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熱自白》劉曉雷：這是一場對自我價值的狂熱追尋
《狂熱自白》拍完了，但劉曉雷仍然住在電影中的小院子里。
劉曉雷的小院子，離北京中心和電影氣息有點遠。車程距離市中心一個小時，而最近的電影院，距離他的直線距離有15公里。
從2015年開始，劉曉雷在這裡拍攝，剪輯，打拳，照顧花草和一隻貓，一條狗，FIRST一種立場的獎盃，像是一塊厚實的板磚，被毫不起眼的放在一旁。
FIRST評委對他和《狂熱自白》的評價是：將自己對社會議題的躁動、過激、思辨與認知在鏡頭前和盤托出，他在影片中表現了一個社會人的英雄情結，而作為紀錄片導演，這種坦誠則是創作者中少見的勇敢行為。承認並接受紀錄片中主觀的、私人的、尖銳的一面，是十分寶貴的。
這似乎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紀錄片，但《狂熱自白》究竟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紀錄片，對劉曉雷來說也並不太重要。這部電影中的狂熱，和自白，始終都與他自己，關係密切。
《狂熱自白》的前半部分，大多關乎民間反扒組織的行動，中間還摻雜了大連幾年前頗為有名的反PX遊行事件，而到了後半部分，畫風一轉，勾畫了一個新疆孩子——伊力，和劉曉雷自己的生活故事。
劉曉雷原本打算把這三個看似沒有強大聯繫的事件，拍成三部電影。然而，在拍攝回來之後，他在一遍遍看素材的同時，也在一遍遍的反思自己的起點。
在影片開始之時，有一個漫長的長鏡頭，他以自己獨特的念白風格，呈現了鏡頭後拍攝者的真實心理活動。劉曉雷以格外生猛的姿態，用拍攝別人的方式，卻扒開了鏡頭後的自己。
導演劉曉雷
這種勇敢的反思，就像一場剖白自我的折磨。他反覆問自己：如果我很努力做一個紀錄片，我只展示那些英雄化的東西，把那些反扒者從普通人群抽離出來，變成一個個城市英雄，這就是真實的嗎？
「我想梳理我自己那幾年狂熱的狀態，只有用如今這種方式，我才能更坦然一點，面對這些我拍過的故事，面對這些我拍過的人。」
劉曉雷不是沒有猶豫過，他與電影中的民間反扒成員相處多年，經歷許多有關生死的事情。當面對這些人時，指出他們在反扒行動中某些錯誤，就變成了一次難以開口、充滿尷尬的表達。「所以在最後的成片里，我把很多自我加進去。但之前剪出來的許多版本，我都把自己藏的嚴嚴實實的，好像自己一點問題沒有一樣。」
一場漫長的成長與反思
不僅是在電影里，在採訪中，劉曉雷的真誠程度，也令人有些許震驚。
他出生於1984年，2008年大學畢業之後，只在職場上體驗了一年，進入了一個獨立導演的工作室，製作電視台節目。劉曉雷一邊做電視節目，一邊學習做獨立電影。後來劉曉雷自己開了一個廣告公司。他笑著調侃自己，雖然公司做了3年，公司一直也干不好，因為老闆總是想著拍電影的事。
他符合普通人對「北方男性導演」這個詞的固有印象：喜歡傾訴和表達，偏愛英雄主義。劉曉雷坦言道，這個片子的開始，並非出於簡單的自我表達。
「為什麼拍這個題材？其實開始有很多虛榮的心態，比如這個題材很好，這個故事很牛逼，這個人的故事要拍下來，這個會有很大的影響力……這種虛榮心是很強的。」
但是到後來，他的視角在逐漸轉變，《狂熱自白》這部初版被評價為是「反扒英雄宣傳片」的電影，變成了一些帶著反思、帶著失敗和苦澀滋味的電影。而他自己則說：「越到後來，自己拍的多了，跟這些人接觸多了，自己這些年也在長大了。」
但從《狂熱自白》里能看出，他仍然保留著自己關於英雄主義傾向的一小部分。
比如，劉曉雷在影片的後半部分，講述了他試圖拯救一個被拐帶的孩子——伊力的故事。
