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何以長壽？

最新 09-01

張世英這個名字，我已熟悉、景仰近半個世紀了。1971年，我在首都圖書館辦理借書證後借的第一套書，就是張世英先生的《論黑格爾的邏輯學》（書名記不確切了）。包著棕黃色的牛皮紙，一共四冊，已經很舊。當然，這種深奧的哲學書，我是讀不懂的，就結合列寧的《哲學筆記》「硬」讀，寫了近千張卡片，至今保存在我的卡片箱中。

1981年協助周揚同志撰寫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報告，執筆人引用了黑格爾的一句話，要我幫查出處。恰好遇到樂黛雲老師，我隨意跟她提了一下。想不到晚上在寫作組居住的友誼賓館接到她的電話說查到了，並自豪地說：「是詢問了張世英先生，他從剛剛拿到的最新德文版《黑格爾全集》上查到的。」一時間，寫作組沸騰起來，感到有了最高的權威根據。

自此我更加景仰張先生，看到他新出的書就買。一本《覺醒的歷程——中華精神現象學大綱》「啃」了很多遍，我在《中國魯迅學通史》和後來的文章中將魯迅定位為：「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深刻反思的具有『精神詩性』的偉大思想家」，就是受這本書和張先生其他書文啟發得出的。魯迅終生堅持「改造國民性」，為了啟示不「悟自己之為奴」的中國人精神覺醒，克服奴性，增強悟性，從「本能的人」升華為「自覺的人」苦鬥了一生。這正是魯迅高於其他現代作家，至今影響猶深的根本原因。

因此，當我看到2018年4月10日光明日報「文史哲」周刊以整版篇幅刊出張世英先生的長篇文章《做一個詩意的人》時，簡直激動得跳起來了。細讀了好幾遍。

恰好一位「發小」來訪，見我剛出版了116萬字的《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又在進行《中國魯迅學百年史(1919-2019)》的大工程，好心勸道：「人是要服老的。你已經七十三了，出的書也不少了。應該歇歇，享受人生，多活幾年。不要再拚命了！」我聽了，提起報紙反駁道：「你看人家張世英先生，已經八十多了，還發整版的大文章！我剛過七十，怎能止步呢？！」

但這次我是說錯了！7月30日光明日報「光明學人」的整版大文《張世英：萬有相通的哲學之思》，又使我一驚！張世英先生哪裡是我印象中的八十多歲啊，已經九十七歲啦！不僅思維敏捷，還能不戴眼鏡，從智能手機上瀏覽文章！

八月份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哲學大會更使我一驚：九十七歲的張世英先生給大會提交了大論文《做一個有詩意的自由人》。對這次大會各有說法，但一致認為張先生的學術演講主旨高渺，深刻透闢。詩意和自由，在我們這個時代確實是非常稀缺的精神元素。

我將光明日報刊出的文章與微信中得到的演講稿對照著又細讀一遍，倒似乎明白了一個道理：哲學家何以長壽？

演講稿與報紙上的文章基本相同，都是講人生精神境界分為四個層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求真境界」）、「道德境界」（「求善境界」）和「審美境界」（「求美境界」）。但演講稿題目上加了「自由」二字，更為明晰地從人對自由的認識來解析這四個層次——

人生之初，無自我意識，不分主客，不能區分我與他人、他物。在這第一個最低層次的精神境界中，人只知道滿足個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慾望，舍此別無他求，稱之為「欲求境界」，此種境界，其「異於禽獸者幾希」，也無自由之可言。

第二層是「求知境界」。大家都熟悉來自斯賓諾沙的一句話：「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強調「人只有認識了這種必然性，按必然性行事，才是自由的」。這一思想，有其合理之處。但否定了人的精神領域中的自由意志，卻是片面的。人除了科學認識的「自然威力」即必然性，對之「服從」之外，還應該有完全由自己做主的自由領域。

古代向中世紀過渡時期的基督教教父奧古斯丁，最早提出了自由意志論，認為人有自由行動的能力，即是說，人的行動可以不為外在的條件所決定，而完全出於自己的意志。通過自由意志，人從自然的必然性規律中解脫出來。

這一說法又容易使人把自由曲解為脫離必然性規律而任意為之。康德則指出人有兩重性：一重是自然方面，一重是自由意志方面。康德對人的自由本質的上述分析，否定了所謂自由不過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和自由意志論的論調，明確闡述了自由需要超出必然性的學說，認為要做一個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人，就是做一個憑道德良心之「絕對命令」行事的人。在西方哲學史上為人的自由本質第一次做了細緻的、系統的論證，是康德的一大貢獻。這就是第三層：「道德境界」。但康德的論述抽象晦澀，把自由放在超驗的領域，尤令人感到脫離現實，至於把道德行為看成完全自由的看法，也有不周全之處。

第四，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審美」。「審美」比起「道德」來更深入地進入了「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之境。不再著重注意認識到某具體對象「是什麼」這種主客彼此外在的關係，而是把對象融入自我之中，從而達到一種情與景交融的境界，主與客合二為一，借用中國傳統哲學語言來說，就是進入了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情境」，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實用關係。黑格爾說：「在審美中，慾念消退了」，對象（客體）作為「有用的工具」這種「異己的目的」「消失了」，那種「單純應該」的「有限關係」也「消失了」。「由於這些，美的關照就具有自由的性質，它使對象成為人自身自由的和無限的東西，而不再作為有用於有限需要和意圖而滿足佔有慾和功利心的東西」。十八世紀後半葉的德國美學家席勒明確主張，做人要做一個「審美的人」，只有「審美的人」才是「完全的人」「自由的人」。在「審美直觀」中，單純「感性衝動」和單純「理性衝動」所給人的限制、強迫感「都被排除了」。使人成為超越「倫物」世俗、「達本而識真源」的完全自由的詩意的人。如海德格爾所說：「詩意地棲居」。

在一層又一層的「深度思考」中，張世英先生在宇宙自我、古今中外的「萬有相通」的哲思和古典詩詞的「玩味無窮」中，獲得了一種「原來如此」的醒悟，從而產生了一種滿足感。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美的愉悅」「美的享受」。這種愉悅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娛樂或感性的滿足，而是精神上的滿足、思想上的滿足。以審美的高遠境界與深刻眼光看待日常事物，不斤斤計較「衣飯」「倫物」，而放眼於隱蔽在其背後的母源——無限之「意」，「於倫物上識真空」，讓胸襟開闊起來，優遊於自由自在的境地。張世英先生在這種充滿詩意又愚樸素雅的慢生活中，超脫了凡塵，增強了體質，比享年九十五的馮友蘭、張岱年、梁漱溟先生還長壽，使北京大學哲學系更加無愧「長壽系」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