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札日記里的葉聖陶，喜愛花花草草的葉聖陶
葉聖陶先生（1894-1988）是我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俯仰兩無愧——葉聖陶文獻展（第一期）」正在蘇州美術館舉行（展期至9月16日）。
近日，葉聖陶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商金林以《葉聖陶的精神世界及完美的人格》為題進行了一場講座。《澎湃新聞· 藝術評論》根據講座實錄整理並刊發。
商金林 圖片來源：蘇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葉聖陶出生於平民家庭，只有中學學歷，是自學成才的典範。他謙虛好學，注重實踐，專求生活的充實，腳踏實地點點滴滴地積累信心、經驗和成就，是我國現代教育史上少有的從初等小學和幼兒園教起一直教到頂級學府的教育家，從初等小學教材編起一直編到大學教材的大學者；是從中學年級小報編起最終成為大出版家。
新中國成立前，葉聖陶是語文教育的大師，同時也是商務印書館台柱、開明書店的靈魂。新中國成立後，葉聖陶擔任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同時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把主要精力放在出版、教育和中小學教科書的編撰方面，成了新中國出版事業的開拓者，以及教科書尤其是大學以及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的奠基人。「文革」後葉聖陶擔任中央文史館長、中國民進促進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許多重要職務。而最為人稱道的，是葉聖陶先生身上特有的與眾不同的氣象或氣度，也就是他的精神世界及完美的人格。
葉聖陶
1. 像一個「苦工」那樣「苦」做出來
葉聖陶的一生，樹立了一個典範。我們完全可以像他那樣認認真真地去「做」，沿著他開創的「成才之路」接著往前走。
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名人巨子燦若星河。但真正讓我們可以「照著學」和「照著做」的並不多。我們向他們學習更多的是學識思想精神層面的學習，卻不可以「照著做」，也不可能「照著做」。
葉聖陶先生不一樣：出身於蘇州城內懸橋巷一個平民家庭，父親葉鍾濟，職業是賬房，為一位姓吳的地主家管理田租，月薪僅十二元。母親朱氏料理家務。葉聖陶在《略述我的健康情況》一文中介紹說：
我母親是我父親的第二位續弦，生我的那一年，我母親三十歲，我父親四十七歲了。我生後第三年又生了妹妹，再過四年生了第二個妹妹。大妹妹十三歲時病故。
那時，葉聖陶家裡除了父母親和兩個妹妹之外，還有祖母和外祖母，全家七口人，僅靠父親微薄收入維持生計，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1911年11月27日日記中寫道：
我家無半畝田一間屋，又無數十金之儲蓄，大人為人作嫁，亦僅敷衣食。
「我家無半畝田一間屋」，稱得上是比較貪寒，沒有靠山。他只念過一年小學和五年中學。1912年在草橋中學畢業後當上了初等小學的教員（小學二年級的級任老師），1914年7月，被舊勢力排擠出校。同年9月初，到蘇州農業學校任書記，刻寫和印刷講義，每天必須繕寫蠟紙八千字，還有油印出來，他實在忍受不了校方的苛求，只好離職，於是靠寫文言小說換取稿費貼補家用。1915年4月，由郭紹虞介紹，到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尚公學校擔任小學高年級教員，還當過一學期的幼兒園老師。
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由上海群益書社出版，自第二卷第一號起改名《新青年》。葉聖陶受到《新青年》的影響，誓言要做如「初春」如「朝日」那樣「新鮮活潑」「噴薄欲出」的「新青年」。於是提倡教育改革，但未能如願。