這是一個來自新疆的孩子，9歲被人拐騙到內地，當劉曉雷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了一個在人群中熟練地通過盜竊討生活的孩子。
這樣遊離在正常渠道的生活，給伊力的生活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劉曉雷把他送到北京讀書，後來又很多次試圖將他送入正常生活的軌道上。再後來，伊力回到了父母的身邊，以做燒烤生意為生，甚至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這仍然沒能將所有的事情調和至正規，就在伊力十五歲的時候，他再次離家出走。不久後，劉曉雷得知了他在新疆被送進了少管所的消息。
劉曉雷說，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失敗。在很多人眼中，一個孩子，找到爸爸媽媽，可以上學，就可以變回普通的孩子，接受教育，找一份平穩的工作，不會去再度遊離在社會危險的邊緣。
但有些人的人生就是從一開始，已經偏離了平穩常規的軌道。無論是遊離在危險邊緣的孩子伊力也好，還是在暴力和英雄邊緣遊走的民間反扒組織，甚至是，已經堅定了，要把獨立紀錄片繼續做下去的劉曉雷自己。
「這個不是一句話的事兒，也不是坐下來喝喝茶，談一談就能解決的問題。」劉曉雷如是說。
遊走在主流邊緣的「英雄」在採訪過程中，失敗這個詞，被他多次提及。而他在片子的結尾悶頭打了一通拳，就像是在試圖發泄什麼，想要想通什麼。
但他不認為這個時代是「英雄已死」：「這個社會的改變是由各個領域的英雄性的人物，去敢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這個社會才有可能改變。如果大家都退縮，大家都很舒服，都很順從，沒有人敢發出不一樣的聲音，我覺得這個社會不是一個好的社會。我並不是認為英雄在這個社會不被需要了，而是我們太需要英雄了，只不過這個世界是不允許你成為英雄的，現實里不存在這樣的土壤。」
一種思想，卻沒有現實存在的土壤，這是一種令人憂鬱的表述。在《狂熱自白》里，劉曉雷和他的拍攝對象們擁有同樣的處境，民間反扒組織希望在正規的社會秩序中謀求一席之地，而伊力是一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少數民族幼兒，從一開始就被踢出了主流社會軌道的孩子。
他們在秩序外掙扎，遊離，卻沒有叩門而入的機會。
而劉曉雷唯一比自己的拍攝者更幸運的是，他還有一些選擇的機會，與他手中的攝像機。
他也談及獨立紀錄片和它的拍攝者的處境：許多能將創作者們聚集起來的機會在變少，獨立紀錄片拍出來之後，能看到的觀眾越來越少，想放映他的電影的組織者們，興緻勃勃地前來，但一走也就沒了消息。
但是這對他來說，並不能動搖他的電影，對自我本質的追求。
「我不在乎我身處的是邊緣或是主流的位置。我在乎，我拍攝的影片，它有沒有存在的意義，我能不能更自由，更忠於自己地去表達。」
「如果我也做一個很安全的片子，很保險，肯定能拿到龍標進行放映，票房還挺好，這固然很好。但它不能滿足我自己的要求。我想做一些真正能打動我的，具備挑戰的一些東西，對我來講，做這個東西挺興奮的。我想拍攝這樣的東西。」
他是一個如此執著於追求意義，追求自我的創作者。他的創作，是一段在不斷發現意義，摸索意義，將「人生意義」的定義，不斷推向更高層級的歷程，這個歷程對於他來說，經曆數年，漫長，卻極富價值。
畢竟，當一個創作者丟失了自我，迷失了對價值的思考，又如何能創作出對其他人具備價值的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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