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新作反對身份政治：新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

原標題：福山新作反對身份政治：新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

福山

從幾十年前起，世界政治開始經歷一場戲劇性轉變。從1970年代初到本世紀的前十年，選舉民主制國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數量從大約35個增長至110多個。同時，世界商品和服務的輸出量翻了四倍，這一增長几乎涵蓋了世界各個地區。赤貧的人口比例急劇下降，從1993年佔全球人口的42%降至2008年的18%。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從這些變化中受益。在以發達民主國家為主的許多國家中，經濟不平等也極度加劇，因為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流向了富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的貨物、金錢和人口從一處向另一處轉移，帶來了破壞性的變化。在發展中國家，以前用不上電的村民突然發現自己住進了大城市，開始看電視、用手機上網。中國和印度出現了一大批新中產階級——但他們做的工作取代了發達國家原本的中產階級的工作。製造業從美國和歐洲平穩地轉移到了東亞及其他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同時，在服務業日益佔主導地位的勞動力市場中，男性正被女性取代，低技能工人則被智能機器取代。

這些變化最終減緩了朝日益開放和自由的世界秩序演變的進程，這一進程開始搖擺，很快就扭轉了方向。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09年開始的歐元危機，是最後一擊。在這兩次危機中，精英階層制定的政策都導致了大幅度的衰退、高失業率和無數普通工人收入的下降。美國和歐盟是採取自由民主制的主要典範，因此這幾次危機也損害了整個自由民主體系的聲譽。

事實上，近年來民主國家的數量有所下降，民主制幾乎在世界各個地區都有所撤退。同時，許多專制國家則變得更自信了。上世紀90年代的一些似乎很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國家——包括匈牙利、波蘭、泰國和土耳其——已經倒退。2010-2011年的阿拉伯起義擾亂了中東的獨裁統治，但在民主化方面沒有取得什麼成功：起義後專制政府仍然掌權，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葉門深受內戰折磨。更令人吃驚、也或許更重要的是，2016年民粹民族主義在世界上最老牌的兩個自由民主制國家取得了選舉的成功：英國選民投票脫歐，唐納德·特朗普則在總統競選中令人不安地意外取勝。

這些事態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都與全球化的經濟、技術轉型有關。但它們也取決另一個現象，即身份政治的興起。二十世紀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問題規定的。左翼政治以工人、工會、社會福利項目和再分配政策為核心；右翼則主要關心縮小政府規模，並發展私人產業。然而，規定當今政治的與其說是經濟或意識形態問題，不如說是身份問題。在如今的許多民主國家中，左派對構建範圍更廣的經濟平等的關注減弱了，轉而更多地關注如何促進各個邊緣群體利益，如少數民族、移民、難民、婦女和LGBT群體。與此同時，右翼將其核心使命重新定義為對傳統民族身份的愛國式維護，這種身份通常明顯是與種族、族裔或宗教相關。

這一轉變顛覆了一種長期以來的傳統，即認為政治鬥爭是經濟衝突的反映。儘管物質性的個人利益很重要，人類會也受到其他力量的驅動，這些力量更能解釋如今的狀況：世界各地的政治領袖都憑著這樣一種觀念動員支持者，即他們的尊嚴被冒犯了、必須恢復這種尊嚴。

當然，這種呼籲在一些國家已經是老生常談。比如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談到了蘇聯解體的「悲劇」，並指責歐美借俄羅斯在1990年代虛弱之機擴大北約。但是，對受屈辱的憤恨在民主國家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黑人生命平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發源於一系列廣為人知的警察殺害非裔美國人的事件，它也促使世界其他地區關注警察暴行的受害者。大學校園和美國各地辦公室里的女性，對似乎普遍存在的性騷擾和性侵犯感到憤怒，她們認為男性夥伴們根本不把她們看做和自己平等的。變性人——他們之前並沒有被普遍當做區別對待的目標——的權利引起了一時的轟動。許多投票給特朗普的人都嚮往更加美好的過去時光，他們認為那時候自己在社會中地位的更穩固。

群體開始一次次地認為他們的身份——無論是民族、宗教、種族、性、性別還是其他的身份——沒有得到足夠的承認。身份政治不再是個次要現象，僅限於大學校園內，或者為大眾媒體推動的「文化戰爭」中的低成本、小規模衝突提供背景。相反，它已成為解釋全球事務進展的主要概念。

這種狀況為現代自由民主國家帶來一個重要挑戰。全球化引發的經濟、社會急速變化使社會變得更多樣化，併產生了要求對原本被主流社會忽視的群體予以承認的要求。這些要求引起了其他群體的激烈反應，他們產生了地位喪失、被取代的感覺。民主社會正斷裂為按照日益狹窄的身份劃分的碎片，這對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展開商議和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構成了威脅。這條路只會導致國家崩潰，以失敗告終；如果這些自由民主制國家不能回歸於對人類尊嚴的更普遍的理解，它們將會使自己——以及整個世界——陷入無盡衝突的厄運。

