琚小飛：《四庫全書考證》與四庫底本探賾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輯錄先秦至清代的主要書籍，共收3461種，素有「典籍總匯，文化淵藪」之譽。《四庫全書》收錄書籍時，僅標明採擇來源，並未著錄版本。《四庫全書總目》偶有語句涉及書籍版本，但終是只鱗片爪。如果能夠區分版本來源，對探討《四庫全書》的辦理過程及館臣對書籍的篡改、考訂等不無裨益。

運用不同方法進行考辨

關於四庫底本研究，最早緣起於對翰林院所藏《四庫全書》性質的考辨。清季以來，眾多學者將翰林院所藏《四庫全書》視為「第八部《四庫全書》」。黃愛平《翰林院〈四庫全書〉底本考述》（王俊義：《清代學術文化史論》，文津出版社1999年）認為，翰林院所藏書籍乃是纂修《四庫全書》的底本，其來源為尚未發還的各藏書家進呈書籍。翰林院所藏四庫底本散佚後，各大藏書機構多有收貯，紛紛視為圭臬，而今人研究《四庫全書》所據底本，皆是以藏書機構殘存的底稿本為據，並結合其中的修改痕迹，推測底本源出，進而以館臣的校改內容，探究四庫館辦理書籍的過程。

2011年，北京出版社整合全國藏書資源，出版《四庫提要著錄叢書》，收錄四庫底本300餘種，占現存四庫底本75%以上。如此一來，無需查閱各收藏單位，即可據此書按圖索驥，為研究四庫底本及版本源流提供了便利。這些四庫底本或鈐有表明底本的「翰林院印」，或保留四庫館臣的修改墨跡，由於存有現實的文本，相對容易辨別。然而，對那些並不存世的四庫所據底本而言，由於沒有具體的書籍實物進行比勘，其版本來源便無從知悉。

綜上所述，學界研究《四庫全書》所據底本，最重要的方法仍然是利用四庫修書時的存世底稿本為依據，這也是四庫底本研究最為便捷的方法。其實，四庫學界已經有學者開始嘗試藉助四庫修書期間的版本著錄信息，並結合不同版本的比勘，來判斷《四庫全書》收錄書籍的底本。細究之後不難發現，第一種方法建立在搜尋四庫底稿本基礎上，具有較大偶然性。第二種方法缺乏版本推定最為重要的證據，即四庫本與所據底本之間的關聯，僅僅以有關版本著錄信息為據，稍有不足。

《四庫全書考證》是四庫館臣辦理書籍時校勘成果的匯總，而考證內容均是針對四庫收錄書籍的底本而言，實際上就是《四庫全書》的校勘記，在推斷《四庫全書》收錄底本方面具有極大價值。嚴格地說，《四庫全書考證》對四庫版本鑒定的價值遠未開發，其中不僅涉及所據底本，而且包括相關的參校本。利用《四庫全書考證》的校勘內容來判斷底本，既不同於前述直接使用底本實物的方法，也不同於完全參稽版本著錄信息，而是既依據《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的版本記載，利用原始的校勘記，同時與現存的相關版本比對，最後確定底本。

通過多種途徑確定底本來源

四庫底本一般具有幾個特徵，其一是鈐有翰林院大印，這是所有四庫底本的標識，因四庫館採擇書籍，首先交由翰林院收貯，鈐蓋印記以備查核；其二是書籍中的校簽、塗乙或者修改，這是館臣分校書籍時做出的校勘，是反映館臣校書工作以及確定工作底本的依據。當然，依據《四庫全書考證》探賾四庫底本，首先要辨別版本流傳，再比勘版本內容信息，最後以《四庫全書考證》著錄的內容與現存版本比覆，以確定底本來源。

第一，利用《四庫全書考證》進行四庫底本考辨時，應詳細完整地掌握版本流傳信息，熟悉各版本之間的淵源關聯，這是進行四庫底本考辨前最重要的步驟。《吳郡志》於紹定二年（1229）首次刊刻，是為宋紹定刻本，後世流傳較廣，並歷多次抄配續修。宋刻之後，元代並無刊刻《吳郡志》之舉，目前見存的僅有元修抄配紹定本《吳郡志》。明代刊刻《吳郡志》多部，有內府刻本、蘇州府刻本及明末汲古閣刻本三種。入清後，至《四庫全書》纂修期間，《吳郡志》並無重新刊刻，僅有雍正間宋賓王校宋本《吳郡志》。宋賓王曾以《吳都文粹》及舊鈔本《吳郡志》互勘於汲古閣本上，所正訛脫甚多。此後，宋氏校本歸於士禮居，黃丕烈復為校正若干字。綜上所述，四庫開館前，《吳郡志》的版刻流傳僅有宋刻本、明刻本三種及清初校宋本，但明刻內府本、蘇州府本皆僅片語記載，明清之際均沒有其他書目見載，或當不存，或亦從宋版影刻，皆不出宋刻之右，惟汲古閣本及宋賓王校宋本精審。根據上述版本梳理，《四庫全書》收錄的《吳郡志》應為紹定本、汲古閣本與宋賓王校宋本三者之一。

