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來，桑弘羊為什麼總是贏？

原標題：兩千年來，桑弘羊為什麼總是贏？

作者：千字君、朱愈嘉

來源：池見草

▲漢武帝的斂財能手：桑弘羊

「漢武帝難題」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漢武帝的形象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還是一個好大喜功、控制欲極強的皇帝，他對國家和民生的破壞是非常巨大的。

漢朝初年，皇帝們奉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治國理念，民間經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官倉里的糧食多到變質，府庫中的銅錢多到串錢的繩子都朽爛。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也記載了漢初時商業繁榮、民眾富裕的盛況。

但是，由於武帝常年征戰，文景兩朝積累下的充沛國庫竟被消耗一空，國家財政出現了「用度不足」的危急狀況。為了支撐持久戰爭，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他推行強硬的國營化經濟政策，實行鹽鐵國家專營。這些政策讓國家大發其財，卻導致民間經濟凋敝、人口銳減。他晚年就曾多次降下罪己詔，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過失。

像漢武帝這樣用費無度的皇帝，會把幾代人的錢都花光，連帶子孫也要欠債。但是他在世時，根本無人敢批評國營化政策，更別說制止了。

武帝去世6年後（公元前81年2月），漢帝國的議事大殿上發生了一場帝國經濟政策的公開辯論。辯論的一方是武帝時期的財政大臣（大農令）桑弘羊及其屬下，另一方則是一群儒生。這場經濟政策辯論的主題是——「鹽鐵行業是要放開民間自由競爭，還是繼續國營壟斷？」《鹽鐵論》記錄了這次對後世影響至深的大辯論。

「桑弘羊之問」

一上來，儒生就對桑弘羊採取凌厲的攻勢，曆數鹽鐵國營的罪惡：

1.國有專營制度造成絕對壟斷，價格昂貴，強買強賣。

2.強行收購糧食物資建立儲備，這是與民爭利，導致經濟蕭條、人民困苦。

3. 國營制度豢養了權貴經濟，形成了以國營為名、攫取私利的特權集團。

儒生說完，對面的桑弘羊卻沒有絲毫慌亂，輕輕地捻著鬍鬚，反問儒生：

1.帝國運轉需要巨額的財政開支，光靠農業稅根本不夠，如果不執行國有專營制度，請問錢從哪裡來？

2. 一旦遇到戰爭、災荒等急需用錢，國庫卻空空如也，怎麼辦？

3.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財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壓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勢力膨脹起兵造反，怎麼辦？

儒生們目瞪口呆，啞口無言。這就是聞名後世的「桑弘羊之問」，它難倒了中國歷代的知識精英，也成為皇帝們的最愛——這三個反問，不僅讓官家打壓民間經濟變得順理成章，還讓皇帝搜刮百姓變得心安理得。

▲「大歷史觀」第一人：黃仁宇

著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說：「這個帝國的運轉，從來不是依靠法律權威和數字管理，而是從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國歷代的皇帝，從來沒有藏富於民，而是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間、做大中央政權。民間經濟的凋敝，讓中國始終無法擺脫農業國的身份。反過來，這種人身控制，也讓中央集權越發穩固。」（參閱《黃仁宇作品集》，史上最全套裝，含獨家書《緬北戰爭》《從大歷史看蔣介石》）

弔詭的是，此後的兩千餘年，中國歷史陷入了一個怪圈：歷朝歷代的「桑弘羊」無一例外地戰勝了「儒生」——幾乎每一個皇朝，都極力壟斷財政、做大中央政權。但是，每逢饑荒或戰爭，中央政權總是捉襟見肘。並且，每個王朝都無可避免地走向崩潰。

王安石變法：千年前的國家干預

鹽鐵大辯論一千年後，宋太祖趙匡胤為加強中央皇權，極力削弱地方和民間，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積貧積弱的局面：官僚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軍隊開支巨大，屢戰屢敗。為扭轉這一局面，王安石採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國家干預政策。

這些措施短期內改善了財政，卻帶來了更嚴重的後果。以青苗法為例：國家在青黃不接的時節貸款給百姓，待百姓豐收之後再歸還本息。於是，國家變成了高利貸者。官員藉機大搞腐敗，強制農民借貸。於是，國庫開始充盈了，百姓的境況卻越加悲慘。

▲王安石變法的實質就是國家干預主義。——馬立誠《歷史的拐點：中國歷代變法實錄》

司馬光是王安石變法最激烈的反對者，他對「國家專營」是這樣評價的：「天地間能掙錢的行業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壟斷了，民間自然就無法盈利。桑弘羊能夠使國庫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還能取自哪裡呢？」（《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晚清洋務運動：夾縫中的民間資本

