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 余華 1

原標題：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 余華 1

余華的全新雜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麼》，譯林出版社

《我只知道人是什麼》這個書名源自余華2010年5月參加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節期間參觀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經歷。這篇文章首刊於2018年第1期《收穫》「行走的年代」專欄。

2018-1《收穫》

文中寫到，紀念館有一處國際義人區，是為了紀念那些在大屠殺期間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他們中間一些人的話被刻在柱子上和牆上，而一個波蘭人說出了一句令他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在余華看來，這個勇敢的行為意味著人性的力量：「文學包羅萬象，但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人。」

隨著《兄弟》《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第七天》等作品在美、英、法、意、日、韓等全球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版，近年來余華頻繁受邀世界各國的演講與活動，他從個人和中國經驗出發，打開與世界文壇的交匯，《我只知道人是什麼》正是他這段時間內發表的雜文結集。余華充滿睿智又真誠分享了他的觀察和思考，從往事到現實，從自我到時代，既漫談生活體驗，也談及創作心得。余華生動回憶了他和福貴、許三觀等筆下人物的相遇，也講述了走訪世界時和勇敢的波蘭農民、和義大利精神病院病友的相遇……有時候他們千千萬萬，有時候他們就像是同一個人。這些對人性寬廣與豐富的探究，展現出一位優秀作家對生活的深刻洞察，對一切事物理解後的超然，而命運無常中凝練出的一個個故事，也最終指向了所有文學和藝術創作中最根本的力量來源。

書中所收錄的23篇文章由余華本人親自編選，話題寬泛，但都不同角度圍繞著余華創作經驗而延伸，如《兄弟》創作中如何處理命名問題？《第七天》的靈感來自何處？敘述中遇到障礙如何破解？文學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現真實？……《你家房子上CNN新聞了》一篇則是他2018年初在維舍格勒獲頒塞爾維亞伊沃?安德里奇文學獎的致詞。

余華

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2010年5月，我參加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節期間，去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紀念館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築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二戰期間納粹殺害了六百多萬猶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萬，還有一百多萬死難者沒有確認。有一個巨大的圓錐狀建築的牆上貼滿了死難者的遺像，令人震撼。死難兒童紀念館也是圓形建築，裡面的牆是死難兒童的照片交替出現組成的，裡面的光也是由這些交替出現的照片帶來的，一個沉痛的母親的聲音周而復始呼喚一百多萬個死難兒童的名字。紀念館的希伯來文原名來自《聖經》：「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這段話里的「有記念、有名號」。

紀念館還有一處紀念國際義人，這是為了紀念那些在大屠殺期間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展示的國際義人有兩萬多人，他們中間一些人的話被刻在柱子上和牆上，也有非國際義人的話，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話：「當初他們屠殺工會人士，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人士；後來他們屠殺共產黨，我也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還是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是基督教徒。最後他們要殺我了，已經沒有人為我說話了，因為能夠說話的人都被他們殺光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話也刻在那裡，一個波蘭人說下了一句讓我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二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我只知道人是什麼」這句話說明了一切，我們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學和藝術里尋找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無論這些例子是優美的還是粗俗的；是友善和親切的，還是罵人的髒話和嘲諷的笑話；是頌揚人的美德，還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時，人性的光芒總會脫穎而出，雖然有時看上去是微弱的，實質無比強大。我在耶路撒冷期間，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給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營里的倖存者，他被關進集中營的時候還是一個孩子，父親和他在一起。二戰結束以後，他從未說起在集中營里的經歷，這是很多集中營倖存者的共同選擇，他們不願意說，是因為他們無法用記憶去面對那段痛苦往事。當他老了，身患絕症，他兒子是一個紀錄片導演，鼓勵他把那段經歷說出來，他同意了，面對鏡頭老淚縱橫說了起來，現場攝製的人哭成一片。他說有一天，幾個納粹軍官讓集中營里的猶太人排成長隊，然後納粹軍官們玩起了遊戲，一個拿著手槍的納粹軍官讓另一個隨便說出一個數字，這另一個說了一個七。拿手槍的納粹軍官就從第一個數，數到第七個時舉起手槍對準這第七個的額頭扣動扳機。拿手槍的納粹軍官逐漸接近他的時候，他感到父親悄悄把他拉向旁邊，與他換了一下位置，然後他才意識到自己剛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個納粹軍官數著數字走過來，對準他父親的額頭開槍，父親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時候他不到十歲。