1917年春來到蘇州甪直任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教員。第五高等小學校長吳賓若是葉聖陶的中學同學，同事中還有老同學王伯祥。他們志同道合，在時代的召喚下進行教育改革，自己編寫教材，改進教學方法，創辦「生生農場」，舉辦園藝、勞作、文娛、遠足等各種課外活動，全面培養孩子們的品德、智力和才幹。1919年7月，葉聖陶的夫人胡墨林應邀到五高女子部任教，葉聖陶就把家搬到甪直，過上了鄉村生活。
葉聖陶與夫人胡墨林攝於甪直，1919年
甪直期間，葉聖陶在教育改革和新文學創作兩個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業績。1921年夏，葉聖陶應邀到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任教，由小學教員晉陞為中學教員。應邀前來執教的還有朱自清、劉延陵、吳有訓、周予同等所謂「八名新教員」，大家都有改革教育的熱望。中國公學代理校長張東蓀和中學部主任舒新城也支持他們改革，但遭到舊派勢力的抵制，葉聖陶和朱自清等受到攻擊，憤然辭職。朱自清回到他原來執教過的杭州浙江第一師範執教，一師也委託朱自清把葉聖陶請到一師講國文。
1922年2月，葉聖陶應邀擔任北京大學預科作文課講師。因為北大欠薪，葉聖陶教了不到二個月回蘇州了。這之後，葉聖陶應邀到上海神州女學復旦大學執教。1923年由朱經農介紹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國文部當編輯，完成了由職業教師到職業編輯身份的轉換。
由初等小學幼兒園教師，成了大學教師，葉聖陶用了十年。於此同時，葉聖陶還由一個文學青年躋身於新文學先驅者的行列，由一個文學愛好者成了新文學的奠基人之一，1919年加入了北京大學部分師生創辦的「新潮社」。1921年1月參與發起成立了我最早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1921年3月，到上海和沈雁冰、鄭振鐸、沈澤民商討創刊文學研究會的會刊《文學旬刊》、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以及《小說月報》革新等重大議題，與沈雁冰、鄭振鐸一起成了文學研究會最堅強的核心。他創作的短篇小說集《隔膜》《火災》童話集《稻草人》，以及與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新詩合集《雪朝》，都是新文學初期很重要的成果葉聖陶1921年3月至6月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四十則《文藝談》，是我國新文學史上最早的理論著作。
葉聖陶沒有家庭背景，沒有名家提攜，沒有高深的學歷，也不是一舉成名，像丁玲張愛玲那樣靠「處女作」「成名作」一鳴驚人，而是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他的成功憑的是自己的努力，好學不倦，像一個「苦工」那樣「苦」做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可以學習的典範。
2.敬畏和感恩之心
葉聖陶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誠實地面對自己，對工作始終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對社會大眾始終懷有「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這些謙虛而真誠的情感貫穿了葉聖陶長長的一生。
葉聖陶對聯
