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晚清的兩個御史與一個女人｜史鑒
原標題：震驚：晚清的兩個御史與一個女人｜史鑒
非桃色新聞
晚清：兩個御史和一個女人
御史，被稱為不法官員的剋星，歷史上多的是「鐵面御史」、「燒車御史」等等響亮的名號，總是和清廉、正直，敢於抗上，不畏權貴等形容聯繫在一起。然而，御史這個群體並非個個都是鐵面無私的，也有令人不齒的小人。
在晚清的御史群體中，就有兩個特殊的人物。一個是董元醇，一個叫楊崇伊。很多愛好歷史的讀者都沒有聽說過這兩個人。在清朝，御史官階不高，從五品，就是各部員外郎級別，與《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副千戶身份相等。然而，這兩個小人物，都圍繞著同一個女人，並且對晚清政局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一個開啟了「祺祥政變」，一個則開啟「戊戌政變」。歷史上將他們和聲名不佳的老佛爺慈禧聯繫在一起。
董元醇，河南洛陽人，咸豐二年（1852年）中進士，授翰林，咸豐十年改授山東道御史。
咸豐十一年（1861年）8月，咸豐皇帝在熱河病死，他唯一的六歲兒子載淳即位，年號祺祥。咸豐臨死前，遺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大學士肅順，額駙景壽，還有四個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一共八人為「贊襄政務大臣」，即所謂顧命大臣，輔佐幼帝。同時又將自己刻有「御賞」和「同道堂」的兩枚御印，分別賜給了皇后慈安和懿貴妃慈禧。這埋下了後來後宮與八大臣爭權的隱患。
懿貴妃葉赫那拉氏慈禧就是載淳的親生母親。咸豐十一年八月初八日(1861年9月12日) 御史董元醇上了一道奏摺《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輔政折》，以皇帝年幼為由，請求由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也就是所謂的垂簾聽政。
年青的慈禧是一個懂得權力好處的女人。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慈禧召見八大臣，讓他們照董元醇所奏傳旨實行，肅順等八大臣自然知道太后垂簾就等於削弱了自己輔政的權力，於是「勃然抗論」，聲稱自己「系贊襄皇上，不能聽太后之命」。於是，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至嚇得六歲小皇帝哇哇大哭，真正嚇尿了，尿了太后一身。
雖然最後，肅順等以祖制並無垂簾之禮為理由，駁回了董元醇的建議。但是，這件事激化了八大臣與慈禧的矛盾。
9月底，慈禧借梓宮回京之機，發動政變，宣布八大臣之罪狀，改年號為「同治」。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不外是多顆人頭落地。
樹欲靜而風不止，董元醇開了個頭之後，九月二十八日，兵部侍郎勝保上了《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簡近支親王輔政折》，三十日大學士賈禎、大學士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上《奏請皇太后親操政權以振綱紀折》。軍機大臣文祥也偕王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
排除政敵後，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一，兩宮太后攜小皇帝載淳到養心殿東暖閣，正式垂簾聽政，設兩太后寶座在皇帝寶座之後，中間以八扇黃屏風隔開。為使其具有合法性，恭親王弈訢等人還制定了《垂簾章程》。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皇帝成年後被迫撤簾歸政。然而，沒過多久，同治駕崩，擇立同治帝年幼的叔伯兄弟載湉繼位，兩宮皇太后垂簾又得以繼續。
大清祖制，後宮不能干政，董元醇為什麼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太后垂簾（他的原話是權理朝政，但在肅順等人看來就是垂簾聽政）這一有違祖制家法的險招？多數人認為他是受人指使，充當炮手。有的說是慈禧授意，有的則說是董的座師戶部尚書周祖培，筆者以為都無實證，最大的可能性是作為御史的董元醇正是看到了朝中二大勢力之爭，試圖乘間火中取栗，成功了自能青雲直上，敗了也在所不惜這一小官。
掀起朝野滔天巨浪的董元醇雖然成為一時「聞人」，但並沒有因此受益，相反很快消跡於政壇，不知所終，成為一個被勝利者拋棄的棋子。章士釗說，董元醇「在無聲無臭中旅進，世論迄無人對元醇漫加毀譽，又在小人枉自為小人中默喻而已」（《熱河密札疏證補》，《文史》第 2 輯，中華書局1963年，第106頁）。
誰又料到，時隔28年後，同樣的故事又發生在一個御史身上，二者有著驚人相似之處。
