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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之名,緣於「有夏之居」

原標題:「太行」之名,緣於「有夏之居」



文 / 宋旭

太行山是中國最著名的山脈之一。位於山西省與華北平原之間,縱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4省、市,山脈北起北京市西山,向南延伸至河南與山西交界地區的王屋山,西接山西高原,東臨華北平原。它既是中國地理的第三級階梯和第二級階梯的分界線,也是中國半濕潤與半乾旱區的分界線,同時還是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的分界線。


關於「太行山」,早期文獻可見於《山海經》、《左傳》、《列子》、《史記》、《河圖·括地象》、《博物志》等。其中尤以《山海經》(成書於戰國時期,其資料形成可推溯至禹夏時代)為最。漢代《河圖·括地象》說「太行,天下之脊。」東晉《博物志》曰「太行山,北不知山所限極!」宋《感山賦》嘆「上正樞星,下開冀方……巍乎甚尊,其名太行!」明《潛確類書》言太行山「為畿輔之重鎮。」清《一統志》贊其是「中原巨鎮、中州望鎮。」……可以說,「太行」一詞,已經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地理坐標」,成為華夏民族的一個文化符號。


至於「太行山」的身世及「太行」一名的由來,歷代學者則很少涉及。有學者提出,追溯「太行山」由來,焦點有二:一是「正名」,太行山稱謂繁多,常見的大約有「太行山、大形山、五行山、女媧山、母山、皇母山、王母山、秦垌」等幾種,這些稱謂得名原因和歷史沿革狀況是什麼?二是「正音」,「太行」二字讀音如何,是讀「hang」,還是讀「xing」?並藉此將「太行山」之「太行」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之「五行」掛鉤。


其實,此二者均不是追溯「太行山」身世之關鍵。所謂「大形山、五行山、女媧山、母山、皇母山、王母山、秦垌」,實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對「太行山」的「另稱」。譬如「龍首山」,又名「大頂山」;「恆山」,曾名「常山」。這些名號,均為後起,與山體最早冠名的原由是無涉的。至於「hang」與「xing」,均不是「行」之上古確音。

筆者以為,考察「太行山」身世,應該明確的,是以下三個問題。


其一,最初的「太行山」到底在哪裡?


其二,「太行」之「行」,上古讀音究竟是什麼?


其三,最早的「太行山」與其周圍族群的關係。


最初的「太行」

現代意義上的「太行山」,起於北京市西山,向南延伸至河南與山西交界地區的王屋山,西接山西高原,東臨華北平原。但從歷史文獻來看,這種提法是西周以後逐漸形成的。西周以前的「太行山」,應該就是《山海經》所記:「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


關於《山海經》的成書,一直以來,是一個謎團,其中牽涉到春秋時期的一樁公案。據《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0年),景王因寵愛王子朝,想立他為太子。但尚未來得及冊立,周景王便於同年四月十八日在榮錡氏那裡去世。周景王死後,周悼王繼位。王子朝攻擊並殺害了周悼王,自立為王。五年後,晉國攻打王子朝而擁立周敬王。王子朝遂攜周室典籍(應當還有包括大量的周王室青銅禮器)投奔楚國。另據《呂氏春秋·先識》記載:「夏太史終古見桀迷惑,載其圖法奔商」、「商內史向摯見紂迷惑,載其圖法奔周。」說明當時周王室圖書館收藏有夏、商時期的典冊,其中就可能包括《山海經》所涉的原始資料。


根據筆者多年的研究,《山海經》所記的「太行山」,應該就是今天中條山東段(運城市鹽湖區與平陸縣之間的山地以東)的起始部分。在《三家注史記·封禪書》中:「自華以西,名山七……薄山。薄山者,衰山也。《集解》: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索隱》:薄山者,襄山也。應劭雲「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雲「自河首襄山」。酈元水經雲「薄山統目與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北,與中條山相連」。


而在酈道元的《水經注·河水》中:「(永樂澗水)水北出於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酈氏所言之原文是「太史公《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薄山,即襄山也。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山海經》曰:蒲山之首,曰甘棘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東則渠豬之山,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河。」——其中的「共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河」,說明「甘棘之山」與「渠豬之山」只能在黃河大拐角的東北部——即今天山西省永濟至芮城一帶,才能「西流注於河」、「南流注於河」。


值得一提的是,酈氏原文並無「中條」一語。說明在酈道元的年代裡,並無「中條山」一名。

最早見於史籍的「中條山」,是為唐代司馬貞的「大河徑中條(山)之西,自中條(山)以東,連汾、晉之險嶝,謂之嶺厄。」


說明今天的「中條山」,是唐代以後的叫法。


在《山海經》中,「中條山」是一分為二的。其西段,即從永濟市韓陽鎮到夏縣軍家嶺一段,正是《山海經·中山經》所記:「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又東三十五里,曰蔥聾之山……」。這段山體走向大致為「西——東」向,幾乎與黃河平行。在《山海經》中,這一列山的總長度出現了兩個數字。按照山與山之間距離累加的方法,得出的數字是937里。但在「中次首經」的總述中,卻言「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於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這就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原文存在錯簡或漏簡,二是在整理和傳抄過程中出現錯訛。因與本文關係不大,不作專述。


從軍家嶺以東,山勢陡然升高,並折向東北,便是《山海經·北山經·北次三經》之「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王屋」之後諸山,折而向北,後世統稱之為「八百里太行」。


(《山海經》中的「太行之山」)


