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紅衛兵在上海（下）

撰文：金大陸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上半部分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一條消息）

1

現場之三：聯合行動

事實上，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在上海所採取的行動（不管是在「面」上，還是在「點」上），均遭遇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抵制。例如前述中上海僑務處的紅衛兵為處理查抄財物，與北京紅衛兵「爭論不休，扭到了盧灣區公安分局」；上海圖書館的群眾不忍發生在隔壁的殘酷武鬥，頻頻地向外界呼喚；在上音校園、在沐恩堂門外更是發生集體性的辯論。這種態勢和趨動，使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總部強烈地意識到：上海的情緒，上海的氛圍，更本質的是上海關於「階級路線」的貫徹（當下就是對「武鬥」、「紅色恐怖」等口號的看法），與北京方面存有很大的歧異。因而，要順暢地推進南下兵團的行動，就必須理念先行，即大張旗鼓地宣傳北京的觀點、做法和形勢，以便通過了解、理解，進而扭轉上海的輿論。

於是，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策划了「革命串聯大會」和「南京路統一宣傳日」。

「革命串聯大會」。這是南下兵團與北大華東聯絡組聯合採取的行動———之所以由北大的紅衛兵來擔當，緣於北大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誕生地，聲譽響亮，其文革運動過程具有典型性和說服力。９月１６日晚７時，北大華東聯絡組率先在中醫學院食堂舉行「革命串聯會」，介紹北大的文革情況。到會的約五十人左右，多為中學生。其實，這只是一次預備，一次演習。

９月１８日下午２時，由南下兵團搭台，北大華東聯絡組主演的「革命串聯大會」在體育宮廣場召開，議程為「控訴陸平迫害工農子弟」、「介紹北大文革情況」等。大會正式「邀請上海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學生參加」，結果到會的「大部份是外地的中學生和本市的中學生」，「也有少數的工人和幹部」，共約三千多人。由於到會的學生遞了很多紙條，大會執行主席在「控訴陸平」的議程結束後，便安排回答了六十多個現場提問。提問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關於「毛澤東主義」、「炮打司令部」等原則問題。回答者一般依據中央首長講話精神詮解；二類是關於「對上海市委的看法」等敏感問題。回答者非常謹慎地「不輕易表態」，多次追問下才回答：「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有分歧，今天不談，以後有機會再談」。只是在涉及具體問題時（如：「市委不支持工作組回校澄清事實怎麼辦」？），回答者會表態「市委不滿足群眾要求就不對」。三類是關於運動中的實際問題，回答者便充分表達看法。如問「如何看待學校黨組織領導？」等，回答者輕巧而乾脆地說「北大就沒有黨組織領導，完全由聶元梓為首的文革組織來領導」，「群眾組織只要是造反的就是革命的、合法的」。有問「『紅色恐怖萬歲』口號對不對時？」，回答者堅定地說「肯定是革命的口號！」。當會議進入「介紹北大運動情況」的程序時，因介紹者的發言「內容比較瑣碎，次序比較零亂」，約三分之一人退場，會場秩序頓時變得混亂。最後，主持人只得「喊了幾聲口號，領唱了『大海航行靠手舵』的歌」，於五時四十分宣布會議結束。

對北京紅衛兵來說，第二次「革命串聯大會」是失敗的。儘管此前組織了人員，布署了會場，籌划了議程，但最後的退場和混亂，不僅在結局上留下了深深的遺憾，甚至在主辦者的心理上蒙罩著舛錯的陰霾。北京紅衛兵痛定思痛，振刷精神，歷經十天的精心籌備後，於９月２８日下午，在文化廣場召開了第三次「革命串聯大會」。當天近兩萬人的會場「全場滿座，連走道里也坐滿人」。當台上舉例控訴「陸平迫害工農子弟」，「欠了我們血債」時，台下便有人領頭高呼「為階級兄弟報仇」等口號，整個會議過程「情緒高漲，氣氛熱烈」。為了突出會議主題，發言者還不斷冒出煽動性的話語，「今天我們打了他們又有什麼了不起呢？對黑幫就是要打，革命是暴力，就是要造成恐怖」。最後，大會照例回答群眾提問，其中直接表達北京紅衛兵思想和態度的對話是：

問：「文斗、武鬥關係怎樣？」，答：「我們主張要文斗，不要武鬥，但反對文而不鬥」。

問：「『紅色恐怖萬歲』有人說是反動口號，你們看法怎樣？」答：「這是革命口號！」。

顯然，第三次「革命串聯大會」是成功的。它通過改變發言模式，渲染會場氣氛，達到了宣傳的目的。然而，此時關於北京紅衛兵集體返京的指令巳正式下達了，北大華東聯絡組完成這檔任務後，也就匆匆離滬。正是這種時間上的偶合，使第三次「革命串聯大會」具有了喜劇的色彩。

「南京路統一宣傳日」。此次行動正式發生在２３日，但此前有些行動計劃的變更頗引人注意——９月１８日晚７時多，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印製了五千份《最最最緊急呼籲》（通過同濟大學印製，申請數為一萬份），全文如下：

全體在上海進行革命串聯的北京紅衛兵戰友們：我們決定於九月二十日（明天）開展一場更廣泛、更深入的大張旗鼓的宣傳毛澤東思想、十六條，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群眾運動。請首都紅衛兵戰友們於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在人民廣場集合，統一行動。可以事先帶好「武器」，如主席語錄、十六條及推子（理髮工具）和剪刀等，如有困難，請向有關單位聯繫解決。歡迎其它各地紅衛兵積极參加。

顯然，這是一項準備在上海市中心採取集體行動的通知，尤其標樹「大破四舊」及要求帶上推子、剪刀等，更是明確告知了行動的內容。１９日晚，南下兵團紅衛兵二、三十人為在南京路上佔據制高點，來到國際飯店，因與飯店交涉借用廣播未獲同意，便大罵國際飯店是「帝國主義的樂園」，職工是「洋奴」後，悻悻而去。一場由南下兵團發動的街頭造反行動即將爆發了。然而，第二天早晨（２０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卻在人民廣場貼出布告，緊急宣布「統一行動」改期，理由是「各校來不及準備」；「因籌備國慶活動，人民廣場不好借用」等。或許確因準備不周；或許還有更隱諱的秘密，總之，箭在弦上的事態驟然停息了，即一場即將發生的街頭武鬥終於向著「統一宣傳日」的目標回歸，只是北京紅衛兵與國際飯店之間的頡頏仍在繼續。

