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 | 張宏傑：乾隆十三年 de 風暴

原標題：清史 | 張宏傑：乾隆十三年 de 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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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因為父親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基之初，就對13這個數字抱有不祥的預期。他說：「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清高宗實錄》）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巧合。乾隆這個奇怪的預感竟然絲毫不差地實現了。這一年，乾隆遇到了兩件「大不稱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戰爭進行到最困難的時候，面對小小頑敵清軍騎虎難下，清朝政府面子丟盡；另一件是孝賢皇后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后的去世沒有影響大清帝國的運轉。事實上，古往今來，幾乎沒有哪個皇后之喪引起過國家這樣大的變故。

在乾隆皇帝看來，要有效寄託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為皇后辦理一個風光盛大的葬禮，這樣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后的去世，對皇帝和對別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其他人很難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對朝中大臣們來說，皇后的喪事對他們不過意味著例行公事地完成喪禮禮儀，對各地疆臣來說，也不過是給皇帝寫一封表達悲痛的奏摺而已。這是國朝百餘年來的定例，誰也沒有料到這一事件會演變成一場全國官場的災難。

在葬禮辦理過程中，懶惰懈怠的官僚體系一再出現一些心不在焉的錯誤。皇后去世一個月後，皇帝閱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冊文，發現滿文譯文中將「皇妣」一詞不小心譯成了「先太后」，這一小小過失讓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見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從重判為絞監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認為判得還不夠重，甚至因此認為刑部官員庇護原尚書，將刑部所有官員都一律革職，將阿克敦判為斬監候，秋後處決。消息傳出，全國官員都大驚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驚剛剛開了個頭。喪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橫挑鼻子豎挑眼。五月間，因為皇帝認為皇后的冊寶製造得不夠精良，「甚屬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貴，把工部全堂問罪。又因為祭禮所用的桌子不夠乾淨，把光祿寺主要官員一律降職。因為冊謚皇后時禮儀出現小小紕漏，禮部尚書也被降級。

事情到此遠遠沒有停止。清制辮髮，十天半月就要剃頭一次。按滿族舊習，帝後之喪，官員們在一百天內不能剃髮，以表示自己專心悲痛，顧不上收拾自己的儀錶。不過，這只是一種不成文的風俗，大清會典中並無記載，開國日久，一些滿族官員對此也已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時，許多官員百日內剃髮，朝廷並沒有追究責任。因此，皇后之喪中，許多人也剃了頭。皇帝發現之後，大動肝火，認為這一是證明官員們對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無哀痛之情；二是證明朝廷綱紀不振，百年成法開始被破壞。一開始，他想把幾個剃頭官員一律處死，最後深入調查之下，他發現剃頭的人實在太多，幾乎無省不有，才不得不輕判。但對於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這樣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頭，他卻無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賜周學健及另一個違制剃頭的湖廣總督塞楞額自盡，湖南巡撫、湖北巡撫因此革職。

對於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順眼。當他發現皇長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喪禮上表現得不夠悲痛時，立刻大發雷霆指責說：「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皇三子「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並請諸王、大臣共鑒，他絕不食言。

永璜與永璋因為這次事件，失去了競爭皇位的機會。

對兩個小孩子如此狗血噴頭地痛罵，顯示出皇帝正處於某種心理失常的狀態。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來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平靜無事？

皇后之喪風波中受處分的官員，從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不下百名。官場莫名其妙颳起了一場破壞力巨大的風暴。所有的官員都對皇帝刮目相看：原來在他們心目中一個溫和儒雅、寬厚仁慈、自制力極強的君主，竟然還有這樣喜怒無常、任性縱情、殘酷冷漠的一面，看來他們對皇帝實在是太不了解了。看來這個人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雍正的酷烈無情，他一絲不少地繼承下來了。

