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給平民封賜爵位制度，為什麼後來人們越來越不在乎了？
漢二十等爵制萌芽於春秋時期軍功爵制，直接繼承於秦二十等爵制，西漢建立後，成為唯一合法爵制，在兩漢政治舞台上發揮過重要作用。漢二十等爵制具有自己的特點，貴族爵、官爵、民爵有了嚴格界限，封賜原則多元化，秩序結構色彩越來越濃厚。自西漢中期以後，二十等爵制逐漸趨於輕濫，東漢建立後，得以短暫復興，而後趨於衰亡。
萌芽於春秋時期
《漢書·百官公卿表》完整地記載了漢二十等爵制：「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二十等爵制萌芽於春秋時期各國的軍功爵制，當時，我國奴隸制社會發生巨變，新興地主階級和工商業者掌握了大量社會財富，他們進而要求打破奴隸主貴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廣大奴隸階級和新興農民階級也急於擺脫被奴役的地位。在平民和奴隸的不斷反抗下，新興地主階級便向奴隸主貴族展開了奪權鬥爭，軍功爵制便在這一背景下產生。齊國是最早建立軍功爵制的國家，《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前552），「（齊）庄公為勇爵」，宋、秦、楚等國也相繼出現軍功爵制，成為二十等爵制的雛形。
秦孝公三年（前359）、十二年，商鞅先後兩次變法，綜合吸收了各國軍功爵制，結合秦舊有爵制，制定了秦軍功爵制，《商君書·境內》記載了商鞅初創的軍功爵制，其爵稱與爵序大致為：一級以下有校、徒、操，一級公士，二級上造，三級簪褭，四級不更，五級大夫，六級官大夫，七級公大夫，八級公乘，九級五大夫，十級客卿，十一級正卿，十二級大庶長，十三級左更，十四級中更，十五級右更，十六級少上造，十七級大良造。
無論從爵稱還是從爵序來看，《商君書·境內》中的商鞅軍功爵制與《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的秦二十等爵制有著明顯區別。這說明商鞅創立軍功爵制後，經過不斷發展、演變和完善，在秦統一六國後，才正式確立了秦帝國的二十等爵制。二十等爵制極大地鼓舞了秦軍的士氣，使秦國軍隊所向披靡，秦始皇正是倚靠這支強大的軍隊統一六國、北擊匈奴、南平百越。
逐步形成自身特點
漢二十等爵制繼承和發展了秦二十等爵制，特別是漢帝國建立之後，由戰爭軌道轉入休養生息，統治者逐漸把目光轉向國內以穩固統治，漢朝的任何上層建築必須要服務於這一轉變，激勵軍功的二十等爵制，逐漸轉變為帝國管理貴族、官吏、庶民的封君食邑賜爵制。在這種新形勢下，漢二十等爵形成了自己的特點。
首先，漢二十等爵制中貴族爵、官爵、民爵有了嚴格界限。受到周爵的影響，漢二十等爵制大致分為侯、卿、大夫、士四個層次。侯級爵包括徹侯、關內侯，二爵均為漢代的貴族爵。漢統治者對於徹侯、關內侯的封授十分嚴格，皆因功、親、恩、德而封，擁有極高的政治地位與廣泛的特權，與前十八級爵天壤懸隔，漢代官、民難以企及。秦漢之際戰事繁多，以功獲爵者為數眾多，不斷衝擊著二十等爵制的分層，導致每個爵層之間的界限愈發模糊，促使各爵層之間形成新的界限，高低爵逐漸形成。在「高祖五年詔」中，以第七爵公大夫作為分界爵級，成為高等爵位的起始點，但這一界點並不穩定，由於漢初規模龐大的軍功爵群體的形成，擁有低級爵位者不斷累積，逐步突破界限，進入高級爵層，所以統治者被迫提高高等爵位的起點，公乘則成為高爵的起始爵位，《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八年（前199），「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十二年，詔曰「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將秩級與爵位相結合，通過較為固定的秩級界限，來穩定高、低爵的界限。至此，官民爵位、高低爵位的分界才日趨穩定，第一級公士至第八級公乘一般賜予低級官吏和庶民，成為民爵，但「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第九級五大夫至第十八級大庶長，一般賜予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成為官爵。貴族爵、官爵、民爵之間的界限越來越不可逾越，從而確保了貴族爵、官爵擁有者的利益。