福山9月即出的新著《身份》

靈魂的第三部分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的行動是由對物質資源或物品的慾望驅動的。對人類行為的這種理解深深植根於西方政治思想，構成了大部分當代社會科學的基礎。但這一理解忽略了古典哲學家們發現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對尊嚴的渴望。蘇格拉底認為這種對尊嚴需求構成了人類靈魂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它與「慾望的部分」和「計算的（calculating）部分」並存。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稱這一部分為「激情」（thymos），英文勉強翻譯為「精神」（spirit）。

在政治上，激情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我所說的「特大激情」（megalothymia）：渴望被視為高人一等。前民主社會基於等級制度，它們認為某一階層的人——貴族階層（nobles, aristocrats）、王室成員——固有的優越性是社會秩序的基礎。「特大激情」的問題在於，每當一個人被視為高人一等，就會有更多的人被視為低人一等，後者作為人價值得不到公眾的承認。一個人得不到不尊重時會產生強烈的憤恨感。另外一種同樣強大的感受——我稱之為「平等激情」（isothymia）——則使人希望被看做和其他人一樣好。

現代民主制的興起是「平等激情」戰勝「特大激情」的歷程：只承認少數精英權利的社會被承認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取代了。20世紀，階級化的社會開始承認普通人的權利，被殖民的國家也爭取獨立。美國政治史上反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爭取工人權利和婦女平等的偉大鬥爭也是由這樣一種要求驅動的：希望擴大能被政治體系承認為完整人類的個體的範圍。

然而在自由民主制國家，法律規定的平等並沒有引起經濟或社會上的平等。對一系列群體的歧視依然存在，市場經濟也造成了巨大的結果不平等。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總體上富有，但在過去30年間，收入不平等的現象極度加劇了；大部分人口收入增長停滯，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經歷了階層的下滑。

人們對個人經濟地位受到威脅的感受，或許有助於解釋美國及其他地區民粹民族主義的興起。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高中以下的美國工人階級，近幾十年來的處境一直不好。這不僅反映在收入停滯或下降和失業上，也體現為社會崩潰。對非裔美國人來說，這一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大規模移民十年之後）就開始了，當時黑人移居至芝加哥、底特律和紐約等城市，許多人在肉類加工、鋼鐵或汽車行業找到了工作。當這些部門衰落、男性開始因去工業化而失業，一系列社會弊病隨之而來，包括犯罪率上升、可卡因流行以及家庭生活狀況的惡化，這使貧困從一代人傳到了下一代人。

在過去十年間，這種社會衰退已經蔓延至白人工人階級。阿片類藥物的盛行掏空了美國各地的農村白人工人階級社區；2016年，嚴重的藥物濫用導致60000多人因吸毒過量而死，這是該地區每年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數的兩倍。2013至2014年間，美國白人男性的預期壽命有所下降，這在發達國家十分罕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白人工人階級兒童的比例也從2000年的22 %上升至2017年的36 %。

但是，把特朗普送進白宮（也促使英國投票脫歐）的新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驅動力，或許也在於人們感到被忽視了（perception of invisibility）。憤憤不平、害怕失去中產階級身份的公民指責精英階層，認為他們忽視了自己，同時也指責那些在他們看來得到了不公正的優待的窮人。經濟困難往往被個體視作身份的喪失，而不是資源的喪失。努力工作應該能為個體贏得尊嚴，但許多美國白人工人階級認為他們的尊嚴沒有得到承認，政府還給那些不願遵守規則的人提供了過多的好處。

收入和地位的關聯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民族主義或宗教保守主義的呼籲比傳統的、從經濟階級出發的左翼呼籲更有效。民族主義者對那些不滿的人說，他們一向是一個偉大國家的核心成員，而外國人、移民和精英一直在密謀壓制他們。「你的國家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他們這樣說，「你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得不到尊重。」宗教右翼也有一套類似的說法：「你是偉大的信徒團體的一員，這個團體被不信教的人背叛了；這背叛導致了你的貧困，也是對上帝的犯罪。"

這種說法的盛行解釋了為什麼移民在那麼多國家都備受爭議。移民和貿易一樣，能提高整體的GDP，卻沒有惠及社會中所有的群體。占多數的族裔幾乎總把移民看做對他們文化身份的威脅，尤其是在跨境人口流動如近幾十年這般頻繁的情況下。

然而，對移民的憤怒本身還不足以解釋為何歐美民族主義右翼近年來也吸引那些原本支持左翼政黨的選民。右轉的趨勢也表明，當代左翼政黨沒能與那些相對社會地位由於全球化和技術變革而下降的人對話。過去的進步主義者，訴諸對富有資本家的剝削和憤恨這一共同經驗:「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在美國，從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一直到1980年代羅納德·里根掌權，絕大多數工人階級選民都支持民主黨。歐洲的社會民主制也是在工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上建立的。

但在全球化時代，大多數左翼政黨都改變了策略。他們不再圍繞大的群體——如工人階級或遭受經濟剝削的人——建立團結，而開始關注越來越小的群體，這些群體感到自己以各種不同的、獨特的方式被邊緣化了。普遍和平等承認的原則，轉變為對特殊的承認的要求。這種現象也逐漸從左翼轉移至右翼。