後人回顧歷史，發現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折點。「乾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高陽《清朝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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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鰥夫因為喪偶而導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學家說，處於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人際關係不協調，常無故指責別人。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總覺得別人對他的關心同情不夠。當人們不能理解或感到厭煩時，他們的情緒就會出現強烈的波動。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制自己，不加節制地釋放自己內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贏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但是，寬大必然有寬大的弊端。官僚集團具有深刻的奴性。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集團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乾隆時代，一開始他們確實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臉，他們就開始故態復萌。乾隆皇帝希望他們以勤奮的工作來輔佐自己的「寬大之政」，可是他們卻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許多地方，所謂勤奮的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蹈矩地處理文件後，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乾隆帝起居注》）至於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破獲的，也多是拖延著沒有判決。乾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致積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更為嚴重的是，雍正年間基本剎住了的貪污之風又開始抬頭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後，先後發生了布政使薩哈諒貪污稅款、提督鄂善貪贓受賄、學政喀爾欽賄賣生童等貪污案件，讓乾隆十分震驚。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舉報自己屬下的官員貪污不法。舉報信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稅款時，提高稅率，平時則擅作威福，縱容家人，宣淫部民」。並且舉報學政「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乾隆帝看過這份舉報信後，十分氣憤。他說：「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情可謂優渥了。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污腐敗以犯國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員腐敗案不斷發生，又牽連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污挪用所致。乾隆總結說：「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在「寬大原則」下，社會治安也出現惡化現象。雍正實行嚴刑峻法，對私鹽查得很嚴，那些偷運私鹽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發慈悲，允許老百姓少量販運食鹽。他頒布命令說：「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清高宗實錄》）不料命令頒布不久，天津就出現了大批農民，「以奉旨為名」，大規模販運食鹽，每人所負不超過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勢眾，數十百人糾集到一起，一次販運上萬斤，嚴重影響了鹽業專賣。乾隆慨嘆說：「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周濟那些特別貧窮的百姓。然而那麼多奸民卻乘機鑽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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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因素推動著乾隆逐漸對自己的「寬大之政」展開反思。乾隆五年，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志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寶，聖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御制詩初集》）

就是說，當初他上學時，學習的是中規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聖人的思想，並要付諸實踐。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可是實行一段時間之後，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滾打了幾年，他終於掌握了專制權力運作的真諦：在專制政治中，皇帝一個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託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於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他回顧康、雍、乾三代的統治，總結說：「由此觀之，數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權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運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麼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即位十餘年來，乾隆皇帝給官僚集團的整體打分越來越低。他認定，從整體上看，官員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都是自私的。他曾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們遇事毫無定見，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討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裡，則變成了要麼寬要麼嚴，毫無原則，「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並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於茲」！

隨著經受的挫折越來越多，乾隆皇帝越來越理解了父親的選擇。他發現，並不是父親不願意寬大，而實在是官僚集團不容他寬大。他過高地估計了官僚集團的品格。經過元代蒙古人的高壓，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開國過程中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和心態已經大大不同於唐宋時代的士人，他們整體上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乾隆發現，一旦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準確定位為奴才，在他們面前懸起官爵和財富，同時收緊繩索，舉起皮鞭，以「法」、「術」、「勢」來統馭他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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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確實並非偶然，乾隆已經給出過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說過：「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矇，百弊叢生，激朕將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於此日者，朕必綜核於將來。」

乾隆早就醞釀著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並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這個日子終於來了，來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寬和仁義的皇帝突然玩了一個大變臉，變成了一頭瘋狂暴怒的獅子。一時之間，大清帝國內重新颳起了恐怖之風。

皇后之喪中那幾個掉腦袋的官員並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陝總督慶復等人奏報，四川金川、瞻對等地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搶劫官兵銀物，「實非用兵不可」。乾隆於是派兵征剿。

聖旨一下，兩萬大軍齊集川北。乾隆要求將領們「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打掉這個為患多年的匪區。

不料戰爭的進展遠遠超出乾隆的意料。清軍嚴重缺乏高海拔地區作戰的經驗，表現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瞻對一戰後，清軍又出兵與瞻對相鄰的金川。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萬，耗銀2000萬兩，還是屢屢失利。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連剃個頭都成了死罪，更何況兵敗失地！這兩次戰爭前後三任統兵大臣慶復、張廣泗、訥親都在劫難逃。按理說，這三個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別是訥親，他是康熙皇后的親侄子，乾隆皇帝親手提拔的首席軍機大臣，乾隆曾說他「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麼「功臣」、「皇親」、「朋友」，只有一個個「辜恩枉法」、辦事不力的「奴才」。張廣泗被處斬。訥親被賜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軍中自己抹了脖子。慶復則被賜了條白練，懸樑自盡。