２０日晚７時半，一卡車屬南下兵團第四、第十四縱隊的紅衛兵到達國際飯店。他們利用安裝在卡車上的兩個喇叭，不斷地向南京路上的行人廣播：「國際飯店不許住外賓」，「不要見外賓就鼓掌，誰知是帝國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者？」。８時半左右，法國航空公司的人員到達國際飯店，北京紅衛兵勒令「下車、下車」，並高喊：「在中國的土地上，洋奴為什麼不能走路」。一帶臂章的紅衛兵陡然上前拉開車門，指著外賓大罵。外賓「非常緊張，低著頭，舉著手，從人群中擠進飯店」。宴會完畢，因國際飯店門前仍擠滿了人，「外賓看也不敢看，都從後門出去」的。

２１日上午１０時半左右，又一卡車北京紅衛兵來到國際飯店。當一日本旅行團到達時，因領隊機智地高呼「向紅衛兵致敬！」、「毛主席萬歲！」，日本旅行者也跟著喊，才沒有惹出事端。至晚９時半，一百多名第四縱隊的紅衛兵繼續圍住國際飯店，高唱「鬼見愁」歌，並再次向飯店借用廣播器材，一直鬧到深夜。

２２日下午，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總部在閘北區新中中學召開會議，正式布署第二天「南京路統一宣傳日」的任務。上海一些中學的紅衛兵也列席參加。例如上海時代中學紅衛兵總部負責人回校後，即向全校發出通令：限令黑六類子弟「狗崽子」（筆者按：此時的用語亦巳「北京化」了）交出自行車，否則「要採取行動」；上交的自行車「由紅衛兵總部調配」（損壞則由原車主負責）。據統計，當天即有黑六類子弟的七十餘輛自行車被集中起來，聽候處理。同時，時代中學紅衛兵總部還宣布：學校２５名牛鬼蛇神的月票「一律沒收」。自然，這些交通方便都是為了配合北京紅衛兵的行動而籌措的。

２３日清晨，首都南下兵團紅衛兵和部份上海中學生紅衛兵「陸續集中到南京路上」。因為是「統一行動」，現場「比較有秩序」。有的每隊約三、五十人列隊行進，北京紅衛兵在前，上海中學生隨後，齊聲高唱「造反歌」和「鬼見愁」；有的張貼對聯、大字報等宣傳品，並沿街散發傳單，主要內容是「論紅色恐怖萬歲」、「自來紅站起來」等。７時半左右，幾十名北京紅衛兵衝上國際飯店三樓，在正門沿街口的窗上貼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後又爬出窗口在外牆上貼了、反帝反修大樓」六個大字（筆者按：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事態的發展過程中，１９日至２２日北京紅衛兵一直沒有貿然進入國際飯店。在學校，在街道，北京紅衛兵可以一往無前，為什麼恰恰在這座上海最高的建築面前怯步了呢？這是因為國際飯店是上海的象徵和地標，它敞開門戶，正面對世界往來的客人。它的運作，它的權威，標誌著一種屬於國際城市的秩序仍在進行。這種秩序不僅具有威迫的效力，更是難測深淺的。所以，儘管北京紅衛兵心猶未甘，憤憤不平，只能在外面叫喊和鬧騰。２３日，北京紅衛兵終於乘行動之機闖入國際飯店，在外牆上貼完對聯、標語後，旋即退出）。整個南京路「霎時滿街都是大字報」，據統計，「從外灘到上海圖書館這一段，牆上和地上貼了對聯一百三十多幅，以及漫畫多幅（再見附錄）」。同時，北京紅衛兵利用設在南京路上的宣傳站，廣播傳單和大字報的內容，有的還攀高宣讀傳單，並提出誰反對「紅色恐怖」等觀點，可以到國際飯店門口辯論。但「來往行人和串聯學生停下來看大字報和聽他們宣傳的不多」，只有一副對聯上有人寫了不同意見，「路上也沒有辯論的人群」。

上午１０時左右，「人群自東向西，尤以大光明電影院周圍到王家沙一帶最為集中」。此時，北京紅衛兵的「宣傳」活動漸漸變成了「鬥爭」行動，從南京西路９９９號到石門路口的一段路上，「有五個四類分子被南下兵團揪住鬥爭，掛牌低頭」，「一個老太婆頭髮巳剪掉」。同時，南下兵團的紅衛兵指揮上海學生攔下三輪車，責令乘客報成份，叱喝年輕人一律下車步行。北京紅衛兵還在許多商店門口貼上「紅五類歡迎進來，黑六類不準入內」、「進店一律報成份」的標語，並在新泰百貨店、霞芳服裝店、博步皮鞋店、偉康棉布店及新華書店門口設崗，「逐個詢問顧客成份，凡是紅五類可進店買東西，黑七類均不能進店」。

真實地說，儘管「南京路統一宣傳日」中也發生了武鬥，卻是相當克制的，即整個行動有效地維護並實現了「宣傳日」的主旨，那就是北京紅衛兵針對上海的情況和形勢，通過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上大批量地張貼對聯、標語、漫畫和大字報；大規模地舉行遊行、集會、宣講和辯論，集中而又廣泛地張揚了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其內容主要是：一、「階級路線萬歲」，因為「沒有階級路線，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無產階級的一切」。二、「紅色恐怖萬歲」，因為「恐怖是人民對敵人的專政，是對一個階級的專政」，這是「紅衛兵的歷史使命」。三、關於十六條和武鬥，因為「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條只剩下、要文斗＇一條，而且是文而不鬥，穩斗、溫斗」，尤其「奇怪的是資產階級烏龜王八蛋、狗崽子，以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在大講、要文斗，不要武鬥＇，這簡直是形革命實反動」，所以「要堅決粉碎這個陰謀」。北京紅衛兵的態度是鮮明而堅決的，它直指一個方向——「上海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官僚買辦盤踞的老窩，在上海必須造成一個短期的紅色恐怖現象，必須有一個極大的革命熱潮」。由此可見，「革命串聯大會」和「南京路統一宣傳日」確屬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的精心部署，它以「非武鬥」的行動方式為「武鬥」辯護，為「武鬥」伸張，既是為了驅散周遭的指戳和責難，更是為了搭建往後的台階和進路。這就是說，北京紅衛兵正試圖通過收縮而張放，一邊擯棄前期的莽撞，一邊立足於標樹理念，穩紮穩打，長期作戰，以求徹底打開上海的局面。

