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口紅利斷送的大清江山

最新 08-30

本文的邏輯：

1.所有不以解決財政危機為目標的改革都缺乏誠意。

2.中國的人口紅利是不需要改革就能解決財政危機的手段。

3.用人口紅利解決財政問題形成的路徑依賴最終拖垮了帝國。

當改革一詞完全被正義所包圍，

KPI就無從談起。

比如，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我們會為一些像王安石這樣改革家扼腕嘆息，感嘆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總被保守勢力扼殺。不過，進步和保守都是後人所給予的標籤，身處當時，卻有其現實的改革目標——解決財政危機。

一般來說，王朝運營一段時間後，開國之初的制度已經有積弊無以為繼。當一個管理團隊需要進行改革時，必然是遇到重大的問題了，而只有財務上的危機才能讓管理團隊達成改革的共識。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痛苦艱難。歷史上每一次改革，在當時，都有清晰的KPI目標。能解決財政危機的改革都能延續，而不能的則被廢除。進步與否都是後人所填。商鞅、張居正無論是五馬分屍還是滿門抄斬，因為改革方案解決了帝國的財政問題，所以政策得以延續。而王安石的方案並未改善帝國財政收支，於是「保守勢力反撲」廢除了新政。

但是，中國有個特殊的第三種情況。

通常改革成功，為王朝續命100年，不成功，大傷元氣改朝換代。

但有第三種，王朝突然失去了改革動力，因為有一種其他方法改善了財政。

這就是人口紅利。

所有的進步都是倒逼式的，改革如此，發明創造也是如此。

一般經濟學上說到的人口紅利都是消費型的，比如講到「嬰兒潮」一代支持了大眾消費等等。但中國的人口紅利是生產型的。

回溯到元朝，中國也有一次工業革命，黃道婆的紡紗技術，為江南經濟帶來飛躍式的發展，上海當時「衣被天下」，成為世界的紡織中心。

但是和英國工業革命的珍妮紡紗機不同的是，當時英國面臨的問題是黑死病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歐洲勞動力人口短缺。但黃道婆當時面臨的是江南人口膨脹，土地短缺，勞動力富餘。

於是看上去類似的紡織領域的革命，因為面臨的困局不同，所以解決路徑也全然不同。珍妮紡紗機是用機器代替人工提高效率，而黃道婆的技術是如何在江南大量勞動力人口中，通過分工協作，降低成本，使產品具有競爭力，以解決吃飯問題。

這是中國工業化的特色路徑，延續至今，當年浙江溫州義烏等各個產業小鎮，通過精細分工，把全世界任何一種產品的成本做到最低。這種人和人之間的高度接觸，成就了中國的競爭力。直到現在，阿里、順豐、騰訊等依然利用的是這種中國特色的高頻度的人的接觸。

在世界還是以農業為主的時候，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約束了最終的人口數量。在西方社會，一旦面臨人口膨脹，土地短缺，就會開始大規模拓荒殖民，生產力更多和技術相關。但中國不需要，在管轄的疆土內，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勞動力人口越多，產品就越有競爭力，生產力和人口有更多相關。同樣的土地上，能容納的人口遠遠超過歐洲。

於是，在元明清三代，朝廷只需要做一件事——建立起有效的人頭稅制度，就能在人口增長的時間段中獲得持續的稅收。

雖然乾隆在其父親雍正手裡接下了大清江山，但其父親的改革精神和大政方針到他手上已然放在一邊。

雍正是大清一朝第二有改革精神的君王（第一是慈禧，感到意外看老羅以前的文章），經過激烈競爭奪取了大位，不曾料江山已然外強中乾。雍正精力過人，銳意改革，就攤丁入畝一項，看似只是內部的稅制改動，實際上是整個帝國運轉方式和價值觀改變的前奏。承接張居正一條鞭法，徹底廢除了中國幾千年的人頭稅，改徵收財產稅。歐洲從圈地運動開始逐漸演化的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就是首先從人頭稅向土地財產稅的稅制改革。

乾隆不需要改革，因為一朝的運氣都集中在乾隆身上，他遇到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人口紅利。短短數十年，人口從一億不到增長到四億。雖然有部分原因是丁銀免除後瞞報數減少了，但更多原因是中美洲的番薯和玉米輸入到中國，貧瘠的山地也能養活中國人了。

人口紅利使帝國財政走上另外一條路子，雖然乾隆的父親廢除了丁銀人頭稅，但他找到了另一種人頭稅徵稅方式——鹽稅。這項從漢武帝開始的專賣制度，一直是每一朝的重要稅源。最多時佔50%，少的時候也至少20%。

而這種既不會多也不會少的固定消費，唯一能使總量變化的就是人口數量。實際上鹽稅就成了人頭稅，比直接徵收更有隱蔽性和強制性。乾隆年間，作為人口紅利的鹽稅大幅度增加，成了最依賴的財政支柱。

乾隆年的鹽稅稅制最複雜，各地官員最大的目標就是如何多征鹽稅，既有從量計稅（廣東），也有「鹽引歸丁」完全退到人頭稅（四川）。帝國的財政系統已經形成一種迴路——只要加強徵收隊伍，就能徵得超額稅收，就可以養活更大的徵稅隊伍，繼續去征更多的稅。

這種由人口紅利引發的簡單迴路，給帝國種下了惡果。之後的所有倒霉事，都是由此而來。

這時候的帝國一改康雍兩朝改革外向之風氣，日趨保守，對外封閉，對內鉗制。於是有了江南文字獄，於是也有了皇帝面對馬嘎爾尼朝覲時表現的那種無知和傲慢。

乾隆在位時間還特別長，長到足以讓帝國深陷人口紅利的路徑依賴，長到足以讓帝國的土壤再也長不出改革的種子。這種萬事唯上的集體思維，滿朝文武只講政治正確，而不去搞定事情。乾隆朝官員能力的退化顯而易見，雍正在財政如此困難情況下，還平定準噶爾叛亂。而乾隆在財政充裕得多的情況下，搞定個規模小的多的大小金川就有點力不從心了。

帝國崩盤的跡象在盛世已經顯露，只是果報報在兒孫上，嘉慶道光都是儒家訓練的好品行的皇帝，但趨勢無力挽回。直到英國人打進來，包括林則徐在內，幾十年里朝廷就沒有一個能認認真真去問問英國人到底想幹嘛的人。極左路線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