身份的勝利

1960年代，世界上發達的自由民主制國家爆發了強有力的新社會運動。美國民權活動人士要求美國踐行《獨立宣言》中承諾的、內戰後寫入美國憲法的平等。隨後的女權運動也是要為婦女爭取平等待遇，該運動激發了大量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也受到了這個過程的影響。一場同步展開的社會革命打破了性別和家庭的傳統規範，環境運動重塑了人們對自然的態度。隨後的幾年內，我們看到了維護殘疾人、美洲土著人、移民、同性戀男女以及變性人的權利的新社會運動。但儘管法律有所變化，邊緣群體獲得了更多機會和更有力的法律保護，每個群體在行為、表現、財富、傳統和習俗方面依然各不相同；偏見和偏執在人群中依然普遍；少數群體依然要繼續應付歧視、偏見、不被尊重和關注的負擔。

這種狀況向每個邊緣群體呈現了一個選擇：它可以要求社會像對待主流群體成員那樣對待它，或者它可以為其成員堅持另外一種的身份，並要求人們尊重他們與主流社會的差異。後一種策略逐漸佔據了上風：馬丁·路德·金早期的民權運動要求美國社會以對待白人的方式對待黑人。但到了1960年代末，出現了黑豹黨（Black Panthers）和伊斯蘭國度（Nation of Islam）等組織，它們認為黑人有自己的傳統和意識；在它們看來，黑人應當為自己的身份而驕傲，而不是遵從社會想讓他們成為的樣子。它們論證說，美國黑人真實的自我與白人不同；黑人是由在白人主導、充滿敵意的社會中長大的獨特經歷塑造的。這種經歷充滿了暴力、種族主義與污衊，是在其他環境下長大的人不能理解的。

如今的黑人生命平權運動繼續討論了這些話題；該運動始於為警察暴力的個別受害者伸張正義的要求，但很快便擴展為讓人們更深入地了解美國黑人日常生活的性質的努力。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等作家把當今警察對非裔美國人的暴力與奴隸制和私刑的漫長歷史聯繫到了一起，他們認為這段歷史是構成了黑人和白人間不可逾越的理解鴻溝的一部分。

女權運動內部也出現了類似的轉變。主流女權運動的要求原本側重於婦女在就業、教育、法庭訴訟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但從一開始，女權主義思想的一條重要脈絡便指出，女性的意識和生活體驗與男性有根本的不同，並認為女權運動的目的不該只是鼓勵女性像男性那樣做事和思考。

其他社會運動也很快抓住了生活經驗對他們鬥爭的重要性。邊緣化群體越來越不僅要求法律和機構把他們和主流群體平等對待，還要求更廣泛的社會承認、甚至讚美那些使他們區別與主流群體的內在差異。「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一詞——原本只指多元社會的一種特點——成了一個政治計劃的標籤，該計劃平等地重視各種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經驗，有時會通過引人關注那些過去被忽視或低估的文化來實現這一點。這種多元文化主義最初關注的較大的文化群體，如說法語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或者非裔美國人。但很快它便成了這樣一種圖景：社會分裂成許多有著不同經歷的小群體，以及一些由不同形式的歧視共同規定的群體——比如有色人種的婦女，她們的生活不能單從種族或性別的角度來理解。

隨著制定能帶來大規模社會經濟變革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困難，左翼開始接受多元文化主義。到了1980年代，整個發達世界的進步團體都面臨著生存危機。本世紀上半葉的激進左翼，從根本上接受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和激進平等主義的願景；社會民主左派的議程有不同：它接受自由民主制，但試圖擴大國家福利，讓社會保障遍及更多的人。不過，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都希望通過國家權力、財富再分配和讓每個公民都有機會獲得社會服務的方式，促進社會經濟平等。

隨著二十世紀結束，這一戰略的缺陷凸顯了出來。馬克思主義者被迫對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實現了工業化的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變得更富有，開始融入中產階級。革命和廢除私有財產已經不在考慮範圍內了。社會民主黨左翼也陷入了死胡同，它不斷擴大福利國家的目標在動蕩不安的70年代遭遇財政拮据的現實。當時政府的反應是印鈔票，這導致了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再分配項目則扭曲地刺激人減少工作、儲蓄和創業，反過來又縮小了整體經濟體的規模。儘管人們雄心勃勃地試圖消除不平等，例如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倡議，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社會民主黨被迫與資本主義講和。

20世紀最後幾十年，左翼在大規模社會經濟改革方面的志向的削弱，和它對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義的接受匯合了。左翼的特徵依然是它對平等的激情——「平等激情」，但它的議程從早先對工人階級的強調轉向了日益擴大的少數邊緣群體的要求。許多社會活動者開始把傳統工人階級和工會看做特權階層，認為它們對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困境缺乏同情。他們試圖擴大一系列的群體的權利，而不是改善個體的經濟狀況。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工人階級被拋棄了。