然而，恰恰就在這個轉捩點上，中央以「參與維護國慶遊行秩序」為理由，下達了「南下兵團集體返京」的指令。

2

返京

「８·３１」、「９·４」事件後，中共上海市委於９月６日發布公告《熱烈歡迎革命群眾炮打司令部》，公開要求全市革命群眾、北京紅衛兵等發揚「五敢」精神，「揭發市委問題」，並表態「市委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還是修正主義的，只有在這次大風大浪中由革命群眾來檢驗」。固然，這是順應潮流的態度，其內中對北京紅衛兵的造反行徑並非是理解和順服的。在９月１３日召開的市委常委會上，曹荻秋說：「要查這些人成份」（筆者按：在此，怎麼曹的思路和用語與北京紅衛兵是一致的呢？看來，「階級和階級路線」巳成社會的習慣性思維，關鍵在於何人、何時、何地掌控著話語的主動權和解釋權），「要打電話給北京文革辦公室，叫北京學生都回去」。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抵達後，儘管對上海的文革形勢大失所望，因事先有所默契，始終沒有公開地將矛頭指對市委。曹荻秋也於９月１９日接見了南下兵團，聲稱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評〈三家村〉》都是在市委組織下寫的，以證實上海的各項「任務進行得比較好」。但南下兵團紅衛兵在上海掀騰起的武鬥浪潮，不僅便愈演愈烈，嚴重影響了交通、生產，甚至在一些敏感和關鍵的問題上（如黨的領導問題、常溪萍問題等），巳緊逼市委堅守的原則。於是，一面藉助群眾的情緒和反應，例如９月２３日，上海打浦中學二百多師生致電毛主席，反映北京紅衛兵「在上海胡作非為」，介紹北京的經驗是「白刀進，紅刀出」，故「十萬火急要求中央派首長來上海處理這些問題」；一面考量全局的狀態和處境，９月２４日，由曹荻秋簽發，中共上海市委給中央拍發電報，提出大串聯巳使上海的「生產上出現了若干比較嚴重的不健康因素」，不能再「任其繼續發展」。

９月２５日，中央給華東局、上海市委並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發來「關於北京學生國慶節前回京」的電報通知。市委一面「與兵團協商」，一面立即布署在全市各接待站進行傳達，並迅速落實各項準備（包括鐵路局增加開往北京的車輛）。第二天下午，市委接待部門派車組織南下兵團紅衛兵參觀萬噸水壓機和手錶廠，晚上又集體觀看了電影（有說是芭蕾舞劇《白毛女》）。但是，因「不讓其它外地同學坐車」，招惹了一片反感和指責。當晚，一些外地串聯學生湧向市委接待站，責問有關領導是不是北京紅衛兵「鬧得凶」，強烈要求「與首都紅衛兵一視同仁」。不言而喻，市委有關部門對北京紅衛兵的優先，既是招待，更是歡送，總之是要小心翼翼地以溫和輕柔的姿態，將這批北京紅衛兵送出上海。相比之下，外地串聯學生的情緒和舉動，只能成為一種表達，一個插曲而巳了。

以南下兵團為主的北京紅衛兵聽過傳達後，多數表示擁護，據黃浦、楊浦、虹口、盧灣四區統計，「大部份北京學生表示願意迅速回北京」；住在市教育局直屬中專航校、機校、冶校和輕校的近二百名北京紅衛兵甚至表態「黨中央號召我們回去維持秩序，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今天就走」。在此，響應號召，表達忠誠固然是道理；長期疲憊作戰，且在效果和評價上不見起色，亦屬重要的原因。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住在師院、復旦的部份北京紅衛兵認為上海的運動「蓋子沒有揭開」；南下兵團聯絡部部長說：北京紅衛兵來上海的「任務沒完成」。新近抵滬的北京紅衛兵則證實「北京國慶遊行的準備工作已完成」，住在上海工學院的北京紅衛兵大惑不解，因為在北京「沒事幹才來的，怎麼一下子又叫我們回去了？」。少數北京紅衛兵更持懷疑態度，申飭「市委搞陰謀」，反覆追問「回北京是否限定時間？是否一定在國慶前？」，「其他城市的北京學生是否也回去？」，有的當場要求看電報稿，有的走訪市委接待站，有的甚至直接打電話給華東局和中央文革。然而，北京紅衛兵面對的畢竟是一份公開而權威的通知，據居住在交大的５５３名北京紅衛兵統計，「２６９人表示立即返京，７１人表示不願回京」。住在復興中學的２１名北京紅衛兵中，１１人表示立即回京，「前天剛來的１２人不肯回去，說要到廣州去」。有些中學紅衛兵索性要求「介紹到其它省市串聯」並「希望發少量錢供路上使用」。

正是在這種依違不決的瞻顧中，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遭遇了丁子祥事件。

丁子祥，上海自行車三廠藝徒，十六歲，四代工人家庭出身。因鬥蟋蟀被南下兵團紅衛兵毆打受傷，引起該廠工人的激憤。９月２６日晚，丁子祥在人民廣場等鬧市地段貼出披露真相的大字報（有傳抄），「市民看了之後就衝進了體育宮。上海人多，看的人越來越多，完全是群眾自發的」。為此，市委馬天水、王少庸接報後立即趕赴現場，說服群眾退出，「但群眾不聽，又衝破第二道門」。馬、王肯定「北京紅衛兵成績很大，要搞好團結」。同時，市委有關部門也安排部份自行車三廠的工人到體育宮現場做工作。直至凌晨一時左右，群眾才散去。