責任心和使命感的起點是實力和實學。葉聖陶不止一次地說過：當教師的倒出一杯水，得要準備一桶水； 「編輯」，「至少也應是先驅者」。「編輯」面對的不僅僅是「幼稚」的「未成熟」學童，也面向「攻究科學的文學的乃至一切學問」的專家學者，面向「經商的做工的乃至營一切事業的」國民，這就要求「我們的編輯者都是富有經驗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種科學的學者」，「時代是刻刻趨新的，學問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擴大的。要永久站在時代的前列，要探測深廣的學海」，編纂出精美的書刊，奉獻純正的「精神食糧」，成為「追蹤時代探測學海的引導者」。現實生活中有些編輯把出版工作說成是「為他人做嫁衣裳」，葉聖陶不這麼看。他說當編輯是最愉悅的事，「新篇細校得先娛」，編輯從事的是「人類文明催生婆和接生婆」的工作。作家和學者們「十月懷胎」，編輯就是要「催生」和「接生」，把作家和學者們孕育的「作品」接受下來，精心包裝，滿心歡喜地送到讀者手中，催促人類文明的積累和不斷發展，這工作是很神聖的。
為了當好「教師」和「編輯」，葉聖陶博覽群書，夯實學術根基。早在1914年9月，就請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好友顧頡剛幫他擬定《為學程序》。1914年9月29日日記：
接頡剛一書，為學程序業為定就，條分縷析，備舉無遺。苟能銘其言於肺腑，行之十年，中國學術亦足謂得其大凡矣。茲錄其自定為學方針，並以詔我者於下：
一、四部不能偏廢。
二、經應盡治，正史治至《三國志》。
三、小學之音韻形體訓詁，分年肄之。
四、集部不但重記憶涉覽，故前後應不異書。
五、文至南北朝而止，詩至唐代而止。
六、目錄學為研究學術系統之關鍵，必與平議並重。
七、語錄學案雖極委瑣，然欲洞明學術之大體，亦應涉獵。
頡剛為余定每日讀書時間如下：
上午，經（兩小時），小學（一小時），
下午，史（兩小時），小學（一小時），
夜，集（兩小時），平議（半小時），目錄學（半小時）。
頡剛云：今定程序為四分，每分速治則一年，遲治則二載，中則歲半；不必存猛進之心，唯計日進，量力而讀。畢業不妨復誦，圈點不妨重加，毋畏買書，毋畏參考，毋畏巨帙，毋畏新書而不加圈點，毋畏臆想而不登筆記。久而久之，自與神化。
《為學程序》共四個部分，對所學的「經」、「小學」、「史」、「子」、「集」、「平議」和「學案」，列有詳細的書目，葉聖陶奉為「指南」，銘於肺腑，專心志學，「計日而進，量力而讀」，「行之十年」，果真成了有深厚學養的學者。
與學習「經史子集」（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相呼應的是閱讀新文學和「域外經典」。葉聖陶說他讀中學的時候固定閱讀的報刊有六七種，看到好的小說和詩歌就抄下來，反覆揣摩（如蘇曼殊的自傳體小說《斷鴻零雁記》等），說他寫文言小說是受了外國文學的影響，他的教育理念也是外來的，儘管沒有出國留學，但眼界是開闊的，對日本和蘇俄文學關注得尤其多。雖說不是才華磅礴，英華外發的人，但功底厚實，有真才實學。只有了真才實學，這才談得上責任心和使命感。
在1912到1923年這十年中，葉聖陶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我們可以從他的散文《薪工》中來品味。《薪工》寫1912年3月31日他第一次收到薪水時的心情，文章中寫道：
校長先生把解開的紙包授給我，說：「這裡是先生的薪水，二十塊，請點一點。」
我接在手裡，重重的。白亮的銀片連成一段，似乎很長，彷彿一時間難以數清片數。這該是我收受的嗎？我收受這許多不太僭越嗎？這樣的疑問並不清楚地意識著，只是一種模糊的感覺通過我的全身，使我無所措地瞪視手裡的銀元，又抬起眼來瞪視校長先生的毫無感情的瘦臉。
「一切的享受都貨真價實，是大眾給我的，而我給大眾的也能貨真價實，不同於肥皂泡兒嗎？」從這以後，葉聖陶每月領薪水時總有一種「僭越之感」，總是策勵自己在「執教」以及在為「大眾」貢獻「心力」時，「務期盡量」。
葉聖陶日記
葉聖陶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時月薪200元。1931年3月離開商務，到開明書店任職，開明給他的月薪也是200元。他發現老闆章錫琛和總編輯夏丏尊的薪酬都不到200元，就主動要求降薪。章、夏二人當然不能同意，葉聖陶就讓夫人胡墨林也來開明當編輯，協助他主編《中學生》雜誌，分文不取，用「二個人合拿一份薪酬」的方式，把自己的薪酬降下來。