從左翼到右翼

左翼對身份政治的擁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同身份群體的生活經驗不同，往往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解決這些群體的問題；局外人常常意識不到他們的行為會對這些群體造成傷害，許多男性在MeToo運動揭露性騷擾和性侵犯後意識到了這一點。身份政治旨在改變文化和行為，這也為許多人帶來實際的物質利益。

身份政治通過把焦點轉向更狹義的不公正的經驗，使文化規範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促成了一系列對許多人都有好處的具體的公共政策。儘管警察暴力依然存在，黑人生命平權運動的確使美國各地的警察部門對他們對待少數人種的方式更自知了。MeToo運動拓寬了大眾對性侵犯的理解，並引發了一場有關現有刑法在這方面的缺陷的重要討論。它最重要的影響或許是對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場所的互動方式的改變。

因此，身份政治本身並沒有錯，它是對不公正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應。不過，身份政治關注文化問題的傾向，轉移了進步人士對一些問題展開因素思考的精力和注意力——即該如何扭轉近30年來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社會經濟不平等加劇的趨勢。爭論文化問題遠比改變政策更容易，讓女性和少數群體作者進入大學課堂比增加收入、擴展象牙塔之外的女性和少數群體的機會更容易。此外，最近身份政治運動的重點選區，如矽谷女性高管和好萊塢女明星，都處在收入分配的頂端。幫助她們進一步實現平等是件好事，但這對於解決收入最高的1 %的人群和其他人之間懸殊差距卻沒有什麼幫助。

如今的左翼身份政治也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更大的群體上轉移開了，那些人嚴重的問題被忽視了。直到不久前，左翼社會活動者對日益加劇的阿片類藥物問題，或者在美國農村貧困的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孩子的命運幾乎什麼也說。民主黨也沒有給出任何有雄心的策略，來處理與自動化發展相伴的大量失業風險，以及技術可能給所有美國人帶來的收入差距。

不僅如此，左翼的身份政治也對言論自由和維持民主所需的理性話語構成了威脅。自由民主國家致力於確保人們在思想市場（尤其是政治領域）中什麼都能說的權利。但對身份的過分關注與公民對話的需要產生了衝突。身份群體對生活體驗的關注，使得內在自我的情感世界優先於對外部世界問題的理性審視，它更看重發自內心的觀點，而不是理性的商議過程——這一過程可能會迫使人放棄之前的觀點。某個主張冒犯了某人的自我價值感的事實，經常被當做貶低發表主張的個體、讓他閉嘴的理由。

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對身份政治的依賴也有缺陷。目前美國政治體系的失衡和衰退也與極端且日益擴大的兩極分化有關，這使政府的日常管理成了在邊緣上的試探（exercise in brinkmanship）。這主要是右翼的問題，正如政治科學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和諾曼·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所指出的，共和黨轉向極右的速度比民主黨轉向相反方向的速度要快得多；但雙方都已經離開了中間選民。關注身份問題的左翼活動家很少能代表全體選民，事實上，他們的擔憂往往使他們與疏遠主流選民疏遠。

不過，左翼目前踐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一點，或許在於它也激發了右翼的身份政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左翼對政治正確性的擁護——這是一種使人們在公開表達自己的信仰或意見時，不得不擔心招致道德羞辱的社會規範。任何社會中都有一些與社會基本的合法性理念背道而馳的觀點，它們是公共話語的禁區，但人們很難跟上新身份的不斷發現，以及可被接受的言論的基礎的不斷變化。在一個高度應和群體尊嚴的社會中，新的界限會不斷出現，之前還可被接受的說話、表達方式會變成冒犯。比如，如今某些場合下只使用「他」或「她」可能被解讀為沒有考慮雙性人或變性人的標誌。這些言論並不會威脅到基本的民主原則，而是對某些群體的尊嚴構成了挑戰，表明對他們的鬥爭缺乏認識或同情。

事實上，左翼一方也只有少數作家、藝術家、學生和知識分子支持最極端的政治正確性，但這些個例被保守的媒體選取出來，作為整個左翼的代表。這或許能解釋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一個不同尋常的方面——特朗普在核心支持者群體中很受歡迎，而他的行為如果放在更早的時代，註定會使他競選失敗。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嘲笑了一名記者的身體殘疾、把墨西哥人描述為強姦犯和罪犯，在一段錄音還曾吹噓過他猥褻婦女的事情。這些言論與其說是對政治正確的違背，不如說是違背了基本的正派準則，許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一定同意這些言論，還有特朗普其他語出驚人的言論。但在許多美國人都認為公眾言論被過度監管了的情況下，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會欣賞他沒有被輿論壓力嚇住、而避免冒犯這一點。在一個被政治正確形塑的時代，特朗普體現了一種真實性，這是許多美國人都欽佩的：他或許有惡意的、偏執的、不像個總統，但他至少敢說出自己的想法。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體現出的並不是對身份政治的保守拒絕，而是反映了右翼對身份政治的接受。特朗普的很多白人工人階級支持者都感到他們被精英階層忽視了。生活在農村的人——他們不僅是美國的、也是許多歐洲國家民粹主義運動的中堅力量——往往認為他們的價值遭到了世界主義的城市精英的威脅。儘管他們屬於主導的種族，許多白人工人階級卻感到自己受了傷害、被邊緣化了。這種情緒為右翼身份政治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在最極端的情況下，這種身份政治表現為明顯的種族主義-白人民族主義。