９月２７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總部給丁子祥寫了《慰問信》（用大字報張貼在南下兵團所在的市體育宮），代表南下兵團全體戰士向丁「致以親切的階級兄弟的慰問」。《慰問信》稱：因少數人「勇於鬥爭，但不善於鬥爭」，「不善於區別真與假」，才「發生了打傷自己階級兄弟的事情」。為此，感到「萬分痛心」，並表示吸取教訓，以肅軍紀。最後，《慰問信》還堅定地相信，丁子祥「會了解我們全部的思想和行動，會諒解我們」。（筆者按：在北京紅衛兵的邏輯中，打人本身是可以的，是對的。只是現在「打傷的是自己人」，是對象弄錯了。所以，這不是「大方向」的錯誤，而屬行動的失誤。同時，北京紅衛兵的《慰問信》針對的是上海市民，面對的只是丁子祥個人。此中的機巧和軟中有硬的態度，昭然若揭）。同日，市委有關部門專程派人到自行車三廠，肯定三廠工人「是聽黨的話，顧全大局的」，並張貼、宣讀了北京紅衛兵給丁子祥的《慰問信》。為此，三廠工人的「情緒基本上平靜下來」，認為「我們都是紅五類，一根藤上的瓜」，「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檢討就行了」，並充分肯定了北京紅衛兵的大方向（筆者按：世上劃分陣營的法寶一是宗教，二是種族，三是階級。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以「階級」來劃分陣營，此法寶一呼百應的靈驗，成為了文革的重要特徵）。最後，雙方「互贈了禮物」，北京紅衛兵組織去三廠參觀，三廠寫了《給上海工人的信》公開散發。丁子祥的皮肉之苦以引發一場市民衝突為肇始；以成全一樁政治交易為終了。當然，也有少數工人難平義憤，在南下兵團返京的時候，圍追到車站去，以至「住在６２中的（北京紅衛兵）沒有進站，從一個軍用車站上車的」。

自２６日起，在滬的北京紅衛兵即開始撤離，例如住在市東中學、五十一中學的南下兵團紅衛兵均人去樓空，部份回京，部份去杭州。設在靜安區第一師範的南下兵團聯絡點也於２７日貼出告示，宣布「停止辦公」。住在航校的北師院、外交學院等５４人「多數今明可以回去」。就連２７日下午４時還在上海音樂學院大打「對聯戰」的南下兵團第七縱隊，也於當晚７時集體返京。

當時，第七縱隊在上音校園貼出大字報《警告上海資產階級的狗嵬子》，聲稱「這次是有任務而走的，國慶節後會再來」，「狗嵬子不要高興太早」等，並就返京一事張貼對聯：

戰鬥學習，宣傳造反，成績很大，那管狗崽子痛恨

來此串聯，回去革命，光明磊落，不怕王八蛋咒罵

橫批：狂犬吠日

上音學生立即針鋒相對地寫出一批對聯：

豬八戒照鏡子，何必自吹自擂

做錯事不檢查，還說問心無愧

橫批：恬不知恥

打腫臉，充胖子，不知羞恥

臉兒紅，脖子粗，滿口罵娘

橫批：黔驢技窮

想當初來勢洶洶，不可一世

看今朝灰不溜秋，做賊心虛

橫批：自食其果。

截止當晚（２７日）７時整的統計，居住在全市２９所高校的４２８３名北京紅衛兵，巳回去２１２３人，佔４９·６％。至９月３０日，除了少量執意留下準備與上海市委背水一戰的，以南下兵團為主體的絕大多數北京紅衛兵已離開上海。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南下兵團回京後即宣布解散。

3

辨析與思考

圍繞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南下兵團在上海的活動，可引出一系列的追問和探究，其中有事實的辨析，更有問題的思考。

第一、為什麼會發生如此殘忍的武鬥？

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行動中，不論是在「面」上，例如９月２５日，北京紅衛兵毆打一國民黨舊外交使節致死；還是在「點」上，例如南下兵團十六縱隊在沐恩堂打了六十多人，致多人重傷，均發生殘忍的武鬥。這就引出文革史研究中的一個重大命題：為什麼文革運動初期（１９６６年６－９月份）會發生以「暴力」對待「非暴力」為特徵的武鬥？且以北京紅衛兵為典型？

關於「武鬥源」：中國文革運動初期的「武鬥源」在北京。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即發生游斗、毆打六十多名教員和幹部的武鬥事件，北大工作組曾出面制止。７月２５日、２６日和８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便三次在北大召開全校萬人大會，宣布「６·１８事件」是「革命事件」。結果，當著江青等人及上萬北大師生的面，北大紅衛兵將鬥爭對象揪上台，演示了掛黑牌、戴高帽、拳打腳踢、用銅頭皮帶抽打等。就此，武鬥不但合法化了，而且迅速地向北京和全國普及。同時，６月２３日，北京著名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武鬥了該校副校長卞仲耘，卞在事後寫給上級要求保護的報告中說：「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下肢呈９０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樑，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但是，這種呼救並沒有停歇北師大女附中的武鬥。８月５日下午，卞在批鬥中被亂棍打死，成為中國「紅衛兵運動第一個殉難者」。

針對社會上越演越烈的武鬥情況，８月２１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說：「提倡文斗，不要武鬥，這是今天要談的第一個問題」。誰知在聽取了各方的彙報發言後，毛在插話中又說：「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總是多數，壞人總是少數」，「總之，我們不干涉，亂它幾個月」。《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的作者逄先知、金沖及評論說：運動中出現的這些極端行動，同毛澤東的初衷並不相符。但從總體來說，毛澤東仍認為紅衛兵行動的主流是好的，認為他們的激烈行動對破除舊思想和舊秩序、打開一個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現某些偏差並不奇怪，有問題也只能適當引導或到以後再解決，決不能潑冷水，更不能進行「壓制」和「打擊」。此後，北京的「暴力進一步升級」，「每天被打死的人數在八月下旬迅速從兩位數發展到三位數。當時官方的內部統計是１７７２人被打死」。例如「從８月２２日至２７日，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三人」。在此，之所以確認「武鬥源」在北京，一是強調北大、北師大女附中等名校最早、最劇烈地製造武鬥，自然在北京、在全國產生最大、最強烈的影響，繼而形成廣泛而顯著的示範效應。二是強調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默許和護持，非但不能在初始階段，有效地制止這種人身攻擊，更是推濤作浪，使之在政治上合法化，在形態上規模化，在手段上殘忍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紅衛兵從對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如火如荼的現場，來到上海相對冷清、和緩和剋制的現場，必定要移植北京的武鬥來打開局面，來顯揚和證實一切。如果說對「武鬥源」的確認屬事實性的判斷，即它在事由的層面上解說了發生的來路，那麼值得追問的是：北京紅衛兵面對「非暴力」的徒手的對象，其崇尚暴力、施展暴力的思想理路是什麼呢？內心衝動是什麼呢？人性承擔在哪裡呢？

