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忙偷生：日本龐大的低收入階層背後……

時尚 09-03

（原題：《窮忙偷生：日本的新階級社會》，來源/文匯）

在電影《小偷家族》中，「柴田一家」唯一的穩定收入便是奶奶的養老金。橋本健二在新著《新日本階級社會》中，認為貧富懸殊直接導致日本社會出現了一個數量龐大的「低收入階層」，其中大部分人都無法成為正式社員或公務員，只能靠打零工或從事人力派遣服務過活，成為名副其實的「窮忙族」。

2018年5月19日，新一屆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大獎頒給了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電影《小偷家族》。第二天日本國內各大媒體均以不同形式予以報道，如《讀賣新聞》就將《小偷家族》獲獎視為「優秀日本電影獲得世界認可的明證」。而《朝日新聞》的評論則關注到了是枝裕和所想表達的深意，即「市井小民的聲音在這個社會中是如何被淹沒的」。在看似繁華、有序的日本社會中，也有一群如片中「柴田一家」這樣苟且偷生著的人們。面對這群人，是枝裕和既不想批評指責，也不願在電影中販賣同情，而是選用冷靜的態度去觀察。同時，用他自己的鏡頭將這類人真實的生活狀態表達出來。

6月初，日本文部科學省大臣林芳正公開表示要表彰「為國爭光」的是枝裕和，但這個提議卻馬上遭到了拒絕。載譽歸國後的是枝裕和在自己的博客上，直率地表達了自己希望與公權力保持距離的理念。金棕櫚大獎得主的這個表態在日本輿論界尤其是網上輿論場中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支持者自然不少，反對者卻也很多。不少日本網民批評是枝裕和一邊拿文部省的「助成金」拍電影，另一邊卻故作清高。也有人認為《小偷家族》的故事原型雖來自一樁數年前轟動日本的養老金欺詐案件，但片中一家人的境遇尤其是兩個小孩的遭遇完全是脫離現實的杜撰。在社會管理和福利救濟制度完善的日本，這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於是，他們順著此邏輯指責是枝裕和完全是為了獲獎，而不惜通過渲染日本目前的社會問題乃至貶損日本形象來引起關注。

在日本，出現這類批評和指責其實並不奇怪。畢竟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騰飛後，「一億總中流」（即一億人中產）就成了日本社會最引以為傲的國家成就。美國著名學者傅高義在寫《日本第一》時就津津樂道於日本社會貧富差距微小的穩定狀態。即便經歷了經濟泡沫破滅後的20年，這種觀念在日本依舊深入人心，以至於成為一種情緒型的「社會共識」。安倍第二次執政時喊出的政策口號一億總活躍社會」，明顯就是在借用「一億總中流」的概念與歷史記憶。2016年1月在回山口老家掃墓時，他還在父親、前外交大臣安倍晉太郎墓前宣誓「要確立『一億總活躍社會』的目標」。與之相對，是枝裕和對這個「共識」明顯並不認同，在接受採訪時曾坦率地表示：「過去五年，在日本階級分化的情況越來越明顯，對那些生活沒有保障的人群，我認為應該給他們一個發聲的機會。」

那麼，如今的現實情況究竟如何呢？

2018年6月《小偷家族》在日上映期間，東京都內發生了一樁5歲女童遭親生母親和繼父虐待至死的案件。近年來，類似的案件在日本已發生多次。2017年平安夜，在大阪府箕面市就曾發生另一件駭人聽聞的虐童致死的案件，死去的男孩年僅4歲。案發後，警方以涉嫌謀殺的罪名，逮捕了死亡男童的母親、其男友以及另一名共同居住的友人，涉案的這三人均無業。對照這些現實中發生的慘案，《小偷家族》片中祥太、友里兩個小孩在各自原生家庭中可能遭遇的不幸便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事實上，單親家庭貧困導致的貧困兒童在日本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小覷的社會問題。儘管日本總人口每年都在逐步萎縮，但單親家庭戶數卻從1992年30萬猛增至2016年71.2萬。日本大多數單親母親的年收入都達不到國民年收入中位數的一半，日本單親家庭的兒童貧困率高達56%，遠遠高於普通育兒家庭，在所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也是最高的。而整體的兒童貧困率從1985年的10.9%上升到了2015年的16.3%。諸如「貧困兒童一日一餐，只能吃學校午餐」、「寒暑假結束後返校時，孩子骨瘦如柴」之類的新聞在媒體上越來越多，以至於日本國會在2015年通過了《兒童貧困對策法》。日本政府還特別成立了「兒童未來支援基金」，號召各大企業有錢出錢投入兒童扶貧事業，至於這些措施的實際效果如何，還很難說。

200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日本的相對貧困率當時已達15.3%。所謂「相對貧困」是指人均年收入少於國民年收入中間值的一半。當時執政的小泉內閣正熱心於推行以郵政民營化為代表的一系列經濟自由化改革，而小泉純一郎本人也將之視為他本人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因此，當年日本政府堅持認為經合組織報告中顯示的「相對貧困率」並不能代表日本貧富差距的真實狀況。不過，以原日本經濟學會會長、同志社大學教授橘木俊詔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卻贊成經合組織報告中對日本貧困現象的描述。橘木認為新世紀後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而他自己研究中所估算的貧困率約在14%至15%之間，與經合組織之前的結論大致相符。

