行總行，還吸收了江西財經學院、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贛州檔案館等單位人員，齊燕銘為他們講解了怎麼收集資料，還親自到檔案館、圖使館和他們一起整理資料。在井岡山，齊燕銘調查了黃坳的圩場，回北京後，又採訪了大量在江西蘇區工作過的同志，如譚震林、劉型（毛澤東秘書）、劉瑞龍（1932年中央蘇區宣傳部部長）等人。

從1977年3月到1978年2月，近一年的井岡山資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新史組成員趙效民等人撰寫了《井岡山的經濟鬥爭》。隨後，開始編寫中央蘇區經濟史長編，直到由許毅主編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完成，新史組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步才基本告一段落。《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的體例由齊燕銘確定，它既是資料也不是資料，因其既帶有資料性，又帶有學術性。長編的指導思想是由齊燕銘轉達鄧小平的意見確定的，鄧小平將之歸結為四個字：「直書獨論」，希望不要人云亦云。這是第一部反映革命根據地經濟史的論述，也是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個學術成果。遺憾的是，長編出版時，齊燕銘同志已經去世，對新史組的創立、起步和發展發揮了重要貢獻的老人家沒有等到這第一個學術成果成熟落地。

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研究

1978年，董志凱正式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新中國經濟史組」工作。董志凱和「新中國經濟史組」的幾位同仁選定了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的研究課題。他們用了8年的時間，跑遍了北京以及原來各根據地和解放區所在地的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走訪了大量的當年參加過土地革命鬥爭的老同志，查閱了原始檔案、文獻資料和當年的報刊雜誌及回憶錄，在紮實的資料研究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完成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改革歷史資料的整理和編寫。

在此期間，董志凱等人對土地改革史的研究得到了陳翰笙先生的指導。陳翰笙先生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調查的主要參加者和領導者之一。1982年，已經86歲高齡的陳翰笙先生多次聽取董志凱等人的調研成果，並對他們給予了指導和幫助。1982年3月，陳翰笙提出由董志凱和李炳俊、陳庭煊和寫《五個時期的中共土改政策》，前後4稿，他們3人在近5個月時間中12次到陳翰笙家中求教，從頭至尾逐字逐句修改了2遍。陳翰笙不僅教他們寫作，也教了他們許多做人的道理。

1985年，為《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一書的修改，董志凱又多次到陳翰笙家中求教。陳翰笙對這本書給予了很多幫助和鼓勵。他對董志凱說：「這是愛國主義教育，我贊成早日出版，翻譯成外文。」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書，陳翰笙還專門寫了書評，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從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十多年時間，董志凱一直專註於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問題，筆耕不輟，陸續發表了《1947年底至1948年初我國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黨的無產階級政策和農民的平均主義要求》《歷史轉折關頭的成功政策》《關於我國土地鬥爭中的劃階級問題》《解放戰爭前期的土地改革概況》《全國土地會議及其前因後果》等論文，並出版了專著《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

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的著作中，董志凱全面客觀地描述和評價了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的全過程，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在土地改革鬥爭中階級劃分政策的演變，客觀地評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鬥爭的歷史作用。董志凱在肯定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對其中的一些失誤如「左」傾錯誤直言不諱。需要強調的是，當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思想才解凍，十年文革的陰影還未完全散去，很多學者在學術研究中還保持著比較謹慎的態度，對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的土地改革中的失誤，敢於毫無迴避地直面錯誤，體現了董志凱治學求真的態度，十分難能可貴。或許，這樣的治學風格形成，也是董志凱受到了陳翰笙先生的深刻影響。

《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本反映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的歷史全貌的學術專著，該書出版後，備受學界關注，許多老一輩經濟學家如陳翰笙、杜敬等對這本著作均給予了好評。時至今日，該書在相關課題中仍然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在同類論著中的引用率極高。

經濟史檔案資料編研

新中國經濟史組完成《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之後，就轉入專題性研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研究。

「土地改革史進行得比較早。從收集資料、編輯資料，到寫專著，進行了好多年。」董志凱說：「那時沒有電腦，寫一本專著收集的資料卡片有幾大箱，都是手抄的。」從1978年開始，新史組就從各個檔案館、革命紀念館、大專院校圖書館收集資料。1979年開始到中央檔案館收集資料，當時檔案館還沒有複印件，經濟所有一台，是許滌新去香港訪問時人家送的。在許滌新的幫助下，董志凱等人借到了經濟所的複印件，在中央檔案館一天到晚不停地複印資料。也由此編寫了國防大學出版社內部出版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土地鬥爭資料選編》。利用這些資料，董志凱等人後來又參加了中央組織編寫的《當代中國叢書》，並寫作了《中國的土地改革》。

1989年始，董志凱及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多位學者與中央檔案館的研究人員通力合作，開始編纂大型叢書《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他們面對著來自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國家重要經濟主管部門的數以億計的塵封舊檔，開展了艱苦的資料辨偽、整理、篩選、編纂工作。