首先，是「暴力傳統」。

按照北京紅衛兵的自白是：「革命前輩衝鋒陷陣前赴後繼殺逼三山五嶽，紅色後代揮刀造反橫掃妖魔威震五湖四海」。這就是說，今天紅衛兵的「揮刀造反」，是昨日老前輩「衝鋒陷陣」的繼續；今天紅色後代掀動的「紅色恐怖」，是對昨日革命先輩遭遇「白色恐怖」的反動。今天與昨日，前輩與後代正是通過「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路勾聯一體——就此，生髮出一條必然的邏輯——昨日的革命是暴力，昨日的勝利是暴力的勝利，即昨日的中國共產黨是造反的黨，是革命的黨，是通過暴力奪取了政權；然而，當革命黨成為執政黨以後，黨的基本路線沒有與時俱進地注入現代政治和現代文明的要素，不僅認定「階級與階級鬥爭」繼續存在，甚至更趨緊張和激烈了。基於這個判斷，紅衛兵（取「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衛兵」為旨意）為承負不斷革命的使命，自然接續造反的傳統、暴力的傳統，自然模擬父輩的實踐。所以，紅衛兵的武鬥實際上是父輩暴力革命的習得和再現，這也是武鬥的參與者多為革干、革軍子弟的緣故所在。

其次，是「教育缺失」。

階級分野是政治性質的，附著於此的武鬥以暴力摧殘異己者終究是「恐怖」的手段。然而，與父輩的遭際不同的是，施暴的紅衛兵並沒有親歷的疼痛和傷害，即與被施暴者之間沒有直接和現實的仇恨（有的還是同輩人），那麼這種仇恨是如何滋生、建構和噴發的呢？除了階級屬性的遺傳，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對此應負重大的責任。誠然，十七年在數理教育方面確有成效（筆者按：大批判中，歸罪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但在政治教育方面，它既沒有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良知、慈愛、寬厚、溫良、中庸、和諧等義理，給青少年以道德的熏陶；又沒有宣揚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博愛、人權、慈善等精神，給青少年以文化的啟蒙。尤其臨近文化大革命的那幾年，整個教育的主題不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訴苦把冤伸」的階級教育；就是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結果，青少年們的思想、情感被一種仇恨的意緒所浸沉；意志、慾念被一種戰鬥的渴望所振刷，以至當文革爆發的時候，這種意識形態的塑造自然衍變成武鬥的行動了。更令人驚嘆的是，這種「教育缺失」還往往使紅衛兵的武鬥夾雜著作弄和戲侮。如果說「革命的武鬥」是被時代托舉著，更多的是時代的催促和造就；那麼具體執行時的作弄、戲侮甚至殘忍，以滿足一種流氓式的顛狂和發泄，則證實這批「革命者」作為「人」的內在品質和素養中，存在著「非人」的要素。

再次，是「廣場效應」與「現場心態」。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標誌文革運動巳突破單位和地域的界限走向了全國。當百萬紅衛兵在廣場上山呼「萬歲」的時候，一種只有通過廣場才能嘯聚而起的領袖與大眾的互動關係達到了極致。由此，大眾被領袖指引著；領袖被大眾抬舉著，風檣陣馬，極天際地，浩浩蕩蕩，唐哉皇哉！領袖成為了大眾的神明，成為了大眾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源頭；大眾則簇擁著、呼喊著，要把廣場上沸騰的激情轉化為行動。正是這種喧囂的「廣場效應」，一旦被武鬥的火種點燃，就必然構成一台社會暴力的發動機。於是，當大眾星散般地進入武鬥現場，又因有「廣場效應」的熏染和籠罩，就一定要在「現場」兌換「廣場」的主題和氣勢。如此你追我趕，此起彼伏，即各個具體的「現場」呼應著、印證著社會的「現場」，致使整個社會的「現場」處於了顛狂的狀態。首都南下兵團的紅衛兵從北京的「廣場」上走來，把「廣場效應」帶到上海的「現場」，也就成了必然的路徑。與此同時，因「廣場效應」的盛大和神聖，以至經歷者均相信心中的信念千真萬確，而喪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正是這種崇奉使大眾進入武鬥「現場」以後，即便發生差失也不會有所懷疑和動搖。何況，現場多為一種群體行動，不僅個人不必償付任何代價，就連責任都是模糊而流散的，這怎能不使現場的武鬥一發而不可收拾呢！

最後，是「非常時代」與「精神世界」。

文革標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實際上是破除法律、道德、紀律和規則的正常管束，放縱了批判和鬥爭的自由。然而，當這種批判和鬥爭披掛著革命的旗幡，成為階級鬥爭的展開時，實際上也就放縱了暴力。由此，文革在精神上和行動上構造了一個「非常時代」。作為這個「非常時代」的前驅者，紅衛兵不僅滿懷著戰鬥的衝動，更在「精神世界」里搭建了攀援理想之國的梯架。這個理想之國就是「徹底剷除帝修反」，「創立一個毛澤東主義光輝燦爛的紅色新世界」，實質上即是對「封資修」武鬥的同時，又向著以「萬歲」、「萬壽無疆」為特徵的「朕即國家」的回歸，以至這個理想是炫耀的，卻是虛擬的；是博大的，卻是空洞的。尤其當它附麗於對領袖的景仰，更被一種夢幻般的神秘主義所至繚繞（神秘主義往往成為大型群眾運動的精神源泉，而導致集體性地狂熱和錯亂），所以，在紅衛兵的「精神世界」里，充斥著為理想所蠱惑的激情。然而，這種理想是要通過革命造反來達到的，是要通過武鬥來表現的，這便是一條充滿刺激和瘋狂的理想之路，以至這種理想並不曠遠，而很狹窄；並不寬厚，而很尖利；並不和諧，而很激蕩。正是這種虛幻的情懷和僭妄的情緒的混合，紅衛兵的群體人格在「非常時代」中背離了求學期的生態（學生身份），完成了向戰士身份的突變。應該承認，１９６６年時的紅衛兵武鬥是少有功利的（１９６７以後的兩派武鬥則與權利和利益相關聯），如果說僅此一點在紅衛兵的「精神世界」里還沾染了理想的色彩，那麼它的主義之上的執迷，它的現場之中的暴戾，它的天理之下的忤逆，恰恰是正常人格發生解體的確證。因之，紅衛兵在「非常時代」崇尚武鬥就不是偶然了。

綜上所述，「武鬥源」是事實判斷；「暴力傳統」是政治歷史的梳理；「教育缺失」是文化素養的點破；「廣場效應」與「現場心態」，「非常時代」與「精神世界」則偏重於社會運動和社會心理的剖析，正是這些因素的交融和匯聚，共同構成了本命題的答案。至於紅衛兵處於青春「狂飆期」，尤其部份女紅衛兵的瘋狂具有癔病的特徵，就不作贅述了。