特朗普直接推進了這一進程。他從房地產大亨和電視真人秀明星向政治競選者的轉型，是在他在成為種族主義「出生地陰謀論」（birther conspiracy theory）——即懷疑巴拉克·奧巴馬出任總統的資格——最著名的推動者之後開始的。作為總統候選人，當他被問及前三K黨領袖大衛·杜克（David Duke）對他的支持這件事時，迴避了問題，他還抱怨說，監督有關特朗普大學一案的美國聯邦法官對他「不公平」，因為這名法官是墨西哥裔的。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白人民族主義者舉行暴力集會——一名白人民族主義者殺害了一名反示威者——後，特朗普斷言說「雙方都有很好的人」。他花了很長時間把黑人運動員和名人挑出來進行批判，也樂於利用人們對拆除邦聯領袖紀念雕像的憤怒。

特朗普使白人民族主義從邊緣走向了幾乎是主流的位置。白人民族主義的支持者抱怨說，儘管人們在政治上可以接受談論黑人權利、婦女權利或同性戀權利，但要想提倡美國白人的權利，就不得不被冠上種族主義的標籤。左翼的身份政治實踐者會爭論說右翼對身份的強調是不合法的，不能同少數族裔、婦女和其他邊緣群體放在同一個道德層面上，因為他們體現的是歷史上享有特權的群體的觀點。這顯然沒錯——保守派過度誇大了少數群體獲得優勢的程度，正如他們也誇大了政治正確限制言論自由的程度一樣。許多邊緣群體的現狀仍未改變：非裔美國人繼續遭受警察暴力，婦女仍然被強姦和騷擾。

然而我們也要注意到，右翼是如何從左翼那裡借來這套語言和框架的：白人正遭受傷害，他們的處境和痛苦被社會中其他人忽視了，造成了這種狀況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尤其是媒體和政治體制——需要被打破。在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身份政治都是目前人們看待大多數社會問題的視角。

對信念的需要

社會需要保護邊緣的、被排斥的群體，但也需要通過審議和達成共識的方式實現共同目標。左、右翼政治議程轉向對狹小的群體身份的保護，最終將威脅到這一協商過程。補救的辦法並非放棄身份的觀念——這是現代人理解自己和周圍社會的方式的核心，而是規定出更大、更具整合性（intigrative）的國家身份，它需要把自由民主社會確實具有的多樣性考慮在內。

人類社會離不開身份或身份政治。用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的話來說，身份是一個「強大的道德觀念」，它基於激情（thymos）這一普遍人類特徵。這種道德觀念告訴人們，他們有一個未被認可的內在真實自我，而外部社會可能是錯誤的、壓抑性的。它關注人們要求其尊嚴得到承認的需求，並為表達不被承認時的怨恨提供了一種語言。

讓這種對尊嚴的要求消失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自由民主制是建立在個體在決定自己的集體政治生活方面享有同等的選擇、行動權的基礎上的，但是許多人並不滿足於僅被平等地承認為一般人類。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現代生活狀況。現代化意味著不斷的變化和中斷，以及先前不存在的選擇不斷敞開。這總體上是一件好事：幾代人以來，無數人逃離了那些沒能為他們提供選擇的傳統社區，選擇了給他們選擇機會的社區。但現代自由社會的自由與選擇的程度也可能使人不開心，並與其他人疏離。他們感到自己懷念他們認為失去了的社區和有條理的生活，或者失去了他們的祖先似乎曾擁有的生活。他們追求的真實身份將他們與他人聯繫在一起。體會著這種感覺的人可能會被一些領袖引誘，這些領袖告訴他們，現有權力結構背叛了、且不尊重他們，他們屬於某個重要的社群，這個社群的偉大將再次得到承認。

然而，現代身份在在本質上是可變的。一些人可能會對自己說，他們的身份基於生理、不受他們的控制。但現代社會的公民擁有多重身份，這些身份是由社會互動形塑的，身份取決於人的種族、性別、工作場所、教育、親密關係和民族。身份政治的邏輯是要將社會分成一個個關注自己的小群體，但它也有可能創造出範圍更廣、整合性更強的身份。為了使人意識到他們和更廣大的公民群體共享著價值和激情，並不需要否定個人的生活經驗。換句話說，生活經驗可以只是經驗——它將個體和與自己不同的人聯繫在一起，而不是把他們分開。因此，儘管在現代世界沒有哪個民主國家能免受身份政治的影響，每個的民主國家卻都可以將它引導回範圍更廣的、相互尊重的形式上。

