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其庸、周汝昌：兩位泰斗之爭，半部紅學史

周汝昌、馮其庸，兩人因《紅樓夢》而產生的交往及其後因學術歧見導致的交惡，乃至於老死不相往來，不可避免地重新成為文化看客們唏噓的話題。

嚴格來說，與1940年代即已對《紅樓夢》頗下功夫的周汝昌相比，馮其庸進入「紅學」的時間要晚得多。但這並不妨礙兩人在1970年代以後，分別成為這門當代顯學的兩座高山。

《紅樓夢》受到學人重視，發端於同治、光緒之際，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胡適、俞平伯等用現代考證方法革新《紅樓夢》研究，將考證內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時代三個方面，摒除了流行已久的針對小說情節近乎猜測的「索隱派」（當時的代表人物為蔡元培），稱為「新紅學」。

年輕的周汝昌因在1953年發表《紅樓夢新證》，且被胡適視為弟子，順理成章成為新紅學的第二代傳人。但就在1954年，學界新銳李希凡向「新紅學」發難，稱「『新紅學』的實質就在於它是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買辦思想的混血兒，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具體表現。」並將矛頭直指留在中國內地的俞平伯。

1973年，馮其庸主筆撰寫了《〈紅樓夢〉是部寫階 級 斗 爭的書》並發表，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兩年後，馮其庸成為《紅樓夢》校訂組副組長。

馮其庸後來說，他真正意義上對《紅樓夢》展開研究，也正是起源於這一年。

馮其庸出生在1924年，18歲時進入無錫工業專科學校。幾年後，他進入無錫國專接受國學教育，並在當地女中擔任教師。1954年，馮其庸被調往中國人民大學擔任文學史課講師，在人大期間，馮其庸自己編寫教學材料，用兩年時間完成了《中國文學史》講義，手稿約70萬字。

大學的授課工作在1966年戛然而止，這一年，馮其庸成為首批被批 斗的對象，經歷了三次抄家後，他收藏的影印本《庚辰本石頭記》被造 反 派拿走，作為「黃書」展示。那時的馮其庸對《紅樓夢》並沒有特別深入的研究，但作為文史學者，他十分清楚《紅樓夢》的早期抄本有多麼珍貴。

《紅樓夢》一書的清代抄本分為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幾種，庚辰本的得名來自其書第五至第八冊書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這個版本年代較早，文字保留完整，甚至包含曹雪芹原著及脂硯齋批語2000多條。

出於對這場前所未見的浩劫的恐懼，馮其庸決心再手抄一部庚辰本，此後，他托好友借到一套《庚辰本石頭記》，每日深夜以原著格式進行謄寫，並隨時在裝訂線外記下當日心得與見聞。7個月後，在用壞了一堆小楷狼毫筆後，馮其庸終於完成了這次謄抄工作。

事後來看，庚辰本《紅樓夢》並未因這場運動而遭到滅絕，但馮其庸憑藉對這部作品的謄抄工作，對這部清人著作產生了超乎常人的認識與熱情。

1974年下旬，馮其庸的好友、詩人袁水拍擔任國務院文化組的副組長。馮其庸向其建議著手校訂《紅樓夢》。第二年，《紅樓夢》校訂組成立，馮其庸被借調出中國人民大學，在校訂組一待就是7年。

在校訂工作開展之初，校訂組需要選擇底本。馮其庸力排眾議，決意選擇他認為最為可靠的庚辰本。時逢1976年，「四人幫」垮台，校訂組成員紛紛投身到揭批「四人幫」活動中，學術工作被一度擱置。馮其庸利用這段時間寫下了十萬字的《論庚辰本》，回應身邊對於底本選擇的質疑。1982年，校訂工作全部完成，馮其庸推出了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最新版《紅樓夢》，並大有將其視為唯一權威版本之勢。