第二、北京紅衛兵與上海紅衛兵的武鬥存在差異嗎？

儘管１９６６年上海的武鬥從單位走向社會，從校園走向街頭是由北京紅衛兵挑動的，且皮帶抽打等殘酷的手段也是由北京紅衛兵率先使用的，但上海紅衛兵的政治身份及其立場認同、精神世界等，因屬於同一源流、同一陣營，也就不會在本質上存在差異。這既表現為部份上海紅衛兵追隨、參與了北京紅衛兵的武鬥行動，又為上海紅衛兵在同一時期也製造了武鬥致人死亡的事件所證實。請看幾件事例：

其一，９月１７日晚９時，駐紮在人民廣場新大樓的上海市紅衛兵總部人員六人（為上海中學、淮海中學學生），到黃浦區龍門路派出所要求提供阿飛名單。當時派出所提供了周某等三人，三人被押往總部後，即遭到拷打（筆者按：在非常形勢下，派出所非但不能提供保護，還給予協助，這是專政機關屈從於群眾暴力的例證）。至１８日清晨３時，市紅衛兵總部將三人送回派出所時，派出所見周某傷勢十分嚴重，即通知家屬領回送醫院。周某在送盧灣區中心醫院途中死亡。

其二，９月１７日晚，因接報肇家浜路某號有「反革命分子黃某不老實」，徐匯區五十四中學紅衛兵便採取行動。他們將黃捆綁，用帶鐵釘的棍子打黃妻，拔黃妻的牙。這時黃的女兒回家（在地區廢品站工作），因她曾幾次帶過《參考消息》回家，又「講不出」父親的罪行，遭到了拳打腳踢和棍打，直至昏迷。五十四中紅衛兵便「將黃女兒的頭包起來，撳在地上用冰水澆，用茶壺往嘴裡、鼻里灌水，灌了兩面盆」，「有的紅衛兵「還在她肚上踏」，直至「沒有了聲音，嘴裡吐血水、白沫，連大便也打出來」。凌晨１時，紅衛兵感覺不對，報告里委會，待送中山醫院時巳死亡。

其三，９月２２日，上海海運學院、涇南中學紅衛兵去川沙造反，四類分子瞿某裝鬼嚇唬紅衛兵，便被紅衛兵帶到滬東其昌棧尼姑庵鬥爭。瞿某「十分囂張，抓起地上的木頭扔紅衛兵」。紅衛兵將瞿的手綁起來，瞿用腳踢；腳被綁住後，又用頭撞屋柱。後紅衛兵「將她手腳反吊在樑上」，為了不至盪空，在她胸下擱一凳子，瞿某不住掙扎把凳子撞翻，人盪空吊著，如此多次，從下午一直吊到次日早晨三時死亡。

其四，９月２３－２４日，閘北區第七中學紅衛兵搜查了長壽支路某號兩個道士的住地，並組織了鬥爭。次日上午，第七中學１３名紅衛兵繼續催促兩道士交代反動身份和罪行。中午１２時５０分，６男生外出吃飯，兩道士乘機操起鐵棍揮打女紅衛兵，致６人受傷，其中兩人傷勢較重送醫院治療（一頭部傷口長３·８厘米、深０·５厘米；一腦震蕩，頭暈、嘔吐）。此為當時少見的「現行反革命事件」，「紅衛兵和周圍群眾憤怒異常」。閘北區紅衛兵總部、上鋼八廠等二千多人，將兩道士押至延平路某弄鬥爭，「開始吊起來用皮帶、木棍打，後放下來一邊鬥爭，一邊打」，到下午７時，一道士死亡，一道士半死，被群眾拖到區公安分局關押。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例在時間上均發生於９月中下旬；在地點上均發生於街道里弄（非學校）；前兩例中的武鬥者，為革乾子弟較集中的上海中學、五十四中學的紅衛兵；後兩例中的被武鬥者，則有不服和反抗的行為。其各項要素和結果，與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在上海採取武鬥行動的情況大體一致。緣此，不僅可推斷上海紅衛兵的武鬥行動是對北京紅衛兵的摹仿、呼應和配合，更可在性質上認定兩者的一致性。

當然，就兩地的整體情況而言，以同為截止９月３０日的統計——北京毆打致死（非自殺）１７７２人；上海毆打致死１１人（其中數例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便可證明兩地紅衛兵武鬥的規模和慘烈度存有霄壤之別。這固然與「武鬥源」在北京相關，如果這屬於地域政治的因素，北京與上海，北京人與上海人地域文化的差異也是應該稍作辨析的。

一般而言，北京的政治地位決定了這座城市的品格，更多地注重政治文化，尤其早期紅衛兵的骨幹分子多為高幹、革乾子弟（多為「政治中人」），他們關心國家大事，各類信息通達，對高層傳出的「中國出修正主義」、「亡黨亡國」之類的訓告略知一二。正是這種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和政治優勢，不僅使北京紅衛兵滿懷政治抱負，更具有傲視四方的英雄氣概和領袖風範。同時，北京人的集體性格多表現為熱烈、豪放、豁達、粗獷；行為特徵多表現為勇敢、洒脫、詼諧、善辯，加以北方民風素來雄悍強勁，慷慨豪壯，以至，在一個「非常時代」，在一個將成千上萬的青年人集聚起來的廣場上，在一個至高至聖的號召下，北京的紅衛兵怎能不表現出捨我其誰的氣勢，怎能不衝鋒陷陣，而採取激進的行動呢！

反之，上海經濟（工商業）、文化的發達決定了這座城市的氣質，更多地具備理性、精巧、圓融、時尚的特徵，尤其它的市民生活，注重現實，注重當下，講究合理性、正當性，勤儉之中有實惠，殷實之中有計算，還不忘時時炫示些考究和奢華。正是這種生活態度，使更多的上海人避忌意識形態，恰如熊月之教授所斷論「從總體上說，上海人政治熱情不及京城人高。他們更崇尚個人本位、實際利益」。同時，上海人的處世強調情理化、規矩化，穩健之中有圓通，謹慎之中有乘巧，你來我往中刻意保持著一份尊重和客氣。即便發生齟齬和衝突，大多動口不動手，先是互為講理，再是招呼評理，理不通達，可以憤怒，甚至可以咒罵，卻不允許攻擊對方的軀體。因為在上海人的公共輿論中（集體意識），動武即是失理，傷及他人即是最大的非理。緣此，上海人既因重實務，而缺乏政治激情；又因尚理性，而貶責武力暴行，加以江南民風素來纖細柔弱，靈敏機巧，上海的紅衛兵怎能會大張旗鼓地拉起隊伍，大打出手地進行武鬥呢！

