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歷史上有多牛？

原標題：山西歷史上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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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在中國歷史上處於什麼地位？

從上篇的閱讀情況來看，如今的山西似乎的確不那麼引人注目。相比河南、內蒙古、福建、湖南等，這篇的閱讀量連一半都不到啊。但不管怎麼說，山西在中國歷史上也曾輝煌過。那，這都是在什麼時候呢？

作者：譚其驤（1911——1992）

原載：《晉陽學刊》1981年第5期

據作者在山西大學所作報告記錄

圖片源於網路

編輯：坐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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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魏晉時匈奴、鮮卑等族遷入山西，匈奴建十六國中的漢，即前趙，鮮卑建北魏，還有一個跟著匈奴遷入山西的羯族，也建立了十六國中的後趙，對四至六世紀的歷史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在唐朝初期，匈奴的後裔稽胡，還有在山西一帶活動的。但此後這些少數民族即不再見於記載，想必是已同化融合於漢族。可是舊的少數民族融合不久，唐中期以後，又有一支新的少數民族——沙陀族，進入山西。

沙陀本是西突厥的一支。突厥族原來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阿爾泰山區，公元六世紀五十年代滅柔然，成為蒙古高原的主人，六十年代西破獷達，疆域展至中亞的阿姆河流域。八十年代分裂為東、西突厥。西突厥佔有今新疆及中亞西亞地，並有一支移殖到今天的新疆東北角天山東端的北麓，和當地的土著印歐語系白種人融合在一起，形成沙陀族。這些沙陀人還保持著白種血統的相貌。

唐朝前期，沙陀人屬唐朝統治。到了「安史之亂」後三十餘年，即八世紀末，唐朝在新疆的勢力被來自西藏的吐蕃逐出，沙陀便成了吐蕃的屬部，並被迫遷到河西走廊張掖一帶。九世紀初，沙陀人不堪吐蕃的壓迫，舉部東走，投奔唐朝，唐朝政府就把這支沙陀族安置在今陝北的定邊鹽池一帶。不久，又進一步內徙今山西太原和雁門關南北定襄、朔縣、山陰一帶。從此山西北部就有了沙陀族，代北沙陀軍在當時是最雄勁的部隊。

沙陀酋長本姓朱邪，由於投奔了唐朝，屢立戰功，唐朝賜姓李，官至節度使。九世紀末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唐朝統治者慌了手腳，下詔赦免沙陀酋長李國昌、克用父子殺害雲州防禦使之罪，使「討賊(指黃巢起義軍)贖罪」。李克用終於在883年收復長安戰役中功居第一，父子二人一個做了代北軍節度使(鎮代州)，一個做了河東節度使 (鎮太原)。國昌卒，克用又南取昭義(治潞州)，北取大同(治雲州)，以太原為中心，佔領了山西的大部分，895年進爵晉王，建立了唐末和五代後梁時代的晉國。

公元十世紀初，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五代初期，主要是沙陀人的晉國和漢族人的梁朝之爭。梁朝的地盤很大，但晉國的武力很強。最後還是晉國打敗了梁朝，建立了後唐朝。後唐首都雖然在洛陽，但仍把太原府建為北都，又叫北京。後晉、後漢的首都在開封，太原仍為北京。

五代的五個朝代中，有三個朝代都是以太原府為根據地的沙陀人建立的。第一個是李克用之子存勖建立的後唐，第二個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石敬塘建立的後晉，第三個是劉知遠建立的後漢。而這三個小王朝的創建者在稱帝之前，都是前朝的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都是以山西為根據地乘機奪取黃河流域的大部分，從而一幕一幕地演出了改朝換代的歷史劇。

在宋太祖所進行的統一戰爭中，曾兩次派大軍攻打自後周以來割據山西的北漢，兩次兵臨晉陽城下，但都未成功。直到其弟宋太宗時(公元979年，即宋太祖開國稱帝後的十九年)，才攻下晉陽，滅了北漢，完成了統一事業。