鹽鐵大辯論一千九百五十年後的洋務時期，朝廷鼓勵「興辦實業」，但不允許民間獨立經營，於是出現了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三種企業。其中，只有輪船招商局等少數幾個官督商辦的企業盈利。但是隨後，李鴻章便找了種種借口，將三個民間股東以凈身出戶的方式全部逐出。隨著民間資本的退出，洋務企業陷入了長期的虧損和停滯。

這種結局其實並不算意外，洋務運動的目的從來不是「自強」、「求富」，而是桑弘羊式的訴求：維持中央集權的絕對優勢，對內消滅農民起義、對外在全球爭霸。因此，清廷根本不在乎洋務企業是否營利，更不會把民眾的財產權放在眼裡。

兩次提名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如此評價洋務運動：模仿西方技術，建立先進企業，這種模式的確曾讓中國成為亞洲強國。但是，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術帶來的經濟發展，只會助長政府的機會主義；政府和官辦企業利用特權，與民爭利，損害社會利益。最後，非但私人企業無法發展、政府和官辦企業貪污腐敗橫行，國家的整體活力也必然被蠶食！在這種制度下，官辦企業效率越高，越不利於長期的經濟發展。

▲《楊小凱學術文庫》（九卷）【首度問世·全國最後200套】

凱恩斯與哈耶克之爭

究竟是要「國家壟斷經營」，還是要讓「民間自由生長」？與「桑弘羊之問」如出一轍，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擾著西方思想界——其激烈、曲折程度絲毫不亞於中國歷代的爭議。

在西方，儘管亞當·斯密奠定的自由市場理論早已成為公理，然而「政府包辦」的神話仍然一直存在，每逢經濟危機，這個神話尤其甚囂塵上。20世紀初的主流經濟學家，幾乎都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千字君薦：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一本書讀懂世界經濟史脈絡）。

1930年代，為了應對大蕭條，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凱恩斯認為：「適當的」國家干預，可以彌補「市場固有的缺陷」；財政刺激和國家福利，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人民幸福。

與凱恩斯針鋒相對，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堅決主張：市場有自我調節的功能，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只會帶來更多的混亂；財政刺激和國家福利，其本質是對市場秩序、私有私產的粗暴踐踏，必然滋生更多的浪費和腐敗。

▲哈耶克與米塞斯——「20世紀最偉大的兩位學者」

1931年，哈耶克在倫敦開辦講座，掀起了與凱恩斯的論戰。不久後，他又在《經濟學刊》上發表文章批判凱恩斯。凱恩斯被激怒了，就像桑弘羊批駁儒生一樣，他將哈耶克批判得體無完膚。

當時很少有人理解兩人的論戰究竟意味著什麼，但掌權者的嗅覺卻異常靈敏。觀念的後果很快得到驗證，世界開啟了「凱恩斯時代」：蘇聯、德國把凱恩斯主義視為「國營壟斷」的正當性理由，很快開啟了大政府的擴張之路；民選政府也開始肆無忌憚地濫發貨幣、製造通脹，特權階層以「公共福利」的名義，拿著納稅人的錢做私人投資。

二戰後，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致命的自負》。其中，《通往奴役之路》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著作」。他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和邏輯」向世界證明：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經濟規律，只有自由市場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識，使社會保持運轉；任何形式的計劃體制、國家干預，都只會帶來匱乏、混亂和奴役，最終將人類導往烏托邦地獄。

歷史終究站在了哈耶克一邊。英美拋棄凱恩斯主義之後，最終贏得了冷戰，捍衛了自由體制；曾經「繁榮強盛」的計劃體制漸次衰亡，蘇聯走向覆滅。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蘇聯的命運》中說：「我們的所有經濟政策都不符合效率和民主，貪婪的特權階層大發橫財，其他人都變得窮困不堪……蘇聯是被人民拋棄的。」

▲曾經不可一世的「蘇維埃帝國」，為何難逃崩潰的命運？

與儒生們所受到的同情截然不同，像哈耶克這樣「沒良心」的經濟學家，長期處在邊緣地位，忍受著「瘋子」、「無恥」的指責，仍然堅定持守反對派的立場 ——為了捍衛自由市場、個體尊嚴，他甘願做一名孤獨的鬥士。

兩千年前儒生們無法回答的問題，被哈耶克終結了。他用盡一生向人們證明：人類的幸福、經濟的繁榮，源於自由市場中「像植物一樣生長的個體」，而不是「像工匠鑄造模塊一樣的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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