這使得另一位紅學研究者周汝昌編纂新版《紅樓夢》的工作陷入困境。周汝昌多年來致力於整合《紅樓夢》的所有版本，並在其中尋找出最符合曹雪芹原意的文本。顯然，他對庚辰本的權威並不認同。但在1980年代，馮其庸對《紅樓夢》的詮釋在主流市場上佔據著巨大影響力，周汝昌感到寸步難行。

變化來臨得很快，1983年，傳來了中央電視台籌拍《紅樓夢》電視劇的消息。然而當時文化部分管電視電影的領導對拍攝這部電視劇並不支持，馮其庸更是持反對態度。劇組轉而向此時「獨立」於紅學圈之外的周汝昌尋求幫助，四年後，以周汝昌為顧問的《紅樓夢》登上1980年代末中國家庭的熒幕上，促成了一代人的紅樓熱潮，而受周汝昌學術觀點影響的劇情內容瞬間在大眾市場被廣為接受。

這直接引發了兩派學說的對立。周汝昌發揚了胡適等人的新紅學研究，他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及其家世，然而這一方向在經過數十年挖掘後，早已演變成了以曹雪芹本人及其家族故事對應捕捉《紅樓夢》中的小說細節。在馮其庸等人看來，這一思路近於妄想。

馮其庸研究《紅樓夢》同樣是從曹雪芹家族入手，他以文獻結合考古資料，得到的諸多結論迥異於周汝昌。比如在曹雪芹祖籍問題上，馮其庸持「遼陽說」，周汝昌主張「豐潤說」。對於這一分歧，馮其庸格外自信：「『遼陽說』並不是我的發明，而是曹家老祖宗自己留下來的記述，我只是發現了這些歷史文獻而已。我對《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進行了長時間的調查和考證，找到了大批有關曹家的早期信史。」

在1980年代初期，兩派之爭仍未被公開化，甚至馮周二人偶爾還會互相肯定對方的考據工作。周汝昌曾在1979年撰文稱：「我個人十分佩服馮其庸同志。他最近付梓的《論庚辰本》，是一部多年來少見的有質量的版本專著。」

但自1990年代以後，兩人矛盾逐漸激化。周汝昌在紅學研究領域愈加孤僻，馮其庸則公開表達不滿：「周汝昌先生使用了非常尖銳刻薄的話來攻擊。」

進入21世紀，由於耄耋老人相繼故去，馮其庸與周汝昌成為碩果僅存的紅學權威，兩人名下各有擁躉，而門下後輩針對對方的攻訐始終沒有停止。

央視開播《百家講壇》後，作家劉心武以「紅學研究者」身份走上節目，並以周汝昌一派的方法論向觀眾解讀《紅樓夢》，在社會上形成爭論。馮其庸在接收《南風窗》雜誌採訪時曾不指名地提出批評：「有些對《紅樓夢》的講解，都沒有進入正題，都在圈子外面胡猜，猜得又很離奇古怪。把這麼一部非常有深度的書，猜成偵探小說，猜成情殺小說，這實際上是歪曲了《紅樓夢》，誤導了讀者。」

周汝昌則頗有意味地對劉心武表達公開支持，並向其贈詩鼓勵，其中「也曾一掌思遮日，無奈晴空有九重」之句，被部分網友認為意在指責馮其庸在「紅學」領域一手遮天的壟斷地位。

馮其庸則以早年的紅學論敵蔡元培、胡適舉例，反唇相譏：「以前的學術風氣不是這樣的，胡適當年和蔡元培關係也很好，但他照樣批評蔡元培，蔡元培也很有意思，他還把可以批駁他的資料送給胡適。後來的學術風氣變了，有些人的氣量變得越來越小了。」2008年，馮其庸晚年集大成之作《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匯評》出版。

世紀更迭，白駒過隙，在新世紀的第十七個年頭，兩位因學術分歧而成陌路的老人俱已作了古人。但有關《紅樓夢》的爭論一定會繼續下去，正如馮其庸在一次採訪中說道的：「《紅樓夢》本身不可能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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