首先一個最明顯的出發點，是反對那些導致一些群體受傷害、被邊緣化的具體虐待行為，例如警察對少數群體的暴力和性騷擾。任何對身份政治的批評都不能說這些情況不真實、不是迫切需要具體解決方案的問題。但美國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也必須更進一步，政府和市民社會團體必須著眼於將小群體融入更大的整體中。民主國家需要推進政治科學家所說的「信條式國家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這種認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個人特徵、生活經驗、歷史紐帶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圍繞核心價值和信念建立的。這種觀念的目的在於鼓勵公民認同於他們國家的根本理念，並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識地融合新成員。

要想在歐洲對抗身份政治的負面影響，將會很困難。近幾十年來，歐洲左翼提倡的多元文化主義削弱了把新成員整合進信念式國家文化的重要性。左翼歐洲政黨以反種族主義為名，低估了多元文化主義妨礙融合的證據。歐洲新興的民粹右翼則懷舊地回望著日益衰落的民族文化，這些基於民族或宗教的文化在基本上沒有移民的社會中，曾一度興盛。

歐洲必須從修改國籍法開始反抗身份政治。執行這一議程超出了歐盟的能力，因為歐盟的28個成員國都熱切地捍衛自己國家的特權，隨時準備否決一切重大變革或轉變。因此，無論好壞，都只能在單個國家層面上開展行動。為了不再讓某些族裔群體凌駕於其他族裔群體之上，國籍法基於血統原則（jus sanguinis）——「血權」，即依據父母的族裔賦予公民身份——的歐盟成員國應當採取新的、基於出生地原則（jus soli）的法律，即「土地權」，賦予該國領土上出生的任何人以公民身份。然而歐洲國家也應當像美國多年來所做的那樣，對新公民入籍施加嚴格的要求。在美國，新公民除了必須證明已在該國連續居住五年之外，還需要能讀、作和講基本的英語，了解美國的歷史和政府，品行良好（即沒有犯罪記錄），並通過宣誓效忠美國來表明對美國政體的原則、理念的認同。歐洲國家應當對新公民有同樣的要求。

除了調整對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外，歐洲國家也需要改變基於種族的國家身份。近20年前，一位敘利亞裔的德國學者巴桑姆·替彼（Bassam Tibi）提議將主導文化（Leitkulture）作為新德國國家身份的基礎。他將主導文化定義為對植根於啟蒙運動的自由理念的平等、民主價值觀的信仰。然而，左翼學者和政治家抨擊了他的主張，認為他把那些價值觀置於其他文化的價值觀之上了；這樣，德國左翼就不知不覺地滿足了那些不在乎啟蒙理念的伊斯蘭主義者和極右民族主義者。但德國等主要歐洲國家確實迫切需要像替彼的「主導文化」一類的東西：一種能使土耳其裔德國人自稱為德國人、非裔瑞典人自稱為瑞典人的規範性調整。這種轉變已經開始，但是速度太慢了。歐洲創造了一個值得他們自豪的了不起的文明，一種能包容來自其他文化的成員、又始終能認識到自己的獨特性的文明。

與歐洲相比，美國對移民的歡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於美國在其歷史初期就建立了一種信念式國家認同。正如政治科學家西摩·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的，一名美國公民可以被指責為「不美國」（un-American），而一名丹麥公民不可能被描述為「不丹麥」，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為「不日本」。美國主義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族裔。

如今，必須把內戰後出現的美國信念式國家身份重新樹立起來，以抵禦來自左、右翼雙方的攻擊。右翼白人民族主義者希望用基於種族、族裔和宗教的國家身份，來取代信念式國家身份。左翼的身份政治提倡者則試圖通過強調受害（victimization）來暗中摧毀美國國家敘事的合法性；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是在暗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式的系統性排斥內在於美國的基因中。這些缺陷向來是美國社會的特徵，它們必須被克服。但進步人士也應當講述另一個版本的美國歷史，一個側重於關注越來越廣的人群是如何克服壁壘、贏得對他們尊嚴的承認的歷史。

美國的確從多樣性中獲益了，但它不能基於多樣性建立自己的國家身份。一種可行的信念式國家身份必須給出實質性的觀念，如憲政、法治和人人平等。美國人尊重這些觀念；這個國家有理由不把公民身份賦予那些拒絕這些觀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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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一個國家明確了一種對現代社會確實具有的多樣性保持開放的、恰當的信念式國家身份，有關移民問題的爭論的性質必將改變。目前在歐美，這一爭論都處於兩極化的狀態。右翼試圖完全切斷移民、把移民遣送原籍；左翼則主張自由民主國家實際上有義務無限地接納全部移民。這兩種立場都站不住腳。真正需要討論的，是把移民融合進該國的信念式國家身份的最佳方案。成功融合的移民會為一切社會帶來健康的多樣性，融合不當的移民則是國家的累贅，在一些情況下會構成安全威脅。

歐洲政府口頭上表示需要更好地融合，但未能貫徹這種說法。許多歐洲國家制定的政策都主動妨礙了整合的進程。比如按照荷蘭的「柱狀化」（pillarization）體系，兒童會在彼此分離的新教、天主教、穆斯林和世俗系統下接受教育。在國家資助的學校中接受教育、卻不用接觸自己宗教以外的人，是很難加速融合的。

