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辛亥革命時代的下層民眾動員
辛亥革命一般都說是精英革命，沒有民眾的參與，所以失敗了。其實，推翻清王朝就是最大的成功，而且民眾也是革命的積极參与者，四川保路運動便證明了這一點。
政治總是要在公共空間展示的，中國近代的歷次革命運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激烈的社會動蕩中，街頭會成為動員民眾的政治空間，民眾成為街頭政治的中堅力量。
辛亥革命之前，成都街頭的政治化便已見端倪，諸如排外運動、商人罷市、旗人騷亂、以及革命黨的武裝暴動等頻繁出現。例如1905年由於抗議政府強迫加征每店戶每月500～1000銅元的商稅，一個大規模的罷市爆發。各商店歇業，「散布各處的商販禁止出售任何商品」，那些為生計冒險上街的小販的攤子被搗毀 。
1907年革命派計劃在成都發動武裝起義，召集四千餘哥老會成員於11月聚集成都，當他們埋伏在小天竺、安順橋以及茶店子等候起事之時，密謀暴露而失敗。
1911年夏，當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化政策後，一個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在湖南、湖北、廣東以及四川爆發。當成都市民意識到鐵路是「存亡關鍵」，而竭盡全力加入「破約保路」運動時，街頭立即成為政治鬥爭的巨大舞台，公眾集會成為發動民眾最有效之工具。
四川鐵路總公司舉行集會，會場所在的岳府街成為「人的河流」 ，估計有約五千人參加，幾位運動領袖演講路權與國家命運之關係，當會議達到高潮之時，
「與會群眾多痛哭失聲，巡警道派去維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視流淚」
。保路同志會派代表向中央政府請願，在南較場舉行的大規模的送別儀式上，赴京代表發誓不達目的決不回川，此時「台上台下群情激憤」。在另一集會上，當一個小學生代表同學發言，建議每個學生每天向運動捐錢二文，與會者多被深深打動。
一位老者上台摟著這孩子，聲淚俱下地說：「我輩所以必爭路爭愛國者，皆為此輩小兄弟計也」，在場萬餘民眾亦失聲痛哭，甚至維持秩序的警察也表示道：「我亦四川人，我亦愛國者」。顯然，以公眾集會作為宣傳工具來喚起民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改良者與下層民眾首次加入同一政治性組織——四川保路同志會，同志會以街道、職業、社會集團為基礎建立了許多分會，如太平街分會、婦女分會、學生分會、絲幫分會、甚至乞丐分會。各店鋪則組織「一錢會」 ，即成員每人每天捐錢一文給保路同志會。
該組織發起於東大街，又傳到南紗帽街，後來進一步擴展至童子街、梓橦街和馬王廟街。各分會的成立如「雨後春筍」，短期內便出現在每個街道。一些行會諸如木材和絲業等也組織了行業「一錢會」，僅絲業在幾天之內便有二百餘人加入。根據地方報載，一天時間內僅回民即組織分會二十餘個。
四川保路同志會在全城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據傳教士的觀察，當時公開演講成為「明顯的街頭一景」。《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廣為發行，每期達一萬五千份左右。每天《報告》在公共場所一貼出，便人頭躦動，討論熱烈。
此時改良精英也盡量利用街頭來發動民眾，其方法從張貼政治傳單到以大眾娛樂的方式作政治宣傳，諸如金錢板、大鼓書這樣的「下里巴人」演唱都得以運用。
這時廟宇也被用作政治目的，一則關於公開演講的告白告訴我們，同志會的演講會在三義廟、火神廟、延慶寺和文昌宮舉行，敦促士紳、商人和街道居民參加。因此，傳統的宗教崇拜的場所轉變成了政治動員的舞台。
下層民眾響應運動的號召進行罷市。據描述，在罷市期間各街商店關閉，各業停工，整個城市像停了擺的鐘：
成都本是一個摩踵接肩、繁榮熱鬧的大都市，至此立刻變成靜悄悄冷清清的現象。百業停閉，交易全無。悅來戲園、可園的鑼鼓聲，各茶館的清唱聲，鼓樓街估衣鋪的叫賣聲，各飯店的喊堂聲，一概沒有了。連半邊街、走馬街織絲織綢的機聲，打金街首飾店的釘鎚聲，向來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聽不見了。還有些棚戶攤子，都把東西楝起來了。
這個城市從未這麼安靜過，就像突然失去了活力，以至於市民們對這失去的喧囂甚感不慣。
罷市立即影響了許多貧民的生計，然他們又不得不跟隨主流。為幫助他們克服難關，同志會在鐵路公司之下組織了「施濟局」，向三萬多貧民發放米錢。