抗戰初期在樂山武漢大學當教授，月薪300元。他在1938年11月29日給上海朋友的信中說：「大學教師任課如是其少，而取酬高出一般水準，實同劫掠。於往出納課取錢時，旁頗有愧意，自思我何勞而受此也！」
與「使命感」和「敬畏之心」成正比的，是一個人的學識和品行。1949年3月，葉聖陶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到北平，出任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統籌解放區教科書的編審工作。1949年8月，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的《初級小學國語課本》和《高級小學國語課本》，由華北聯合出版社出版（簡稱「華北版」）。過了不到兩個月，新中國誕生了。新中國得用新中國的教材，但因時間倉促，只能對「華北版」進行修訂。1950年6月，經過修訂後的《初級小學國語課本》和《高級小學國語課本》（簡稱「新中國版」），由新華書店出版。雖說是修訂，但面貌一新。
新中國成立後，葉聖陶名義上是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兼人民教育出社的社長和總編輯，但他從不攬權，從不以「領導」自居，「俯首甘為孺子牛」，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坐在辦公室里看稿改稿，或者外出和學校的老師們一起備課研討，心裡想的是把教科書編好。人民教育出社的老編輯說過經葉聖陶先生看過的稿子不會出錯，他學問好，又最認真。今天編教材，隊伍浩浩蕩蕩，眾聲喧華，批評的聲音也不絕於耳。葉聖陶主持編撰教材時，參與編撰的人員並不多，也沒有像今天這麼轟轟烈烈的聲勢，但進度快，質量高，遇到難題葉聖陶總能集思廣益，一錘定音，他主持編撰的教科書都無愧於我們這個時代。我們今天所推崇的「契約精神」「工匠精神」「奉獻精神」和「主人翁精神」，在葉聖陶身上表現得都很鮮明。
3. 不辱時代使命
無論何地，葉聖陶總能認清前進的方向，全身心地融入時代大潮中，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國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不但跟著時代向前走，也推著時代向前走。
1921年3月11日，葉聖陶在甪直執教時寫過一篇自傳式的短篇《綠衣》，抒寫了他當時的心境。葉聖陶在甪直的五年里，生活中有很多孤單和寂寞。1919年暑期校長吳賓若因車禍去世。不久，王伯祥到廈門集美學校任教。可葉聖陶仍留在甪直，直到1922年秋才把家從甪直搬回蘇州。他在短篇《綠衣》中寫到，那時唯一能支撐他的是「綠衣」（郵遞員）「每天傳來的消息」（報刊和朋友們來的信件）。他說這「消息」的「勢力真偉大，他能給我們安慰，保證他勖勉，鼓勵……總之，他能使我們快樂長進。」要是因為天氣原因郵船停了，郵遞員來不了了，葉聖陶說他就猶如「漂流荒島」似的，「覺得和世界隔絕了，那種心底的孤寂，失望，悵惘」環繞自己，乃至陷入「虛空夢幻」。
說起舊中國，我們都會很自然地聯想起聞一多的《死水》，舊中國像一潭死水似的讓人感到絕望。但那又是一個中華民族開始覺醒的年代，中華民族的「先知」和「先驅」們毅然奮起，描繪「新國民」、「少年中國」、「新中國」的藍圖。《新青年》《新潮》《少年》乃至《布爾什維克》《紅旗》《紅旗周報》《文藝陣地》《抗戰文藝》等報刊蜂擁而出，從不同的層面傳播新文化和新思想，匯聚成了時代的主潮，推動社會的變革和進步。葉聖陶說他要是一天看不到這些報刊，就猶如「漂流荒島」似的，「覺得和世界隔絕了」。這個認知同樣也是貫穿他長長的一生的。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思潮，葉聖陶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順應時代的要求，推動時代向前走，真正做到「不辱時代的使命」。