這一課題的立項，起於偶然。1988年，董志凱在研究「一五」時期重大建設項目的過程中常去中央檔案館查閱檔案資料，時任中央檔案館國家處處長的張志受到她的啟發，提議就由經濟所的科研人員與檔案館管理人員合作，整理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以此作為新中國經濟歷史檔案開放的第一步。這一提議迅即得到中央檔案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各級領導的支持，報中辦和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審批後，很快得到胡喬木、姚依林、楊德中、胡繩等領導的批示，同意將1949年至改革開放前的檔案資料先行整理成學術專著資料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作為大型科研項目，與1988年正式上馬。1989年，這項工程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正式開始運作。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與中央檔案館調集人員開始對1949—1952年的經濟檔案進行整理和編輯，由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和時任中央檔案館館長王明哲負責主編。在此之前，董志凱已經進行了大量的資料收集工作，於是在1989年的9月，由她負責編纂的《基本建設投資和建築業卷》很快就得以出版，成為12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49—1952）》中最早出版的一卷。

在編輯第一批檔案資料時，課題組請了一批當年親歷土地革命的老同志擔任顧問，為這一項目出謀劃策，其中就有薛暮橋、宋劭文、徐雪寒、呂克白、吳承明、季崇威等人。這一項目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中國共產黨黨史和新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補充了豐富、真實的歷史資料。董志凱認為，它對改變以往歷史中一些片面的看法、空泛的條文敘述和蒼白說教，糾正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都起到了不受時空限制的作用；對人們認識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探索其中的規律性具有重要的意義，是被學界譽為「功德無量」的事業。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的上馬，為新中國經濟史研究提供了真實可信的第一手檔案資料。數千萬字的資料，收錄彙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檔案及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統計局、國家建設委員會、財政部、貿易部、海關總署、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等經濟主管部門的檔案資料。這些資料對於了解新中國建立初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經濟決策、經濟運行，全面總結歷史經驗，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這些資料選編不僅具有資料性而且具有學術性。董志凱和研究人員在數以億計的塵封舊檔中進行分門別類整理，去粗取精，其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研究，體現了研究者對這些資料的研究梳理和思考。

中國經濟史研究

在研究土地改革史期間，董志凱就開始在中央檔案館利用檔案資料研究中國工業化史。20世紀80年代中期，董志凱對土地改革問題的研究暫告一段落後，將研究的視野逐步轉向新中國經濟史。與此同時，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組的研究也同樣開始轉向。這是董志凱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折，自此，她開始有步驟地涉足新中國各階段經濟發展歷史的研究。

1989年—1996年，董志凱參與編纂了12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49—1952）》，以此為基礎，她主編了《1949—1952中國經濟分析》。1996年後，董志凱又在編纂《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的基礎上，主持編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一卷）1949—1952》；在編纂《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的基礎上，主持編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二卷）1953—1957》。

因為掌握了大量的新史料，董志凱出版了《1949—1952中國經濟分析》，書中董志凱首次進行了一些比較研究的嘗試。她選擇了23個國家和地區（歐洲14個、亞洲9個），既有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比較，並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在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中，董志凱對固定資產投資問題十分感興趣，這成為她在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1989年董志凱撰寫論文《論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固定資產投資的幾個特點》，由此逐步開始了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主要方向的新中國經濟史研究。

在這一研究領域，董志凱最大的成功體現在《新中國的奠基石——156項建設研究》一書中。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重心從解放區經濟史逐步轉向新中國經濟史。當時，1949—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奇蹟成了許多學者關注的課題，許多研究視角定位在統一財經、穩定物價、土地改革、調整工商業、沒收官僚資本等方面，而董志凱的視角是固定資產投資。

通過對上世紀50年代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模式形成的原因、基本建設投資的結構特點的研究，董志凱全面剖析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問題，並以此為基礎總結了80年代的投資狀況與經驗教訓。董志凱認為，固定資產投資經驗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投資管理體制的變化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建設規模不能超越國力許可，急於求成必將適得其反；要從短線出發考慮綜合平衡；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宏觀調控。

經濟史是經濟學之源

董志凱在經濟史研究中注重檔案編研工作，其論著幾乎都是依據原始的檔案資料寫成的，這源於她一直致力於基礎性的資料建設工作。

經濟史的研究，新資料的搜集過程漫長枯燥，出成果緩慢，所以許多學者都不太願意從事這樣辛苦的工作。董志凱卻甘於沉首在數以億計的塵封舊檔中，進行分門別類整理和思考。在她看來，研究經濟學的就要研究世界和中國經濟的歷史，這是因為經濟理論來自經濟史。老一代著名經濟史專家吳承明、汪敬虞、陳振漢等在談到經濟史的重要性時總是反覆強調：經濟史是經濟學之源，經濟史對經濟理論的關係，是知識的關係，也是方法的關係。一些重要的經濟理論或學說的形成都來源於經濟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能夠說明經濟史的經濟理論才是有意義的。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邏輯的科學，它也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學習經濟學或研究經濟學只會邏輯抽象的方法而沒有歷史的方法、沒有價值判斷是不行的。缺少邏輯的學者往往被認為是研究和推理不夠深入嚴謹，但是少了歷史常識的邏輯則可能百無一用，甚至誤入歧途。除此之外，董志凱認為，盲目搬用國外經濟理論會產生誤導作用。由於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決定了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如果簡單照搬西方經濟理論，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勢必走向「壞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淵。

董志凱認為，真正的經濟學大師都得益於對經濟史的分析和研究。在我國，老一代的經濟學家如馬寅初、陳翰笙、王亞南、孫冶方、薛暮橋、許滌新、嚴中平、巫寶三等都是吃透了中國的「昨天」，才對中國的「今天」提出明確、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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