1911年11月27日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之日。四川高等學堂的美國人那愛德（Luther Knight）所攝
這一時期改良精英對下層民眾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他們總是藐視民眾的道德和思想，然而在民眾積极參与保路運動之後，他們也不得不被下層民眾積極投入運動、出席集會、捐錢出力的熱情所感動。
一位轎夫在捐出他的血汗錢時說道：「苦力也是公民」 ，雖然我們可以說他們對「公民」 的含義恐怕並不十分明白，但無疑這種表白說明了他們對地方政治的關注和參與。民間藝人團體也派代表到同志會表達對運動的支持。
在保路分會的組織下，街民們舉著旗子在四川總督趙爾豐出行經過之處，跪在爛泥里向其請願。這些活動都使精英意識到民眾是一支可以用來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強大力量。
趙爾豐
在改良精英的支持和鼓動下，民眾以修築「先皇台」（即祭祀光緒皇帝的大祭壇）來佔據街頭，以紀念死於1908年的光緒皇帝為手段來表達政治聲音。類似的儀式也深入到各家各戶，在幾天時間之內，各商家、鋪戶和居民的前廳都供起了光緒牌位，門上貼著「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兩句取自光緒聖諭的對聯，因為光緒被視為鐵路商辦的支持者。各街民眾在「先皇台」前晝夜焚香跪拜，整個城市是一派沸沸揚揚。
一位西方目擊者寫到：
「這個城市的每家都立有一書有『光緒皇帝靈位』的黃牌，配以摘抄自准四川商人自辦鐵路的聖諭。各交通要道都立有跨街的大牌坊，置放有光緒畫像，靈位前有花瓶、香案以及其他物品」
。祭奠往往能激起人們的情感，在肅穆的祭壇前，香煙繚繞，儀式莊嚴，人們哭號跪拜，其情緒相互感染。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的氛圍，感受到人們無限悲憤的心境。
顯然，修建牌坊、豎立靈位、燒香祭祀、跪拜街頭等等，這並非僅僅是簡單的宗教儀式，而是反抗。例如街頭牌坊實際上也被民眾用來發泄不滿：由於街頭建有光緒靈牌，致使官員不敢像往常那樣騎馬或坐轎上街，若有官員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則必為民眾所攻擊。護督趙爾豐對此亦有覺察，指責：
省中各街衢皆搭蓋席棚，供設德宗景皇帝萬歲牌，輿馬不得過。如去之必有所借口，更有頭頂萬歲牌為護符。種種窒礙，不得不密為陳告。
因此，街頭的宗教儀式猶如西方城市中的節日遊行，不僅是社會關係的大眾戲劇，而且也可能是權力關係的戰場。
就像法國革命中的三色徽章和愛國壇一樣，保路運動中祭壇和靈位也 「被賦予了神聖的色彩」 。
在動蕩不安的社會衝突中，地方政治文化得以重新建構。
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宗教儀式被用於政治目的，精英和民眾都史無前例地捲入到地方政治之中。
不過應該注意的是，法國革命與保路運動在形式上雖有相似之處，但它們的文化土壤、追求目標、運用手段、領袖素質等都迥然不同。法國革命是「有意識地與其過去分離並奠定新社會的基礎」，但成都的精英們只把其目標限定在經濟利益之內。
不過，如果我們充份理解成都只有十年「啟蒙」 的歷史，我們仍有理由認為保路運動在地方政治中，邁出了史無前例的一步。即使地方精英並未試圖反對清政府，但卻是他們第一次組織民眾挑戰大清政權。
這些公共儀式體現了精英的策略，他們意識到宗教儀式是他們鬥爭的絕好工具。然而，精英並不想走得太遠，從保路運動一開始，精英便竭力避免與政府的直接對抗，並試圖把運動限制在特定的範圍之內。保路同志會發布告示稱：
人人負有維持秩序之義務，今千萬禱祝數事：
(一) 勿在街上聚群！
(二) 勿暴動！
(三) 不得打教堂！
(四) 不得侮辱官府！
(五) 油鹽柴米一切飲食照常發賣！
能守秩序，便是國民；無理暴動，便是野蠻，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緊記這幾句話。
當改良精英力圖發動民眾之時，他們強調的外人及其財產應得到保護，不得讓官府丟掉臉面。顯然，他們試圖使運動運行在「理性」的軌道上，在與權力鬥爭的同時，仍然保持社會生活的穩定。
可以說在保路初期，運動在領袖們的設計之下平穩發展，但成都慘案導致了情況的逆轉，和平請願演變為反清「暴亂」。9月7日，趙爾豐逮捕了羅綸和其他八位運動領導，全城為之震驚。民眾立即聚集示威，很快參加者達千人以上，群情激憤，男女老幼一隻手拿著焚香，另一隻手端著黃色的光緒靈位，湧向總督衙門。