如上所述，可見在唐末五代，山西在黃河流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區。五代中的三個小王朝，都是以山西為根據地的沙陀人建立的。有兩個割據政權，五代初的晉國和五代末的北漢，也都在山西建國。而晉陽城在這一時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宋王朝完成統一事業過程中，晉陽是最後一個割據勢力的中心，也是最頑固的一個城堡，宋軍費了很大力氣才攻下來。又鑒於唐末五代的教訓，中央政府內部一亂，總是以晉陽為根據地的一個新的勢力建國割據，進而爭奪天下。因此在宋太宗打下晉陽之後，就燒毀了這個千年古都晉陽城。但這個地區又不能沒有一個行政中心，就改太原府為并州，移置陽曲縣的唐明鎮，這就是今天太原城的所在。至一O五九年復改并州為太原府。

由此看出，山西在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時期，往往是歷史上的分裂時期。這是因為，山西處於黃土高原的東部，它對河南、河北、陝西的關中地區而言，都是居高臨下的，這在過去一刀一槍打仗時，是很佔優勢的地勢。又因為盤踞山西的割據勢力大都是強悍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武力很強，因而能攻則取之，退則守之，長期割據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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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統一中國後，山西不再是割據中心了，這和分裂時期比起來是比較不太重要了。但宋以後的山西，也有很值得講的地方，特別是在金元時代。這不是因為它在政治上形成中心，而是因為在經濟文化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金元時代，山西的經濟文化比它鄰近的地區發達。金朝統治著秦嶺和淮河以北的半個中國。《金史·食貨志》中特別提到：「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山西西南部在金時稱平陽路)。它是金朝境內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拿《金史·地理志》中各路的戶口來比較，當時的戶口密度比河北、陝西都高，可見那時山西的農業比河北、陝西發達。

經濟發達自然要推動文化的發展。當時，統治南方的是南宋，統治北方的是金。南宋的印刷業中心(也就是文化中心)在首都臨安(今杭州)，金的印刷中心卻在平陽，而不在首都中都(今北京)。

再就金國科舉制度來看，金全國分十九個路，凡文化發達的地區，一個路設一個考區。文化不發達之處，到臨近的考區去考試。當時的山西分為三個路，晉北地區稱西京路，晉中地區稱河東北路，晉南稱河東南路。(遼改雲州為大同府，建西京，領西京道。金改稱西京路，轄境為以今大同市為中心的雁北地區。雁門關以南的地區稱為河東，河東分南北兩路，以太原為中心的地區叫河東北路，以平陽為中心的地區叫河東南路。)全國十九個路，共設十個考區，而山西的三個路，每一路都設有考區。

《金史·文藝傳中》中記述金朝一代的文人、學者，山西人占的比重很大。特別是金末元初，山西出了兩個全國第一流的文人。一個是元好問，一個是劉祁，這兩個人不僅當時很有名，而且到後代也很出名。元好問是秀容人(今忻縣)，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劉祁是渾源(今渾源縣)人，劉家在金朝一代出了好幾代由科舉入仕的文人，時人稱劉家的家鄉為叢桂窟。到劉祁青年時，金朝滅亡了，入元後他著的《師潛志》這部書，很有史料價值，後人修《金史》多取材於此。

現在講一講元代。商稅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達與否的一個標誌。我們看《元史·食貨志》中的商稅記載：晉寧路(元代把河東南路改為晉寧路，河東北路改為冀寧路，西京路改為大同路)的商稅，在華北一帶僅次於大都路(元代首都，今北京)，遠在其他諸路之上，不論是山東的濟南，河北的真定、大名、保定，都趕不上它。冀寧路的商稅比晉寧路稍差，但和真定、大名差不多，而在保定、順德、廣平等路之上。可見金元時山西的經濟在華北地區是比較發達的。

由於經濟發達，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金元時代山西的戲劇事業也很繁榮，現在研究戲劇史的人都要到晉南去找金元時代的戲台，這是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戲台建築。

過去幾千年歷史，都是以農業為主要的生產部門。在正常情況下，平原地區發展農業的條件要比高原地區好，那為什麼在金元時代，山西高原的經濟文化反而要比鄰近的河北、關中平原地區發達呢?這種情況還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研究。重要原因之一應該是由於宋金、金元時期，平原一帶受戰爭的摧殘比較嚴重，山西受的戰禍則比較輕，比較太平，所以在這一段時期內，山西的經濟文化比鄰近的平原地區發達。

由於在金元時代山西始終是華北地區經濟最發達、人口很稠密的地區，且元末明初的戰亂也不嚴重，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顯得人口特別稠密；而太行山東麓的河北平原地區，經兵炙之後，人口很稀少，於是就發生了明初的大舉移民。