在法國，情況有些不同。法國關於共和國公民的概念和美國一樣是信念式的，它基於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理念。法國1905年關於世俗主義（la?cité）的法律將教會和國家正式分開，因此荷蘭的那種公立宗教學校不可能存在。但是法國也面臨著其他重要問題。首先，無論法國法律是如何規定的，普遍存在的歧視都妨礙了該國的移民。其次，法國經濟多年來一直表現不佳，失業率是鄰國德國的兩倍。法國青年移民的失業率將近35 %，法國青年整體失業率為25 %。法國首先應當通過開放勞動力市場來幫助移民融入社會，讓他們更容易找到工作。最後一點是，法國國家身份和文化的觀念被攻擊為伊斯蘭恐懼症；當代法國的許多左翼人士在政治上都不接受融合的概念。這令人遺憾，因為這樣會使極右翼民族陣線的本土主義者和極端人士把自己定位為普遍公民權（universal citizenship）這一共和理想的真正捍衛者。

在美國，融合的措施將從公共教育開始。幾十年來，基礎公民課程的教學越來越少，對於移民和對本土美國人都是這樣。公立學校也應該停止近幾十年來流行的雙語和多語課程。（紐約的公立學校系統會提供十幾種不同語言的教學。）這類課程被宣傳為是加快非本地學生學習英語的方法，但經驗證據表明它們的效果好壞參半；它們事實上也可能減緩英語學習過程。

美國也應通過對國民服役的普遍要求，來加強信念式國家身份，國民服役會強化美國公民需要負責任和付出的觀念。公民可以通過服兵役或者從事市民工作來履行服務，比如在學校教書、或者在公共資助的環保項目等新政所創造的類似崗位上工作。結構設計合理的國家服務和兵役一樣，能迫使年輕人和來自不同社會階級、地區、種族和族裔的人一起工作。國民服務和其他形式的共同付出一樣，它讓新公民融入國家文化。國民服務可以成為當代版的古典共和主義，一種鼓勵德性和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只是讓公民獨自為他們的私人生活奮鬥。

融合民族

在歐美，關注融合的政策都需要解決接受移民的程度問題。隨著移民人數相對於本地人口數的比例增大，融入主流文化會變得更困難。當移民社群達到一定規模，他們便傾向於變得自給自足，不再需要與其他群體建立聯繫。他們也會壓垮公共服務、超過學校等公共機構關懷他們的能力限度。從長遠來看，移民對公共財政產生的凈影響或許是積極的——但前提是他們找到工作，成為納稅的公民或合法居民。大量新移民也會降低本地公民對慷慨的福利的支持，這一因素存在於歐美兩地關於移民的論辯中。

自由民主國家在經濟和文化兩個方面都能從移民中受益匪淺，但這些國家無疑也有對自己邊境的控制權。所有人都有獲得公民權的基本人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除了自己或他們父母的出生國家之外，還有權獲得任意國家的公民身份。況且，國際法也並不否認各國控制邊境，或設定公民資格標準的權利。

歐盟需要比現在更好地控制外部邊境，這在實踐中就意味著要給希臘和義大利等國以更多的資金、更強的法律權力來管理移民的流動。歐盟負責這項工作的機構——歐盟邊防局（Frontex）——人手和資金都不充足，並且沒有得到那些最想阻止移民入境的國家的強有力的政治支持。除非歐洲外部邊界的問題能夠解決，否則允許歐盟內部人口自由內部流動的體系在政治上將是不可持續的。

在美國，最大的問題在於移民法的執行不一貫。它一開始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數百萬人非法入境並居留，隨後又開展零星的、似乎是任意的驅逐，這種政策——這是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一個特點——很難長期持續。但是特朗普對於在墨西哥邊境「修一堵牆」的承諾只是一種本土主義立場：很一大部分非法移民都是合法進入美國的，在簽證到期後依然留了下來。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更好系統，以處罰那些僱傭非法移民的公司和人員，這需要一個幫助僱主分辨哪些人可以合法地僱傭的國家身份識別系統。該系統尚未設立，因為太多的僱主都受益於非法移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此外，左翼、右翼都有許多人由於擔心政府越權而反對設立國家身份系統。

結果是，現在美國收容了大約1100萬非法移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在這個國家待了很多年，正從事著有益的工作、養家糊口，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的公民。少數人則犯罪，正如少數本土美國人也會犯罪。但是，因為非法移民違反了美國入境法或者在美國居留，就認為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罪犯的觀點是荒謬的，就像認為美國可以強迫他們統統離開美國、返回原籍國一樣荒謬。

有關移民改革的基本協議的大綱，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聯邦政府可以用嚴厲的執法措施來控制國家邊境，同時為沒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提供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這樣的協議大概會得到大多數美國選民的支持，但鐵杆移民反對者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大赦」，親移民團體則反對更嚴格的執法。

著眼於如何讓外國人成功融入社會的公共政策，或許能出其不意地打破目前歐美民粹主義熱潮的僵局。激烈反對移民的團體是由關注點各不相同的人組成的聯盟：鐵杆本土主義者受到種族主義和偏執的驅使，很難改變他們的想法，但其他人對大規模移民導致的社會變革的速度的擔憂更加合理，他們擔心現有機構能不能適應這種變化。關注融合的政策或許緩解他們的擔憂，把他們從偏執分子那裡拉攏過來。