從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拋開了寬大仁慈的面具，拋棄了「以禮治天下」的夢想，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對於全國的死刑犯一直網開一面，能不處死的，盡量不處死。乾隆十四年（1749年）秋審朝審，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決，均即處死。以前多次批准緩刑的老犯也不免歸於一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壽，按常規，這兩年死緩犯一律不處決。然而乾隆宣布，貪污挪用公款的官員不在不處決之列，寧可破壞大慶的氣氛，他也要置貪官於死地。

對於貪污官員，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過的老武器，命令他們自填虧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還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規定，凡是因為貪污挪用導致公款虧空而被判死緩的，都要用自家資產賠補虧空。沒能賠補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額超過1000兩，貪污者超過80兩，就要執行死刑。這一道命令，要了許多貪官的命。

對待民眾反抗事件，他的處理也分外嚴厲。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發生老官齋教案，乾隆說：「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後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發生民眾騷亂，他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使自己的統治加入了明顯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頓軍紀。鑒於金川戰爭的不利，乾隆特別宣布，凡關係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金川戰爭進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認識到清朝武裝力量的廢弛，因而力圖整頓。他特別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訓練強兵勁卒，自己經常前去檢閱訓練。（《清高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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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年開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關係，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係，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係。下面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乾隆發泄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他動不動斥責官員們「婦寺之仁」，強調「水弱易玩」，無論是在語言風格，還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對雍正當年的重複。在實踐中，他的嚴猛程度則超過了雍正。「他之所以後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係上，他並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教，使臣民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

進入中年之後，皇帝對大臣們的觀察越來越細，批評和警告越來越多，越來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為偽稿案辦理不順，指責外省大臣說：「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偽」，「朕於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大學士陳世倌在山東置買了一批田地。陳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兒女親家，在山東買地，是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勢力永遠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偵知，皇帝十分惱火，不顧陳氏為愛新覺羅家族辦了一輩子的事，對他大加折辱，說：「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產，想分孔氏余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立刻被革職，乾隆還特別囑咐：「今既革職，傳諭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一般無二。

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在批評官場中調和模稜風氣時，評價了所有的現任總督，並且指出，現在他對全國主要官員的脾氣性格都已經有所了解，不會再受他們欺騙了。他說：「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匙。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兩江總督）慣用此術，方觀承（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惟策楞（四川總督）、喀爾吉善（閩浙總督）、黃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袞（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雲貴總督）更復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復於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訓斥貴州巡撫宮兆麟時，居然當眾提及了他的外號：「看來宮兆麟之為人，應對是其所長，而於辦事殊少實際，是以外間竟有鐵嘴之號。」絲毫不顧這位大員的正省級級別。

有時候，臭罵一頓還不能出氣，乾隆乾脆用惡作劇來折磨那些不聽話的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黃河在銅山決口，皇帝令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治理。高張二人完成任務不力，屬下李屯、張賓二人貪污公款，導致河工未成。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將李屯、張賓二人拉到刑場處死，同時又因為痛恨兩位大臣「負恩徇縱」，命令把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捆起來，一同押赴刑場。乾隆特意囑咐行刑官員，造成要將高張二人也一併斬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貴妃的父親，也就是乾隆的岳丈，當時年過七旬，眼見李張等先遭行刑，嚇得心膽俱裂，全身癱瘓，不支倒地。負責監斬的欽差大臣，此時才說出高斌、張師載二人此行只是陪斬，實際上死罪已免，還要問他們的回話。二人醒來之後，有如死過更生，當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時除感恩圖報，心中並無他想。」乾隆對自己這種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認為這樣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後，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監工，結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於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偽，所以乾隆統治的中期，大臣們不敢不謹言慎行，唯命是從，吏治一時頗為整飭。

本文摘自《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張宏傑 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張宏傑（Zhang Hongjie），男，蒙古族，1972年4月出生於遼寧，201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歷史學博士，師從葛劍雄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後，合作導師為秦暉教授。現就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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