華君武重讀葉聖陶《稻草人》後所作的《喜看草人著新裝》
葉聖陶身上表現得最鮮明的是「知行合一」。1923春，葉聖陶進商務印書館國文部當編輯。當時商務印書館有一批早期的共產黨員，如沈雁冰楊賢江（《學生雜誌》的主編）等，與瞿秋白惲代英等也有往來。葉聖陶在《紀念楊賢江先生》一文中說：「他（楊賢江）曾經邀我加入共產黨，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黨式，我沒有答應他。」
細讀這兩句話，我們可以作如下的猜測：楊賢江邀請他加入共產黨，葉聖陶也同意了，按說也是填過入黨申請表的。可為什麼在履行「入黨式」的這個節骨眼上婉謝了呢？很可能是看了「入黨誓言」後猶豫。那時的「入黨誓言」中會有為革命獻身的之類的豪言壯語，葉聖陶覺得很難做到，於是就取消了「入黨」的意願。
葉聖陶就是這樣，不尚空談，不說過頭的話言必信，行必果。他在《題開明二十周年紀念碑》中寫到兩句話：「樸實而無華，求進勿欲銳」，這固然對「開明人」說的，但卻正是他自己的寫照。
4. 有所不為，無所不容
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同人都會有這樣的感慨：中國現代文學似乎從誕生之日始，就有了門戶和派系之爭。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作家輩出，成就輝煌。但沒完沒了的論爭帶來的是非和恩怨，所產生的消極面也不可小視。
葉聖陶被「右翼」說成「赤化」，領受「盧布」的津貼而「左翼作家」則說他生活在「資本家的腋下」，是「市儈派的小說家之代表」，把他的新文學作品劃定為應該打倒的「小資產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1931年2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成立，葉聖陶被排斥在「左聯」之外。
葉聖陶主編的《小說月報》《婦女雜誌》《中學生》
葉聖陶對於批判和排斥過他的「左翼作家」寬宏大量，非但沒有「反批判」，反倒利用他主編的《小說月報》《婦女雜誌》《中學生》雜誌的便利，給他們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小說月報》規定文章登出之後再付稿費，而錢杏邨、蔣光慈、夏衍他們大都是交了稿就領稿費，而有些稿子稿費已領，後來並不見得刊用。這些黨員作家大多無固定收入，葉聖陶的特殊照顧解決了他們在生活中的實際困難。葉聖陶在發表他們的作品時，充分地尊重他們的意向，對他們文章中的激憤的文字能不刪改的盡量不刪改，儘可能擴大「革命文學」的傳播，真正做到了「無所不容」。葉聖陶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恩怨怨，在文章書信和日記中從未說過不利於團結的話。
可對「反動派」和社會上的種種醜惡的現象，葉聖陶則嫉惡如仇。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9月，蘇州告急，葉聖陶帶著年過七旬的老母，連同夫人胡墨林和至善至美至誠，還有未過門的兒媳夏滿子一起逃難。1938年初到了重慶，後來又流亡樂山和成都。抗戰勝利以後，葉聖陶歸心似箭，想早日與闊別八年的留在上海的親友們會面。可當時「複員」的人太多，交通工具缺乏，要弄到一張飛機票或輪船票，非得去走門路託人情不可，葉聖陶向來不習慣於這一套，就放大膽子冒著翻船和遭劫的危險，和全家人一起雇了一條木船「東歸」，從重慶過三峽回上海。船上上有年過八旬的老母，下有剛三歲多的長孫三午，沿途經歷了「漏水」、「損舵」，「折棹」、「撞船」、「觸礁」、「擱淺」以及「駕長」逃逸等種種磨難，歷盡艱辛，一共走了47天才到了上海。
明知有生命危險，但也決不「越出常軌」，「找關係」或買「黑票」。這種「有所不為」的執著，把「有所恨」的立場和情感抒發到了極致。今天，我們在營造社會新風的時候，更應該倡導用葉聖陶的這種堅守來塑造我們的人格。