關於明初的移民，見於《明史·食貨志》記載的有洪武年間曾遷山西北部(山後)和東南部(澤潞)民於河北，又曾遷山西民於安徽江淮間和河北、山東，河南一帶。永樂間又曾遷山西中部、西南、東南部「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河北)」。

明初山西移民的出發地見於歷史記載，雖然晉中晉南晉北都有，可是根據民間傳說和河北人的家譜，則河北人極大部分都說他們的祖先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下。這是怎麼回事呢？還不太清楚。有人推測，可能是當時山西大部分移民在搬遷之前，都在洪洞集中，然後出發，當然不可能都是洪洞人。除洪洞縣外，還有一部分河北人認為祖先來自「山後」，山後指今天的雁北地區。這可能反映當時晉北的移民直接搬到河北，不經過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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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基本上是全國統一的時代，所以山西在政治軍事上並沒有多大重要性。農業也不突出，鄰近的平原地區趕上來了。這時山西好象不太重要了，但在工商業方面，山西的商人在明清兩代是很出名的。山西人善於經商，這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已有記載。到了明清兩代，山西人會做買賣的這個傳統更進一步發展，對全國的經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許多明清時代的筆記里，都提到山西的富商。例如《五雜姐》里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徽州府)，江北則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賈，漁鹽為業，藏銀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廣志繹》里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山西的商人靠販賣什麼呢？主要是把山西解池的鹽、潞安府的潞綢，還有煤、鐵等運出去，把長江下游的布運進來。潞安府的潞綢是從明代開始興起的。山西當時的冶鐵工業也很發達。明代全國有十三個冶鐵所，山西就佔了五個。

在明代，山西的邊境城市大同的繁華也是很有名的。謝肇制《五雜姐》：「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美麗，什物之精好，皆邊陲所無者。……諺稱薊鎮城牆，宣府教場，大同婆娘為三絕雲」。大同的婦女何以以美麗著稱？顯然並不是明以前大同婦女不美，到明代時變美了，而是明代大同的都市經濟發達，婦女的穿戴也講究起來了，所以看上去很美。促成大同繁榮的有二個原因：一是由於大同是邊境城市，駐紮了大批軍隊，所以全國的財富大量輸往大同消費。二是對蒙古的互市。明朝和蒙古和好時期，大同是對蒙古貿易的主要市場。明朝設有防邊九鎮，稱為九邊，大同是九邊中最繁華的。

明代的山西人做生意已經很了不起了，但明代商人經營的範圍只限於當時在明朝版圖內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到了清朝，隨著王朝版圖的逐步擴大，山西商人的經商範圍也擴大到了東北三省和內外蒙古等邊遠地區。甚至遠達俄羅斯的莫斯科。因為這種跑北路邊疆和國外的商隊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駱駝，被稱為駱駝幫。

由於山西商人經常出遠門經商，要走很遠的路，帶很多的銀子不方便，也不安全，特別是到了清中葉以後，地方不靖，攜帶現金更感困難，於是山西商人經營的匯兌業便應運而起，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山西票號。開設票號的多是山西平遙、祁縣、太谷的商人，全國各地，主要是黃河流域，還有長江、珠江流域，到處都有他們的分號。這些票號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經營官商匯兌。到清代後期，山西商人的票號基本上控制了全國金融，所設分號遠至日本、俄國。每年獲利約達五百萬兩。山西的票商在清代是同鹽商、行商(廣東十三行)齊名的全國最富有的商人。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銀行發展起來了，票號才逐漸衰落。辛亥革命後，票號大部分相繼倒閉，少數幾家則一直存在到三十年代。如上所述，可見明清兩代山西在全國經濟地位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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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的山西再不可能成為全國政治上的中心，因為全國統一，再也不會分裂了；山西也再不會成為黃河流域農業上的重心了，因為和平時期高原發展農業的自然條件總比不上平原優越。

坐觀君：當時譚其驤先生對山西的未來還是給出了一個樂觀展望的，他是這麼說的：「但是山西今後還是會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的，因為山西的煤最多，鐵很多，發展重工業的條件是很優越的。隨著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實現，山西的煤、鐵工業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在全國的經濟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

在某個時間段而言，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但時至如今，世易時移啊。後續還會分享有關山西的文章。不同角度，全面了解。最後再給大家鏈接幾篇和今天內容有關的幾篇文章，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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