在此，還值得補充的是：在北京，因為政治關懷始終是社會的主導，父輩的革命事業與兒輩的繼承、捍衛之間息息相關，一如既往，以至當父輩打下的江山面臨「變色」的危險時，兒輩自然奮勇而起。反之，在上海，因為城市的經濟（工商業）、文化的定位，且屢屢遭遇建國以來改造和運動的衝擊，以至父輩的事業多半斷裂了、停息了，父輩與兒輩之間沒有了身份上、功業上的承續關係，兒輩只有通過讀書，通過學本領、學技術來換取明天，哪會有參與暴力行動的衝動呢。當然，這不是說北京沒有經濟、文化的「定位」；上海沒有革命政治的「主導」，而是指兩座城市的側重點對青年人的影響不一樣。北京紅衛兵到達上海，因身份和角色的關係而高傲，而顯示優越感，甚至滿懷指點江山、創造歷史的激情。但當他們直面上海的繁華和精緻，直面上海人的聰明和靈巧，睥睨之中也會暗含些許妒嫉、計較乃至稱羨，這既有可能催化北京紅衛兵武鬥的烈度；也有可能緩解北京紅衛兵武鬥的戾氣。其實，除了部份觀點相近的上海人，會對來自首都的紅衛兵保持一份神秘的敬重，會尾隨北京紅衛兵搖旗吶喊，沖衝殺殺。多數上海人還是驕傲的，他們害怕北京紅衛兵的武鬥，又輕蔑北京紅衛兵的野蠻。所以，當北京紅衛兵所向披靡，在社會上瘋狂武鬥的時候，上海人會小心躲避；一旦「天時—地利」允許，上海人立即就會圍堵北京紅衛兵。前述現場中的許多案例可謂證實，若是在北京，這般情境是難以想像的。

再則，上海人的階梯型社區是歷史形成的，即工商業者、高級職員、文化人與小職員、小知識分子、小業主與廣大勞工者等，一般均居住於不同的區域（上海人稱「上只角」與「下只角」）。所以，當北京紅衛兵進入里弄街道（多在徐匯區、靜安區、盧灣區等「上只角」。「下只角」里也有「四類分子」，則多是當年逃亡、流散的），對某些戶主採取革命行動時，周遭的居民或許因為同類，或許因為鄰居，或許因為上海人的習性，一般不會支持和配合，膽小的躲避；膽大的圍觀，時時還會有人站出來或勸解、或辯護，甚至直接與北京紅衛兵發生辯論。這般情境在北京也是難以想像的。

第三、１９６６年９月上海的階級陣線清晰嗎？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南下兵團抵滬後，針對上海的文革運動，起碼在態勢和行動上，是起著主導作用的。於是，圍繞著北京紅衛兵的立場和觀點，形成了相當複雜的陣線劃分。

首先，北京紅衛兵的飛揚跋扈和暴力行動，招致了許多上海市民的抵制，其中既有思想上的舛互；更有情緒上的怨艾，以致紛紛質疑「北京紅衛兵怎麼可能了解，怎麼可以插手上海的運動呢？」。與此同時，北京紅衛兵的頤指氣使和處處受到的優待，也使不少外地來滬串聯的學生忿忿不平，甚至在一些局部形成衝突，例如在同濟大學，在上海一醫均發生相互指責，相互張貼大字報的事情。其次，北京紅衛兵的革命造反，畢竟代表了主流的趨動。所以，當他們喝令上海的文革運動「溫良恭儉讓」，必須實行「紅色恐怖」，並將矛頭指對「基層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右派」的時候，也分別得到部份上海籍紅衛兵、外地來滬串聯紅衛兵的追隨和響應，例如在北京紅衛兵發動「南京路統一宣傳日」時，就有上海紅衛兵積極配合；在市委召集的外地學生座談會上，也有意見認為上海運動不徹底，對各級黨委繼續領導運動感到「驚訝」。

由此，按照當時流行著的「革命」還是「保皇」；「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話語標準，可見階級陣線的劃分，正處於相當複雜的境況，即種種的人群，種種的觀點疊合著、交錯著。

其中有北京人與上海人源於地域政治的差異；有北京紅衛兵與其它外地串聯學生源於身份遭遇的差異，如果說此兩種差異尚屬於間接的關聯，那麼，由面對「基層當權派」的鬥爭，是「革命」還是「保皇」的抉擇；面對橫掃牛鬼蛇神，橫掃「四舊」，衝擊資產階級右派的形勢，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評價，則是直接的政治觀點的差異了。然而，複雜的情況是：在前者方面認同「革命」的，並非在後者方面一定贊同「糟得很」；反之，在前者方面認同「保皇」的，也並非在後者方面一定贊同「好得很」。以至１９６６年９月上海階級陣線的劃分，表面上存有以地域為特徵的差異，實質上仍是立場、觀點的對峙；表面上顯得模糊茫昧，實質上仍是陣營的對壘——只是這種陣營的對壘正處於流變、聚合的過程中，尚未形成穩定的組織構架。

第四、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與上海市委有默契嗎？

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在滬時間約二十天，種種跡象表明：該兵團與上海市委之間存在默契關係，只是隨著形勢的變化，這種默契在悄悄地解體，直至中央來電指令北京紅衛兵「國慶返京」。

９月１０日，周恩來曾在首都紅衛兵外出串聯誓師大會上說：「每個紅衛兵縱隊、兵團到什麼地方定下後通知我們，中央會通知他們對你們好好接待，給你們便利」。如果說這是一支尚方劍的話，那麼它確實打通了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委之間的門徑。以至南下兵團抵滬後，市委不僅開出車子，騰出房子，給予高規格的接待，還指示各區、縣、局黨委對北京紅衛兵的活動提供方便。由此，北京紅衛兵才可能迅速而順利地進入徐匯、靜安等區查摸情況，並對某些對象實施抄家；第十六縱隊進入沐恩堂後，因懷疑有地道，才可能直接通知黃浦區委，送來工具一百餘件；第七縱隊與上音紅衛兵的辯論進入膠著狀態，才可能派人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負責人到場；因丁子祥事件引發上海群眾衝擊南下兵團總部市體育宮，馬天水、王少庸等才可能緊急到達，緩和矛盾，疏解人流，並派幹部深入自行車三廠做了大量引導工作。