當窮人和邊緣人被他們的同胞忽視時，身份政治就會興盛。對喪失地位的不滿源於真實的經濟困境，而消除不滿的一種方法便是緩解他們對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擔憂。在美國，許多左翼人士在幾十年前就不再考慮那些雄心勃勃、或許有助於改善窮人處境的社會政策了。談論尊重和尊嚴遠比提出或許代價高昂，但能切實緩解不平等的方案容易得多。這種趨勢的一個主要例外是奧巴馬，他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國社會政策的里程碑。該政策的反對者試圖把它描述為身份問題，他們暗示這項政策是由黑人總統提出、以幫助他的黑人選民的。但是平價醫療法案實際上是一項旨在幫助不富裕的美國人的國家政策，和他們的種族、身份無關。該法案的許多受益人都是生活在南方農村的白人，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被說服去給決心推翻平價醫療法案的共和黨政治家投票。

身份政治使得制定這種有雄心的政策更加艱難。雖然二十世紀早期圍繞經濟政策展開的鬥爭產生了尖銳的分歧，但許多民主政體都發現，那些持相反經濟觀點的人通常也能拋棄分歧、互相妥協。相比之下，身份問題更難調和：你要麼承認我，要麼不承認。對喪失尊嚴或被忽視的憤恨往往植根於經濟問題，但有關身份的爭鬥往往會背離那些真正有幫助的政策。因此，通過建立更廣的聯盟來為再分配而鬥爭，就變得更加困難：那些同時屬於地位較高的身份群體的工人階級成員（如美國白人）傾向於反對與身份低於他們的人聯合，反之亦然。

現在尤其是民主黨，面臨著一個重大選擇。它可以繼續嘗試通過增加在動員身份團體方面的賭注來贏得選舉——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職業女性、LGBT社區等等，如今這些團體產生了一些最狂熱的社會活動者。或者，該黨也可以試著贏回一些白人工人階級選民，他們從新政到偉大社會計劃以來一直是民主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最近的選舉中卻投奔了共和黨。前一項策略或許能讓民主黨贏得選舉，但就治理國家而言這個方案很糟糕。共和黨正成為白人政黨，民主黨正成為少數人群政黨。如果這一進程繼續下去，身份將完全取代經濟意識形態，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分歧，這個結果對於美國民主將很不健康。

更為統一的未來

人們對未來的恐懼往往會很好地表現在小說中，尤其是試圖設想新技術下未來世界的科幻小說。20世紀上半葉，許多展望性的恐懼都集中在扼殺個體性和隱私的大型、中心化的官僚暴政上：比如喬治·奧威爾的《1984》。然而，人們設想中的反烏托邦的性質在本世紀最後的幾十年開始發生變化，其中一條線索談到了身份政治引發的焦慮。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尼爾·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和布魯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等所謂的賽博朋克作家，看到了一個在互聯網推動下產生的、不受中央獨裁控制，而由不受控的社會分裂主宰的未來。

斯蒂芬森他1992年的小說《雪崩》（Snow Crash）中，提出了一個無處不在的「虛擬實境」（Metaverse），個體可以在其中選擇虛擬化身，任意改變身份。在這部小說中，美國已經分裂為一個個「郊郡白柱區」 （Burbclaves）——只歡迎特定身份群體的郊區小區，如新南非（種族主義者特區，有邦聯旗）和李先生的大香港（中國移民特區）。從一個社區去另一個社區需要護照和簽證。中央情報局已經私有化，航母美國「企業號」（Enterprise）成了難民們的漂浮家園。聯邦政府的權力已經縮小，只涵蓋聯邦建築的所在地。

我們現在的世界正同時走向彼此對立的超中心化烏托邦，和不計其數的碎片。比如，有的國家正在建立一個巨大的獨裁政權，政府會收集每個公民日常交易的十分具體的個人數據。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區的中央機構正在崩潰、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正在產生、兩極化加劇、對共同目標的共識越來越難以達成。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促成了一些自給自足的社區，它們不是被物理壁壘，而是被共同身份隔離開來。

關於反烏托邦小說的一個好消息是它幾乎從來不會成真。對於當前趨勢會怎麼以更誇張的方式愈演愈烈的想像，會成為一種有效的警告：《1984》成了人們想要避免的那種極權主義未來的有力象徵，它能幫助社會抵禦專制主義。同樣，今天的人可以把它們的國家設想為一個支持多樣性擴展的更好的地方，但這也包括設想如何讓多樣性服務於共同目標、維繫自由民主制，而不是摧毀這一制度。

人們永遠不會停止從身份的角度思考他們自己和所處的社會，但人們的身份既不固定，也不一定生而有之。身份可以用來區分，也可以用來統一；這最終將是補救目前民粹主義政治的方法。

本文原標題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載《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18年9/10月號，Vol. 97，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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