葉聖陶的這種堅守源自他首先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普通的公民，一個合格的公民（他一再強調「教育就是培養公格的公民」），並時時從「公民」的立場反思自己。
1949年春葉聖陶來到北平（北京）擔任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委會，8月被安排到東四八條居住，是一座四合院，四家合住，他住的是向陽的「正房」，心裡感到很不安，8月28日日記中寫道：「余家居北屋，三間，為全屋之精華。與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顯見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後玻窗，有洗浴室，蓋上等之家屋也。」成了「上等之家」，其潛台詞就是「所得太多」。 1961年年初，葉聖陶患浮腫，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給了一些慰問品，這讓他又是感到不安，1月25日日記中說：
昨日部中（教育部）囑往購蔬菜，老高往，得西紅柿、黃瓜、蓬蒿菜而歸，皆暖房中之產品。今日社中（人民教育出版）送來白菜五十斤，帶魚四斤。此皆因余患浮腫，特殊為之照顧，感之。其實余之浮腫並不嚴重，不久當可就痊。
所有這些，都是對「有所不為」的最好的闡釋，也是散文《薪工》所說的所取不「僭越」的思想的升華。人只有堅守「有所不為」這條底線，才能做到「無所不容」，謙恭屈己，這就是葉聖陶給我們的啟示。
5. 熱愛生活，順物自然
葉聖陶出生那年，「父親四十七歲了」，1919年7月父親去世，這一年葉聖陶年僅25歲。1957年3月，葉聖陶的夫人胡墨林去世，這一年葉聖陶63歲。夫人去世後他一個人獨立支撐了三十一年。用世俗觀念看，葉聖陶的一生似乎並不美滿。在舊中國，葉聖陶顛沛流離，抗戰期間舉家逃難，有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39年8月19日日本飛機狂炸樂山。樂山城內炸去三分之二，死傷甚眾。葉聖陶家「所有衣物器用書籍悉付一炬」。可不管生活有多不如意，葉聖陶總能平靜地接受不管生活多麼艱難，葉聖陶家裡總是充滿了濃濃的愛意，讓人羨慕不置。這與葉聖陶熱愛生活，懂得欣賞有關。
葉聖陶熱愛生活，平時總能從繁忙的工作中騰出時間來旅遊、篆刻、寫字、鑒賞、品茶、喝酒、栽花種草，顯得「心有常閑」。
葉聖陶自幼喜愛動手種植花草。1930年代初在上海居住的時候，他硬是請人把自家天井裡的水門汀刨掉，從市郊的田野里運來泥土，栽下了薔薇、紫藤、紅梅、芍藥、夾竹桃、綠梅，此外還有「一棵綠葉蓬蓬的柳樹」，「以及叫不出名字來的兩棵灌木」和「一棵小刺柏」。1935年在蘇州青石弄五號置了四間瓦舍，是一座中西合一式的平房。平房前面有個庭院。院中栽了廣玉蘭、紅梅、石榴、槐樹、日本楓、葡萄……十幾棵樹木。抗戰八年在四川，生活艱難到了極頂，但仍不忘種點花草釆些野花點綴生活。在1939年寫的《浣溪沙四首》中就有「觀釣頗逾垂釣趣，種花何問看花誰？」「野菊蘆花共瓦瓶，蕭然秋意透疏欞」的詩句。
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住的宅院里也種滿了「花花草草」。「文革」初起時「破四舊」，把「花花草草」作為「四舊」一股腦兒地鏟了，可到了1970年前後又慢慢地種了起來，院子里「花草繁茂，彌足欣羨」。
葉聖陶愛花草樹木，不僅僅是為了「賞玩」，為了拓展植物方面的學識，而是帶有向天地和萬物學習的用心。他在1935年寫的《天井裡的種植》一文中說：
我們樂於親近植物，趣味並不完全在看花。一條枝條伸出來，一張葉子展開來，你如果耐著性兒看，隨時有新的色澤跟姿態勾引你的歡喜。到了秋天冬天，吹來幾陣西風北風，樹葉毫不留戀地掉將下來；這似乎最乏味了。然而你留心看時，就會發見枝條上舊時生著葉柄的處所，有很細小的一粒透露出來，那就是來所新枝條的萌芽。春天的到來是可以預計的，所以你對著沒有葉子的枝條也不至於感到寂寞，你有來春看新綠的希望。
