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是怎樣一個機構？戴笠等人是如何與其展開鬥爭的？

淞滬戰爭期間，戴笠指揮上海戰地抗日間諜活動首先是從特務處與上海日本的間諜機構「東亞同文書院」的鬥爭開始的。

戴笠

1937年9月中旬，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薦了兩名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壽，並介紹說程、彭二人願意為反日秘密戰爭作出貢獻。特工戰線本是一個風雲詭譎、變幻莫測的戰場，以戴笠之精明和謹慎，當然不會僅僅依靠一位學者先生的判斷和推薦，就吸收運用兩個素不相識的反間諜人才。於是，戴笠指令由文強當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與程、彭二人洽談，意在對其進行考察。文強經過了解，得知程、彭與章乃器先生是師生關係，因出於愛國心，願意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中某教授的特殊關係，打入書院及虹口地區日本海軍俱樂部，搜集日方情報，貢獻抗戰大業。

章乃器

當時，日本開辦的這所「東亞同文書院」是以日本陸軍為後台的日諜機構，原名為「日清貿易研究所」，1887年成立。他們打著研究的旗號，廣泛開展以軍事情報調查搜集活動。主要是調查中國的財政經濟與市場動態，同時也調查中國的地理、政治、軍事等專題。其所搜集調查的項目情報內容非常細緻，甚至包括各主要公路交通線的長寬度、路面結構，各橋樑的建築材料、長度、載重量，渡口的運量及河面的寬度等等，中心是為未來的侵華軍事作戰服務。他們的足跡遍及全中國，遠達雲貴等省的邊遠鄉村，足見其調查工作之深入。這些調查材料分別登載在該書院辦的《支那研究》雜誌和《支那省別全書》、《兵要地誌》等書中，報送日本陸軍指揮部掌握。該院調查人員以日本留學生為主，並有一些軍事人員參與指導。當時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大兒子近衛文隆受其父的派遣也在同文書院任職，從事在中國各界高層人物中收買漢奸的工作。

東亞同文書院

程克祥、彭壽本是東亞同文書院人員，淞滬戰事爆發後，兩人激於愛國熱情，在老師章乃器的教誨和影響下，決定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的關係，搜集日方的情報提供給中方，為抗日工作。同時也為自己留下一條後路。

程、彭向文強提出:需成立一個「以文會友」名義的「文友社」組織作為掩護，由程、彭分任社長、經理，聘用記者5-6人，並相應地提供1所獨立的樓房、備用金1萬元法幣、小轎車1部及司機等條件。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啟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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