楊崇伊，江蘇常熟人，字莘伯，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光緒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他任職後第一疏即引起朝野震動。十一月，他上奏彈劾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所創設的強學會，稱強學會是「私立會黨，植黨營私」，要求予以取締。結果強學會被奉旨查禁。第二年，他又疏參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稱其「遇事生風，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等等，要求將其立即罷斥。文廷式是光緒帝親自提拔和信賴的官員，自然為慈禧所忌恨，因此，文廷式遭革逐回籍。
本來，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歸政光緒，名義上不再垂簾。光緒二十四年，光緒開始實施新政，史稱「戊戌變法」。
然而，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楊崇伊通過慶親王奕劻到頤和園給慈禧上了一道奏摺，請求慈禧太后「訓政」。
這道500字左右的奏摺，楊崇伊提出了三大理由：一是光緒盡變舊法，二是斥逐老臣，三是引洋人撐腰。慈禧太后最害怕的是第三點。
此前的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抵達天津作因私訪問，沒想到，伊藤的到來令維新派人士異常興奮，當日就有人上了一道奏摺請「設客卿以奔走外交」，一道奏摺建議「徵用寓洋華人」。也就是報紙上說的，在伊藤抵京前後，「京朝大小官員奏請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為顧問官，優以禮貌，厚其汽凜，持此議者甚多」。雖然伊藤來華訪問是經慈禧同意了的，但伊藤身為日本改革領袖，慈禧聽聞光緒「急欲面詢變法方略」，引起了警覺。
楊崇伊在奏摺里危言聳聽地說，伊藤博文將被聘為政府顧問，把持朝政，這無疑是把老祖宗所傳的天下拱手讓給洋人。
作為小人物，楊崇伊是沒法直通慈禧的，他先是找軍機大臣王文韶幫忙向上遞摺子，但被拒絕；又找另一大臣廖守恆幫忙，也被拒絕。無奈之下，他只好跑去找慶親王奕劻。慶王看了摺子後，也當場拒絕。大家心裡明白，楊崇伊奏摺里說的要麼是社會流言，要麼是道聽途說，要麼是聳人聽聞。
見這些大人物都不肯幫忙，楊崇伊便出言威脅奕劻，無奈，奕劻只好答應帶他去頤和園面呈慈禧。
讀完楊崇伊的摺子後，本來對光緒新政久已不滿的慈禧，於初四日從頤和園回宮，光緒帝感覺到了恐慌，初六日發布「吁懇訓政」詔。初七日慈禧開始「訓政」，持續了百天的變法至此失敗。這件事史稱「戊戌政變」。結局就不啰嗦了。
從變法到「政變」，雖然並非一個小小御史可以左右，但是楊崇伊卻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為慈禧「訓政」提供了借口送上了彈藥。
鄭孝胥於八月初五日的《日記》中寫道：「楊崇伊糾合數人請太后再親政，且以『清君側』說合肥，又以說榮祿。余驚曰：『此事急矣』。」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抄》八月初九日記道：「聞首發難者，仍系敝同鄉楊侍御也。」
慈禧也稱楊崇伊「是於國家有功之人」，待之以董元醇第二。
楊崇伊為什麼要反對變法，主張慈禧訓政呢？事實上他跟李鴻章的繼子李經方還是兒女親家。
並非因為政見問題，而實在是官迷心竅。這位30歲中進士，直到45歲才得了個從五品御史的小人物，如果不走「捷徑」，只怕是永無出頭之日了。其心理與董元醇無二。
慈禧親政後，楊崇伊頗以首功自居，滿面風光。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不僅沒有大富大貴，反而被時人視為小人，或許他的人品連慈禧也看不上，因而從此潦倒，光緒卅四年（1908年）八月，楊崇伊以浙江侯補道身份丁憂回籍守制，寄寓揚州，竟持槍糾眾搶奪妓女，被江蘇布政使瑞澄參劾，驅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慈禧駕崩後，僅過了幾個月，楊崇伊就在鬱悶和病痛中死去。
歷史總是令人唏噓，晚清兩大震驚朝野的事件，竟然與兩個小人物御史有著如此微妙的關聯，這是巧合嗎？
當然不是，歷史上從來不乏替權力磨刀的、遞刀的、挖坑的、洗地的、出點子的、背書的、頌聖的、吹喇叭的、背鍋的……一條龍服務，而且「人才」輩出，青勝於藍。在奔向權力的私家小道上，打著各種幌子，來實現膨脹的權力慾望。
不過，歷史也是有眼睛的，像董元醇、楊崇伊這樣「打手式」的小人，終究逃不過權力的玩弄和歷史的戲謔，下場並不會好到哪裡去。
《曾國藩與晚清大變局》（九州出版社）
《晚清危局中的曾國藩》第三版（2009年新浪中國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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