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新釋

原標題：「文體」新釋

　　陳師道《後山詩話》云：「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雲。」（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歐陽少師，即歐陽修：「修以風節自持……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歐陽修傳》）「文體」，有兩種解釋，一為「文雅有節的體態」，一為「文章的體裁或風格」（《辭源》）。顯然，以《辭源》「文體」義項，解釋「以文體為對屬」之「文體」，頗難。那麼，陳師道所謂的「文體」，又當何解？

在《後山詩話》中，類似的提法另有：「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所引之文，頗有爭議：「今考其中於蘇軾、黃庭堅、秦觀，俱有不滿之詞，殊不類師道語。且謂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極天下之工，而終非本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後山詩話提要》）對這種說法，古建的反駁有一定道理：「後山為人又頗自負，至於其出言品評蘇軾詩文之弊，亦在情理之中。而通觀全書，仍以稱道杜甫、蘇黃為旨，雖略有微詞，不過寥寥，尚無傷大體。」（《〈後山詩話〉作者考辨》，《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因此，比照「以文為詩」「以詩為詞」，可以類推出「以文體為對屬」之「文體」「對屬」，均為某一文體名，其反映的是「對屬」因「文體」的滲透而帶來的新變。那麼，「對屬」「文體」，又具體指哪兩種文體呢？

對屬，指詩文中兩句綴成對偶。據《本事詩》記載，李白醉後，獲唐玄宗之命，寫行樂詩十首。首篇為：「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征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從全詩看，命辭遣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詩中有對屬，形成詩體之一種律詩。文中頻用對屬，亦形成「文體」之一種四六。

四六，也稱四六文或四六體，乃駢文之一體，因以四字六字為對偶，故名。其形成於南朝，盛行於唐宋。李商隱 《〈樊南甲集〉序》：「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徐樹榖箋徐炯注《李義山文集箋注》卷九）有時，四六、對屬相連，指稱「四六」：「上命孫覿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使人齎草示尼堪，尼堪以為未是。金人往來者數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對屬作降表。」（徐夢華《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未被修改的降表有「一統之基，遽失籓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等四六語。由此可知，「以文體為對屬」之「對屬」，為四六文，或四六體，是以四六文的特徵「對屬」借指四六文。

「對屬」是指四六文，而伴隨四六文或駢文的發展則是對古文的提倡。那麼，「以文體為對屬」之「文體」，是否會是「古文」呢？

物盛則弊易生，文也如是。當駢文盛行時，其華麗的一面，遂為人所詬病：「文也者，非雲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旅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蕭穎士《蕭茂挺文集·送劉太真詩序》）拘於形，則失於實。蕭穎士論文，有貶有崇，其用力批判的「比類」「儷偶」正是駢文所具有的特點。中唐文壇旗手韓愈，延續此調，力排駢文，並拈出「古文」一詞，示人所好：「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第五卷《題哀辭後》）企求「句讀不類於今者」，並非是簡單的詞句革新，而是借詞句的調整，以期「修其辭以明其道」（《韓昌黎文集校注》第二卷《爭臣論》），也即明儒道，旨在使對辭的關注遠離「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的偏執。而從成效來看，未如所冀：「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論文上》）所以，對四六文的改革，有宋仍在接續。

五代文弊，宋初柳開開始為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宋史》卷四百四十二《穆修傳》）。楊億，字大年，身居高位，詩文尚聲偶，「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為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邵博《聞見後錄》卷十六）。又因主持科舉考試，故其文風一度成為士人追捧的對象。晚輩歐陽修，厭棄四六，曾自道：「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四十七《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事實上，歐陽修厭棄駢文，只是對駢文的某些做法有些意見：「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炫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三十《蘇氏四六》）因此，反對駢文，踐行古文，並非是置駢文與古文於水火不容，而是革駢文之弊，留駢文之精。就創作實踐而言，歐陽修本人更像是一位駢文的革新者：「歐公四六對屬，流轉變化，有如彈丸，而矯枉已過，學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風致。」（蔣維鈞輯錄、何焯校正《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八）《宋史·歐陽修傳》亦竭力稱許其文，認為「公之文備眾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園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流轉變化」，「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彰顯了歐陽修對文體的突破與變革，如《醉翁亭記》中的「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十）。所以，「文備眾體」說，應當包括歐陽修「以文體為對屬」的實驗。

由是觀之，「以文體為對屬」之「文體」，乃為古文。「以文體為對屬」，即以古文為駢文，使原本辨識度清晰的駢文變得模糊起來。這種新變體現的正是對駢文的修正與完善，而不是對駢文的全盤抹殺。「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文體為對屬」等文論話語的提出，反映了宋人不忘明辨文體間的新生現象，也折射了宋時文論對文體新變的理論回應。

（作者：高建旺，系山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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