羅綸
大家哭喊著：「還我羅綸；還我羅綸！」籲請釋放運動的領導人。街頭曾經是民眾的活動空間，但這時精英在街頭也充當了一個關鍵角色。成都市民從未見過如此的場面：
警察在前面開道，穿長衫的士紳領頭，後面跟著無數的下層民眾。
城市精英和下層民眾佔在一起，在「公共舞台」 上演出了一場生動的「社會戲劇」。這場和平示威以血案結束。雖然「百姓哀求拜跪」，但清軍並沒有因此憐憫，趙爾豐令兵丁在總督衙門前大開殺戒，瞬間人們四散、店鋪關門，母親在街上嘶聲力竭地尋找失散的孩子，總督衙門前頃刻間留下二十餘具淌血的屍體，以及散亂的鞋子和打破的光緒靈位。
趙爾豐下令向請願民眾開槍
為成都慘案修建的紀念碑（成都人民公園內）
趙進而派兵把守各街口禁止人們通過。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下層民眾，在這次遇難的人中，26位的身份得到證實，其中16個是織匠、刻匠、學徒、裁縫和小販。當遇難者家屬領回屍體時，官府竟迫使他們承認死者是「土匪」，並付40個銀元。
慘案導致了民眾和清政府的直接對抗，和平的保路運動立即演變成為暴力的革命。正如一個目擊者以悲憤的心情所寫的竹枝詞：
新軍錯計恃洋槍，
誰料愚民憤莫當。
奪得洋槍還死斗，
可知器不敵人強。
為防止暴動，趙宣布宵禁，關閉城門以切斷與外界的聯繫。成都慘案使人們放棄了對清政府的幻想，他們以各種方式表達其憤怒，在趙爾豐的告示上塗鴉便是其方法之一。李劼人寫道：
過了一夜，但凡通衢要道，有軍警梭巡地方，告示還象昨天那樣：白紙，黑字，胭脂關防。其他一些偏僻街道的告示，或者被人撕得七零八落，或者告示上遭上土紅桴炭什麼的批得一塌糊塗。……最多是一派謾罵：「放屁！放狗屁！放你趙屠戶娘的狗屁！」
李劼人的《大波》描述了波瀾壯闊的四川保路運動
成都民眾還發明了所謂「水電報」 ，作為與外界聯繫的工具：即將成千上萬的小木片放進河裡，隨水飄到各處，上記成都發生的事件，呼籲外界支持。這一方法被外人稱為「聰明的發明」。
政府對和平請願的血腥鎮壓，造成了人民的武裝反抗。民眾開始組織保路同志軍以作為自己的軍事武裝，從各郊縣湧入。以哥老會成員為主的同志軍手持刀矛，高舉旗幟，每支或數千或上萬，彙集城外準備攻城。成都市民正急切地盼望同志軍入城，此消息立即散布全城。
一天早上，當在街頭玩耍的小孩看見有人騎馬朝南門而來，便邊跑邊叫，「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一位傳教士描述道：「正在理髮的顧客也披頭散髮地跑出來，眼睛睜得大大的，一臉驚訝」。一些人叫著：「他們從南門來了！」另一些人卻嚷道：「北門已經攻破！」隨後人們得知這只是一場誤會。這時的成都街頭充滿著躁動不安，恐慌像野火一樣蔓延全城。
研究中國宗教的人類學家馬丁（Emily Ahern） 指出：「國民可用儀式反對權威」，辛亥革命中的成都街頭所發生的一切，便印證了這一觀點。
馬丁的著作《中國的儀式和政治》
人類學家還發現，宗教儀式、節日慶典以及大眾娛樂往往在社會劇變之時扮演重要角色，這些文化傳統可被政治運動的領導人用於發動民眾以對抗權力。
在過去，下層民眾習慣於遠離政治，對任何反抗煽動總是心懷疑慮。然而，政治的表現形式發生變化後，即大眾宗教和街頭文化被精英用作發動民眾的工具之時，情況則發生了極大地變化，他們像參加宗教或街頭節日慶典那樣投入到反抗運動之中。
但是我們應該意識到，雖然民眾與改良精英在愛國的旗幟下站在一起，但是他們有著不同的既得利益。
對改良者來說，利用民眾力量迫使政府收回鐵路國有政策，但他們並不想把其苦心經營的社會秩序毀於一旦。
然而對民眾來講，運動可以擴展為
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和更好的社會環境
的鬥爭。因此這種合作
難以持久
，一旦辛亥革命在全國爆發，他們的聯盟很快趨於破裂。革命沒有帶來幸福和穩定，反而進入了一個更為糟糕的時代。這是革命者和民眾都所料未及的。大眾文化在政治運動特別是在保路運動中的巨大作用，並不表明街頭政治決定了運動的方向，以前的研究已經指出武裝起義的決定性作用。探索保路運動中的街頭政治，意味著使我們的研究從精英的活動延伸到民眾的角色，即從表面的政治波浪深入到波浪下面的潛流，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場運動，進而也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觀察這次運動以及改良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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