需要說明的是,「山脈」、「山系」的概念是隨著人類視野的不斷擴大而逐漸形成的。在《山海經》的年代裡,不可能有今天意義上的「山脈」、「山系」概念的。同時,以其生產力狀況,也不可能在崇山峻岭之間,測定甲山到乙山的直線距離的。《山經》所載的里程數,極有可能是人們以步量的方式,沿著山間小徑測出來的,其間的迂迴曲折,蓋不應以今天之直線距離而求之。所以,《山經》中所謂「又東××里」,並非直線距離。其直線距離實際上是一個「不確定數」,但一定大大小於《山經》所記里程數。根據日常經驗,《山經》中所言之「一百里」,其直線距離不會超過40里。如山勢險峻,地形複雜,這一數字還會縮小。所以,《山海經》中的「太行之山」,其幅員不會超過100華里。同時,根據山與山之間的距離,也可確定山勢險峻程度——在人口稠密度相同的地區,兩山之間距離較遠的,說明地勢險峻,步行繞道較多;距離較近的,說明山勢平緩易行。上古時期,晉南一帶是華夏腹地,人煙稠密,而《北次三經》之間的距離相對要比《中山經·薄山》諸山之間的距離要大,恰恰說明了其險峻程度遠超西段,再向東延伸,就進入了壁立千仞的「八百里太行」了。


「太行」之音


「行」,今天讀音有四。


「hang2」:行列,排行,行業。


「hang4」:樹行子。


「heng2」:道行


「xing2」:行走,行程,行銷,行商,行不行。


今天的多音字,都是不同歷史時期音變造成的。在上古時期,「行」的讀音就是《說文解字》中的「戶庚切」。擬音「ga:ng/ga:ngs/gra:ng/ gra:ngs」。其中的後鼻綴音「ng」可能是上古漢語存在「變格」之故。筆者懷疑晉語中的「圪字頭」大部分與上古漢語「變格」有關,或當於東南地區吳越方言地名中的「句字頭」。若將「ng/ngs」去掉,就是「gra」。


在上古時期,「夏」字讀音為「gra」,「華」之讀音為「gwra」。「華」即是「夏」,故曰「華夏」。周王室族源與「禹夏」相同,同源於「西羌」。所以西周時期將分封中原的諸侯(大多為王室成員)稱為「諸華」或「諸夏」。


而「太」之古音,可擬為「tha:ds」。通「大」,通「泰」。


讀《山海經》,尤其是《山經》部分,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凡是族群名、動物名以及山水地名,便不知所云。說明這些名稱與我們現在使用的漢語之間有一個斷層,這個斷層就是「夏」與「商」的斷層,包括語言在內的文化斷層。也就是說,「夏」所使用的語言(可能包括文字),並非商代以後一直襲用的漢語。「商革夏命」,是一次包括語言在內的徹底的革命。而周滅商代有天下,其文化是有繼承的,尤其是對語言和文字的繼承。這也是今天人們對甲骨文尚能部分釋讀,而對零星發現的夏代文字卻無法釋讀的關鍵所在。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告訴人們,《山海經》中的《山經》部分,很可能是一部翻譯作品。其大部分內容是意譯,而涉及到動物名稱、山水地名則採用音譯(這也是後世譯著通常採用的方法)。所以,散落於《山海經·山經》中的「錢來之山」、「皋塗之山」、「鳥危之水」、「祁夷之水」等等,其中的「錢來」、「 皋塗」、「鳥危」、「祁夷」僅僅是「記音」辭彙,後世諸儒以漢語意境尋解其義,是為徒勞之舉。


若是,所謂「太行」、「太華」,都為音譯記音性質。從其古音所讀,均可訓為「大夏(tha -gra)」之異寫。



最早的「太行山」與其周圍族群的關係


根據《山海經·北次三經》,我們知道最早的「太行山」,就是今天中條山東段(運城市鹽湖區與平陸縣之間的山地以東部分)的起始部分。而在《山海經·五藏山經》資料形成的年代裡,這裡正是「大夏」部族聯盟的中心所在。《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實沈,……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左傳》定四年敘述分封唐叔事:「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杜註: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此處故夏虛也稱大夏之虛。《括地誌》「夏後別封(堯裔子)劉累之孫於大夏之墟為唐侯。」《史記·秦始皇本紀》「禹鑿龍門,通大夏。」這是禹治水時所到之地域,可能即於此留下重大影響。而後世託名伊尹的《商書·四方獻令》「正北空同(khotan,于闐、和田)、大夏(thagra)、莎車、姑他(烏丸)、旦略(儋襤)、豹胡(薄姑)、代翟(代戎)、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秀容)、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其中的「空同」,可直譯為「kho-tun」,「tun」即漢語之「屯(村落,聚居地)」,「t」變為「d」,即「倫敦」之「敦」,「波斯頓」之「頓」。母音「u」低化為「a」,即「khotan」,也就是漢代以後西域之「和田」、「于闐」。而《四方獻令》中,從商王朝北境,由南向北,依次序列的臣服邦國,最先述及的就是「空同」、「大夏」,亦說明在商代初期,黃河以北的晉南地區仍是「虞氏」和「大夏」的聚居之地。


近年來,考古發現,代表夏朝的「二里頭文化」地兼中條山南北。這與歷史文獻中「中條山以北有夏墟」,南面偏東一帶為「有夏之居」不謀而合。上古時期,人們習慣以本部族族名或聯盟名號命名所臨山水、所居之地,所以後世遷徙到哪裡,往往把最初的地名就帶到哪裡,因為這些「山名」、「水名」、「居地名」,本身就是他們的「族號」。


今天,從地圖上看,《北次三經》之「太行之山」,就位於夏縣西南不遠處,而「夏縣」正是夏王朝曾經的都城,即傳說中的「禹都安邑」。相傳夏啟接帝位亦建都於此……桀又居之。


由緣於此,筆者認為,最初的「太行之山」,實為「大夏之山」。也就是「有夏所居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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