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天氣，冷知識——人類與非人類生物的共同困境

最新 08-31

本期冷知識的兩個詞條出現時間非常相近，因為已經是期末了。考試不會在書面進行，但必將貫穿我們的生活。

當人類自身行為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已經反過來影響人類以及其他非人類生物的生存，就迫使人類不得不為這一共同困境設想對策，並重新想像人類的未來。

「智子微笑的那天」

生態毒理學發展史

20世紀50年代，在日本九州島南部熊本縣地區一個叫水俁鎮的地方，工業生產將未經任何處理的含汞廢水直接排入水俁灣中，汞通過海洋食物鏈實現傳遞。智子的母親懷孕時吃了富含汞的魚類，使智子在1956年出生時就患上了嚴重的永久性神經系統損害。在有害污水停止排放之前，包括智子在內的將近一千人成為水俁病（Minamata disease）的犧牲者。

《入浴的智子》，尤金?史密斯

20世紀60年代初，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的名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喚起了公眾對於殺蟲劑的關注，殺蟲劑成分在野生生物體內積集，進入食物鏈之後達到了令人擔憂的濃度，可能導致直接的毒性和亞致死效應的後果。儘管DDT和DDE（DDT的主要代謝產物之一）對人類無毒，但是它們抑制了鳥類卵殼的腺鈣依賴型ATP酶的活性，致使卵殼變薄，增大了卵產出後破碎的風險。

蕾切爾·卡遜和《寂靜的春天》封面

這兩個重要事件在當時成為公眾所關注的焦點，並且導致了稀釋模式（dilution paradigm，解決污染的方法是稀釋）到飛返模式（boomerang paradigm，你丟棄的東西會返回來傷害你）的模式轉變，使人們的一部分注意力從工業化和綠色革命轉移到了那些被忽視的生態系統中污染物所造成的後果上。從而推動了生態毒理學科的發展。

生態毒理學（ecotoxicology）這一術語是薩豪特（Thuhaut R）於1969年6月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提出來的。生態毒理學（ecotoxicology）的主要任務是揭示有毒有害因素對非人類生物及其生態系統損害作用的規律，並為保護生態系統的健康提供策略和措施。其核心部分是生物效應，即有毒、有害物質對生命有機體危害的程度及範圍的研究。生態毒理學是污染控制的工具，實際上是持續發展的一項技術支撐。

所有扔到我頭上的花都喘著氣回來了（2016）

圖片由藝術家惠允

八十年代歐美國家各國出台的環境管理方法中都需要生態毒理技術，例如化學品和排放物的安全性評價；產品生物降解能力測試；生物技術產品的管理；污染治理技術評估等領域都需要生態毒理學作為關鍵的技術支撐。近年來，我國著名生態毒理學家孟紫強提出，在重視非人類生物物種的生態毒理學研究的同時，鑒於人類在生態系統中的特殊地位，也應重視人類生態毒理學的研究。

如何想像人類的未來

增長的極限

羅馬全球智庫俱樂部誕生於1968年，它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對於經濟、政治、自然和社會等領域多元且獨立的認識，並將這些領域的新發現帶給政策決策者和全世界的公眾，以此來推動新政策的發起和實施。俱樂部通過一系列會議達成了一個決定，開創一個關於人類困境的項目。目的是為了調查困擾所有國家的複雜問題：貧困、失控的城市擴張、無就業保障、青年的異化、對傳統價值觀的拋棄、通貨膨脹以及貨幣和經濟崩壞等問題。這些看似分散的問題被俱樂部稱為「世界性的問題」，它們有三個共同點：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出現在所有社會中；它們涵蓋了技術、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最重要的是，它們互相影響。

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orgen Randers William W. Behrens III

Universe Books

ISBN 0-87663-165-0

這一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在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的指導下，由一個國際團隊執行的。團隊調查了五個對地球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是有限的基本因素——人口、農業生產、自然資源、工業生產和污染。《增長的極限》是該項目首次面向公眾發布研究結果，一經發布就招致了批評。有人質疑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指出這份研究的結論過於簡單，並忽視了科技發展對資源消耗、污染和食物生產等問題的幫助。到了21世紀初期，人們發現1970年至2000年這三十年的歷史數據與報告中預測的基本吻合，開始承認《增長的極限》的先鋒性和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