其次，漢二十等爵制的封賜原則多元化。二十等爵制，「皆秦制，以賞功勞」，從商鞅變法開始，確立了計功授爵的原則，授爵完全依照功勞大小，目的在於激勵建功，以爵授官，以爵授田宅，以爵授庶子，人們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完全依照爵位賦予。進入西漢，伴隨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以及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軍功原則遭到破壞，德、仁、恩、義、親、賢成為封授的重要原則，無功而封侯者比比皆是，兩漢分封了大量的王子侯、外戚侯、恩澤侯、宦者侯。無論是民爵還是官爵，若皇室、國家遇有喜慶婚喪等大事，皆可賜予爵位，成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點綴品，八級民爵已成虛銜，獲賜者享受不到任何待遇。
再次，漢二十等爵制中的秩序結構色彩越來越濃厚。在封授侯爵時，朝廷在宗廟中舉行宴飲，按照其新爵來定位在宴飲中的席次，不但給列侯以名義上的位階，更為重要的是，在歷代先皇的神主面前，對席次所示的身份加以確認，在神與人之間，締結了與皇權之間的盟約，編入新的爵位秩序之中。在賜予官、民爵時，也要在里社中舉行「大酺」，即群飲，《漢書·景帝紀》載：孝景後元年（前143）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被賜爵者被賦予了新的身份，而這種新的身份，在社中神像前所舉行的宴飲儀禮中，由新確定的席次加以確認。在神、皇權、人之間，締結了一份誓約，這些新的被賜爵者成為了新秩序中的一員。通過二十等爵的推行，漢朝構建了一個上至廟堂，下至鄉里社會的體系龐大的爵制秩序，通過這一秩序結構，皇權突破了地域、時間的限制，同其中的每一個臣民建立了直接關係，專制皇權的觸角延伸到每個有爵者的身上。
逐漸貶值而趨於輕濫
西漢建立後，高祖劉邦承認並滿足了擁有八級公乘以下爵位者的待遇。但是，隨著大規模賣爵以及賜爵的盛行，二十等爵制逐漸貶值而趨於輕濫。漢文帝以後，不斷出現土地兼并的浪潮，尤其是田莊經濟的發展，名田制遭到破壞，以此為經濟基礎的二十等爵制虛有其表，難以繼續存在。漢武帝之後，國家的官員選拔制度逐步完善，如郎官制度、貲選制度、察舉制度、太學制度、徵辟制度，出現了官爵逐漸分離的趨勢，二十等爵制失去了作為參政階梯的意義，也就失去了政治活力。至漢武帝時代，二十等爵中除了關內侯、列侯還擁有實際的政治地位，享有實際的經濟利益，其他爵級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
東漢時期，專制皇權進一步加強，豪強地主勢力進一步膨脹，就連列侯爵也趨向於輕濫，由原來的一等縣侯變為縣、都鄉、鄉、都亭、亭侯五等，東漢已不再賜予吏六百石以上爵位，雖然仍保留著賜民爵的制度，已是毫無意義了。二十等爵制完全名存實亡，正如王粲在《爵論》中所說：「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二十等爵制中的列侯、關內侯爵作為分配統治階級內部利益的重要手段，逐漸與五等爵制融合，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末期。而賜民爵作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重要手段，為後世統治者所採納，一直延續到唐朝初年。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兩漢封國『諸子』與齊魯文化的主流化研究」（17CZS008）、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漢代封國『諸子』與齊魯文化研究」（15DLSJ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
漢代二十等爵制興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秦鐵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