第二，在明晰書籍的版本流傳和著錄信息後，先進行初步的比勘，如目錄、卷次甚或某些顯而易見的內容差異等，進行初步的版本甄別與篩選，排除一些不可能成為四庫底本的版本。以《吳郡志》為例，經與《四庫全書》收錄《吳郡志》比勘，可排除汲古閣本及宋賓王校宋本：首先，四庫本《吳郡志》未吸收汲古閣本的校訂內容，亦未沿襲汲古閣本舊誤，多處敘述迥異，人名登載亦有明顯不同；其次，宋賓王校勘本的增補內容，四庫本亦付闕如，如宋賓王於卷十一吳淵以下增補鄭霖等六人，四庫本一如宋刻，並未登載鄭霖等人；最後，宋氏校勘糾正的訛誤，四庫本一仍宋刻之舊。據此，《四庫全書》收錄之《吳郡志》不應以汲古閣本或宋賓王校錄本為底本。

第三，將《四庫全書考證》中的底本校勘信息，與各版本比覆，這是最為關鍵的步驟，也是印證《四庫全書》繕錄底本的直接依據。《四庫全書考證》卷四十錄《吳郡志》考證內容20餘條，均是針對所錄底本的校改。經逐一比勘，完全與宋刻本《吳郡志》的訛、脫、誤、衍情形一致，部分與汲古閣本《吳郡志》相同。汲古閣本以宋刻本為底本，兩者具有同樣的訛誤亦屬常情。結合前述各版本流傳信息，以及《四庫全書考證》針對底本的校改內容，僅有紹定刊本與四庫本完全一致，可以推定紹定刊本《吳郡志》為《四庫全書》繕錄的底本。四庫底本的推定正好與現存的上圖藏本相印證，因此，藉助《四庫全書考證》進行四庫底本考辨，是一種可靠方法。

底本考索具有多重意義

學界對四庫修書以及四庫本頗有微詞，一方面由於館臣肆意篡改，致使書籍失真；另一方面四庫本只是依據舊本抄錄，在原本留存的情況下，四庫本便被遺棄。平心而論，四庫館臣確有篡改典籍之舉，但亦不乏考證之作。館臣廣徵博引，考辨四庫收書的底本訛誤，相當精審，不可一味駁斥。

首先，考索四庫底本首要意義在於為點校古籍提供依據。今人點校古籍，注重底本與其他校本之間的參校，而很少關注底本與參校本共同存在卻未被發現的問題。藉由四庫底本的考辨，四庫館臣校改四庫所錄書籍，均是針對底本的校勘，還廣泛參校其他版本，並彙輯而成《四庫全書考證》一書，對今人的校勘工作極具價值。

其次，辨析四庫底本的版本源流，廣儲異本，博採群籍，勾稽旁本，並對勘不同版本的內容異同，窺探不同刻本之間的增益補撰，可以彌補其他文獻記載之闕。這不僅能夠提供版本參考價值，還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以《西湖遊覽志》為例，嘉靖本、范鳴謙刻本及季東魯刻本僅載嘉靖二十六年前之建置沿革，而萬曆間商濬刻本彌補了大量嘉靖二十六年以後的西湖沿革史料，特別是增益西湖遺迹重修復建的過程，詳悉敘述相關歷史沿革、得名緣起等。

最後，探賾四庫底本，明晰版刻遞藏流傳，分析所附跋語記載，藉此熟稔古籍輾轉的流通環節，還原書籍流傳的具體情境。此外，在具體的考辨過程中，縷析書籍撰寫、刊刻的歷史場景，以窺探書籍流通產生的社會影響。在探尋《吳郡圖經續記》的版刻流傳時，通過各刻本的序跋、鈐印等，大致勾勒宋刻本《吳郡圖經續記》的流傳及遞藏脈絡始自明正統年間葉盛，後由錢榖、毛晉收貯，輾轉明清之際，經陸貽典、徐乾學、顧若霖、顧聽玉、黃丕烈、汪士鍾、胡珽而至汪鳴鑾。與此同時，宋刻本《吳郡圖經續記》輾轉流播的過程中諸家的校勘題跋，均是對宋刻本價值的挖掘。這些校勘細節的展現，均源自梳理《吳郡圖經續記》的遞藏源流，而這也愈加提醒寶藏書籍之不易。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6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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