根據2015年經合組織發布的新一期報告，日本的相對貧困率又進一步上升到了16.1%，超過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而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達到10.7倍，比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值猛增8倍。根據2012年厚生勞動省近年的統計，日本國民年收入中間值為122萬日元。換言之，低於其一半即122萬日元者均為相對貧困群體。面對這一系列尷尬的數據，安倍首相在2016年1月國會接受質詢時，依舊秉持此前的日本官方的態度，表示「根本沒有所謂『貧窮日本』這一說。從世界的標準來看，日本還是相當富裕的國家」。早稻田大學社會學教授橋本健二則直言不諱地指出：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是日本社會急需直面的嚴重問題，片刻的猶豫都是不應該的。在2018年剛出版的新書《新日本階級社會》中，橋本健二認為貧富懸殊直接導致日本社會出現了一個數量龐大的「低收入階層」，其中大部分人都無法成為各大企業的正式社員又或是公務員，只能靠打零工或者從事人力派遣服務過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窮忙族」（ワーキングプア）。

當然從世界範圍來看，安倍的說法確實也有道理，況且日本的基尼係數確實不高，甚至可以說很低。根據厚生勞動省2016年《國民所得再分配調查》中的數據，2002年日本基尼係數為0.3812，時至2014年下降至0.3759。如此說來，進入新世紀後，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非但沒有進一步擴大，反而是進一步縮小了？

不過，若細看厚生勞動省的這份報告，或許就能發現其中奧妙。厚生勞動省給出的最終基尼係數數值是減去稅收、社保等再分配調節措施後的結果。如果單看收入情況，日

本收入層面的基尼係數已從2002年的0.4983升至2014年0.5704。此外，再分配調節後的得益者大部分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而與大部分青壯年階層無關。

在《小偷家族》的故事中，「柴田一家」唯一的穩定收入便是奶奶的養老金。片中，無論是「夫妻」阿治、信代，還是「妹妹」亞紀都沒有穩定收入，只能靠打零工又或是從事「風俗業」來賺取微薄收入，以至於不惜靠偷竊度日。在日本，年收入200萬日元以下者就可被視為「低收入階層」的一員。根據片中柴田一家的生活狀態，全家的年收入是否有200萬日元都值得懷疑。而在全日本，這類貧困者的數量之龐大或許出乎不少外國人的意料，也遠比很多日本人想像的要多。參照最新的調查統計，日本目前年收入低於200萬日元者高達1069萬人之多，而1999年時僅有804萬人。

另根據2017年的統計，日本全國人均年收入為422萬日元，較之泡沫經濟破滅之初1993年的452萬日元下降明顯。在20歲到34歲之間的青年群體中，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的人數，較之10年前掉了近10%，而認為自己是「低收入階層」的人數卻增加了13.3%。日本文化研究者三浦展將這類滑入「低收入階層」的中產階級稱為「下流社會」。自三浦展後，「下流社會」以及衍生而來的「下流老人」等等都成了日本社會的新熱詞。而所謂「低慾望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當代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基於不安定社會現狀的一種自覺。

泡沫經濟破滅之初，不少人都認為日本經濟總量當時仍是世界第二，而且擁有極高的全民儲蓄率。這些都能幫助日本社會對抗經濟不景氣、老齡化等問題。漫長的不景氣和金融危機卻讓日本國內的人壽保險公司成了最大「受害者」。首先，這些人壽保險公司往往持有大量低息國債。而金融市場一旦出現劇烈波動，在日本「官商協調」的傳統影響下，大型人壽保險公司也會應政府的要求去救市接盤，結果直接導致保險公司的不良債權累計高達數兆日元。1997年，日本人壽保險公司以2520億日元的虧損宣告破產，成為二戰後第一家倒閉的保險銀行。三年後，日本保險業排名第11位的千代田人壽保險、第12位的協榮人壽保險相繼宣告破產，虧損總額高達7.4兆日元。進入新世紀後，相當多日本老人的保險、存款都隨之化為泡影，以至於成為所謂「下流老人」。順便一提，2010年後日本的零儲蓄家庭佔比已高達30%，而在上世紀80年代時僅為5%。

截至2016年，領取社會福利金救助的老人已多達1100萬人。這意味著每三位老人，就有一位是所謂「下流老人」。在東京都，這些老人可以領取政府提供的「生活補助費」和「住宅補助費」每月合計約13萬日元。面對嚴峻的現實，厚生勞動省不得不承認：受養老金不足的影響，高齡者家庭被迫申請救助金的數量將會持續增加。《下流老人》的作者藤田孝典本人就是一位非營利機構的社會工作者，因此也目睹過相當多令人唏噓的故事。在他看來，「原本貴為社長這類高地位者，晚年卻淪為流浪漢的例子非常多。」不幸早逝的動畫導演今敏，其2003年的電影《東京教父》的主角就是三位浪跡東京街頭的流浪者。在他看來，「這些流浪漢與他們過去的生活比起來，的確都失去了人生應有的光采。他們的不幸之處並非因為身份是流浪漢，而是他們失去了曾經擁有過的光芒。」比起風餐露宿的流浪漢們，《小偷家族》里「柴田一家」唯一的不同之處或許就是有奶奶的老房子可供大家棲身。而在《東京教父》的故事裡，三位身為流浪漢的主角如同《小偷家族》的「柴田一家」，也組成了一個被主流社會放逐的「臨時家庭」。在今敏看來，當代的日本算是一個富裕的社會，卻產生了大量的流浪漢。他們雖不至於餓死，卻只能在街頭遊盪。

2018年初，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了一份有關流浪漢的調查報告。報告的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全國流浪者的數量同比下降了10.1%，「充分說明各地自治體社會支援措施取得顯著效果」，似乎也在暗示如今日本社會的福利救濟制度依舊能正常運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厚生勞動省的這個統計並不包括無固定住所者，只統計那些「定居」在公園、河邊的流浪漢，包括「網吧難民」在內的居無定所者並不在統計之列。這類人如同「柴田一家」一樣，依舊是遊離在日本主流社會之外的一群日本人。

作者：沙青青（上海圖書館信息諮詢與研究中心競爭情報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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