說點輕鬆的，也是2010年，我去南非現場看世界盃，學會了好幾種罵人的髒話，因為每場比賽兩邊的球迷都用簡單的辭彙互罵，我記住了。可能是我個人的原因，什麼樣的髒話都是一學就會，現在這些髒話全忘了，後來沒機會用。差不多十年前，我家裡的餐桌是在宜家買的，桌面是一塊玻璃，上面印有幾十種文字的「愛」，開始的時候我看著它心想這世界上有多少數量的愛？有意思的是，為什麼全世界的球迷在為己方球隊助威時都用髒話罵對方球隊，為什麼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里都有「愛」？這讓我想起兩個中國成語，異曲同工和殊途同歸，接下去我就說說這個。

中國的明清笑話集《笑林廣記》里有一個故事，一個人拿著一根很長的竹竿過城門，橫著拿過不去，豎起來拿也過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後對他說，我雖然不是聖賢，也是見多識廣，你把竹竿折斷成兩截就能拿過去了。法國有個笑話，這是現代社會裡的笑話，一個司機開一輛卡車過不了橋洞，卡車高出橋洞一些，司機不知所措之時，有行人站住腳，研究了一會兒，對司機說，我有一個好主意，你把四個車輪卸下來，卡車就可以開過去了。

這兩個笑話的時間地點相隔如此遙遠，一個是明清時期，一個是二十世紀；一個在中國，一個在法國。可是這兩個笑話如出一轍，這說明了什麼？應該說明了很多，我說不清楚，別人也說不清楚，也許有一點說明了，就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頭禪——人都是一樣的。我再說說兩個與我有關的故事，第一個是《許三觀賣血記》，小說里的許玉蘭感到委屈時就會坐到門檻上哭訴，把家裡的私事往外抖露，這是基於我童年時期的生活，當時我家的一個鄰居就是這樣。這部小說1999年出版了義大利文版後，一位義大利讀者對我說，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許玉蘭這樣的女人，隔些天就會坐到門口哭訴爆料。第二個是《兄弟》，十二年前在中國出版時受到很多批評，2008年出版法文版時，一位法國女記者採訪我時對此很好奇，問我為什麼《兄弟》在中國遭受那麼多的批評，哪些章節冒犯了他們。我告訴她有幾個章節，首先是李光頭在廁所里偷窺，我還沒有說其他的，這位女記者就給我說起法國男人如何在廁所里偷窺的故事。這下輪到我好奇了，我說，李光頭在廁所里偷窺的故事發生在中國的「文革」時期，那是一個性壓抑的年代，你們法國的男人和女人上床並不那麼困難，為什麼還要去廁所偷窺？她說，這是你們男人的本性。

類似的故事我可以繼續往下說，與我無關的應該比與我有關的還要多，讓我說一千零一夜是不可能的，說一百零一個還是有可能的。從上述角度看，知道人是什麼似乎很簡單。可是換一個角度，從那位樸實善良的波蘭農民的角度來看，知道人是什麼就不那麼簡單了。「猶太人」在他的知識結構之外，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人是什麼，因此冒著生命危險去救猶太人。這個勇敢的行為意味著什麼？我們可以稱之為人性的力量，同時也意味著他確實知道人是什麼，這樣的人可能沒有我們認為的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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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作家余華，《我只知道人是什麼》新書發布會，徐瓊玉攝

余華，1960年4月出生，1983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兄弟》《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第七天》等。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巴西、荷蘭、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希臘、俄羅斯、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爾維亞、波黑、斯洛維尼亞、阿爾巴尼亞、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科威特、烏茲別克、蒙古、日本、韓國、越南、泰國、緬甸、印尼和印度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曾獲義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1998年），法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2004年），法國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2008年），義大利朱塞佩?阿切爾比國際文學獎（2014年），塞爾維亞伊沃?安徳里奇文學獎（201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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