也正是有感於人要向天地和萬物學習，每年仲春時節，院子里的兩棵大海棠盛開的時候，葉聖陶都要邀老友王伯祥、顧頡剛、章元善、俞平伯前來聚會，飲酒賞花，戲稱「五老賞花」。王伯祥和顧頡剛謝世後，「五老賞花」成了「三老會」。葉聖陶在寫他晚年生活的一首詩《老境》中說：「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頹唐。把酒非謀醉，看書不厭忘；睡酣雲夜短，步緩任街長；偶發園遊興，小休坐畫廊。」「步緩任街長」，說他晚年常上街散步，一走就是二三公里。「偶發園遊興，小休坐畫廊」，是說風和日麗的時候，常由兒孫輩陪伴遊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無論是「上街散步」還是遊園，看的是花草樹木，激發的卻是對生活的愛和心情的愉悅。
與欣賞花草樹木相比，葉聖陶更懂得欣賞人，因而有很多朋友，可以說有一個朋友群，他的朋友都是相伴一生的朋友。朋友中有私塾、小學、中學的同學顧頡剛、章元善、王伯祥、吳賓若；有從小就相識的朋友郭紹虞；有一起創辦《詩》月刊的朱自清、劉延陵、俞平伯；有一起創建文學研究會的茅盾、鄭振鐸、胡愈之；有由學生成為朋友的如馮雪峰、汪靜之；有給他主編的《小說月報》投稿後來成為朋友的如老舍、巴金、沈從文、丁玲、戴望舒、施蟄存；有給他主編的《中學生》雜誌後來成為朋友的如胡繩、吳全衡、子岡；有由幫助出書後來成為朋友的如冰心、呂叔湘、秦牧、端木蕻良、吳祖光；還有當教師時的同事如朱光潛、朱東潤、曹禺；有開明書店的同事如夏丏尊、章錫琛、宋雲彬、徐調孚、傳彬然和丁曉先，等等，都是一輩子的好朋友。
葉聖陶與巴金（左上，右）、與冰心（右上，右）、與老舍（左下，左）、與俞平伯（右下，前排右）。
交友之道貴在心心相印。一是信任，二是尊重，三是不懷疑，不打聽。胡愈之解放前在學界和出版界的影響似乎不如葉聖陶那麼大。1940年11月，胡愈之到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的主編。1942年1月，日軍佔領了馬來亞首府吉隆坡後，胡愈之流亡到蘇門答臘。1945年3月，國內有過他已病逝的傳言。葉聖陶就在他主編的《中學生》雜誌上出一期紀念胡愈之專輯，約請茅盾、傅彬然、宋雲彬、柏寒、鬍子嬰等撰文悼念。葉聖陶的文章題為《胡愈之先生的長處》，側重寫了胡愈之的四個長處：自學精神、組織能力、博愛思想、友愛情誼。於此同時，他又希望胡愈之的「死訊」是個「誤傳」，說「如果我們有那麼個幸運，得與他重行晤面，這個特輯便是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的憑證，也頗有意義。」
這「死訊」果真是「誤傳」。解放後，胡愈之任出版總署署長，葉聖陶任出版總署副署長，胡愈之成了葉聖陶的「頂頭上司」。按說這是很忌諱的事，但他們相處得很好。「文革」後胡愈之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有人疑慮，胡愈之怎麼當上那麼大的官。葉聖陶則為他高興。1979年黨中央公布了胡愈之的「秘密黨員身份」——1933年就秘密入黨，被安排在「民主黨派」內做統戰工作。有人聽了很氣憤，罵胡愈之專「給共產黨打小報告」「出賣朋友」。按說最不爽的首推葉聖陶，可他反倒對胡愈之更加欽佩，說與胡愈之相交五十多年，胡愈之在他面前從未透露過他的身份，這才叫「守口如瓶」。胡愈之對黨交待的事「守口如瓶」，對朋友的話也會「守口如瓶」，絕對不會暗地裡「打小報告」，「出賣朋友」的。
有朋友的人不會寂寞，更不會消沉。常言道「人生難得一知己」。葉聖陶的「知己」可不止一個。朋友之間的情誼也是「互惠」的，你他給了朋友真誠，也換來了朋友對你的真誠。朋友間的交流、切磋，終身受益。是否有朋友，取決於心地純潔，有人情味，能欣賞，不攀比，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心心相應。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講座現場 圖片來源：蘇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澎湃新聞 陸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