與此同時，儘管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承擔著調查「８·３１」、「９·４」事件的使命，卻沒有在任何場合公布調查的結論；儘管南下兵團的紅衛兵對上海文革運動普遍不滿，並公開而廣泛地發表了許多激烈的觀點，卻沒有任何直接攻擊上海市委的言論；儘管南下兵團各縱隊在許多單位實施了暴力，卻一直沒有將行動的矛頭指對上海市委。

顯然，此間存在著一種默契，且在這種默契的基礎上立定了一條界線。那就是對上海市委來說，你不攻擊我，我提供方便，甚至提供庇護；對南下兵團來說，我不攻擊你，你給予關照，甚至幫助解脫困境。然而，這種互為功利的機會主義的默契，在一場政治運動的交鋒中，哪能牢固而持久呢！

其實，南下兵團與上海市委對上海文革局勢的看法存在著相當的分歧，雙方之間也是不滿的。這就是南下兵團一再強調上海的破「四舊」不徹底，對資產階級過於寬容。同時，各級學校的黨組織繼續領導運動，貫徹階級路線不堅決，紅五類沒有揚眉吐氣；黑五類沒有膽戰心驚。甚至有些關鍵問題（如常溪萍問題等），仍處於遮掩之中，整個局勢溫和而平庸。南下兵團深知其中的要害和責任在於上海市委，但因為先前存有一份默契，也就剋制著、迴避著，以至在９月１８日召開的全市「革命串聯大會」上，許多提問追究南下兵團「對上海市委的看法」，南下兵團發言人一直「不輕易表態」，最後不得不支吾其辭「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有分歧，今天不談，以後有機會再談」。只是在回答具體問題時會表態「市委不滿足群眾要求就不對」。

同時，上海市委也了解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是有背景和來路的，自然希望這份默契不僅不招致衝擊，還能引出有利的評判。９月１９日，曹荻秋代表市委接見南下兵團，反覆強調姚文元評「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文章，「都是在市委組織下寫的，經過市委討論修改的」。但南下兵團一直恪守著默契的底線，除了不在公開場合抨擊上海市委，也從未給出有利的評判。此時，有一件很蹊蹺的事發生了。９月２０日，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調查團抵滬（１６人），入住長樂路某號一資本家家中，佔用上海民主黨派辦公機關作聯絡點，並很快就「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委的衝突」等作出了《內部結論》。應該承認，《內部結論》是小罵大幫忙。其所使用的「老革命碰到新問題」、「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見了世面，經了風雨」等語言，也會令經歷過文革的人思緒萬千。至於這支神秘的小型調查團，是受派遣而來，還是受邀請而來；是為了掣肘南下兵團，還是為了匡助上海市委，均不得而知。此後，市委又召開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雲南、遼寧、山西等來滬串聯學生座談會（筆者按：注意此處迴避了北京紅衛兵），得到了多數認為「上海政策掌握得穩」、「南京路上再也吹不到香風」、「北京紅衛兵高傲粗暴」；少數認為「上海運動不徹底」的利好結論。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下，加以考慮南下兵團在上海的武鬥步步升級，隨時有可能突破互為默契的界限，上海市委便背著南下兵團向中央報告，大串聯巳使上海的生產出現了「不健康因素」。待中央向南下兵團下達「國慶返京」令後，上海市委與南下兵團之間危如累卵的默契也就不復存在了。

綜上所述，查考北京紅衛兵三次南下與上海市委的關係，第一次為鬆散型地衝擊；第二次為功利性地默契；第三次為組織型地衝擊。

第五、北京紅衛兵私分抄家財物嗎？

在一些簡報材料中，隱約可見一種數落，如說北京紅衛兵「隨意出去抄家」，「抄了不打收條」，「帶著搜查物揚長而去」等，甚至「有的人身上原來沒有手錶、照相機、香煙盒的，現在都有了」，即北京紅衛兵在上海有乘抄家之機搜刮財物的嫌疑。其實，這個說法證據不確。它記錄的只是表層現象，若武斷地臆測有失公允。

同樣據簡報材料記載，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在徐匯區組織抄家的過程中，曾組成訓話組、訊問組、搜查組、紀錄組、登記組（對搜查的東西進行登記）等；在靜安區，北京紅衛兵「提出要將搜查的箱子、衣物等統統搬到財政局」，連區委建議封起來，也不同意。這是因為在北京紅衛兵的概念中，查封只是使財物處於中間狀態，只有上交財政局才是充公。同時，北京紅衛兵還公開在主要抄家地段的徐匯區、靜安區舉辦了「資本家剝削罪證展覽會」。在此，進一步引證南下兵團第五縱隊與上海中醫學院文革小組，針對龍華醫院婦科主任陳大年抄家財物的處置予以說明。當時，北京紅衛兵曾在陳家開啟了被龍華醫院紅衛兵抄封的一隻皮箱，因雙方糾纏，便被重新封存。９月２７日下午四時，南下兵團紅衛兵第五縱隊三名紅衛兵進入陳家（「國慶返京」令巳下達），「命令不準任何人進門」，隨即上樓打開皮箱。　不久，靜安區衛生局派人到達現場，認為北京紅衛兵系「臨走之前來取財產」，便退出打電話給有關方面。北京紅衛兵見狀，搜走了陳家２００元左右現金（陳自述），將箱子綁在自行車上匆匆離去。靜安區衛生局、龍華醫院紅衛兵即前往五縱隊駐地（市西中學）交涉，在靜安寺附近路遇帶走皮箱的三位紅衛兵，因攔住詢問不得結果，便判斷北京紅衛兵「拿走如此巨額錢財，既不與我們聯繫，而且千方百計避開我們，又不留清單，應給予必要的懷疑」。晚９時許，再次趕往市西中學時，第五縱隊「巳赴北站返京」，後經「市委勸告，沒有繼續追趕他們」。第二天，龍華醫院等「外出設法尋找，先後到里委會、市委、外地同學接待站、靜安區公安分局均無著落」，最後在區人民銀行辦事處找到了皮箱。經初步核對「箱內財物略有變更，但大致相符」。銀行反映當要求現金以「存款形式儲存」時（帳號４１９６），北京紅衛兵又從口袋裡「拿出５０多元加入」，故存入的現金比清單上多。由此可見，儘管北京紅衛兵的種種行跡遭至猜疑，終究沒有占抄家財物為己有，而是處心積慮地乘臨走之際把它送進了國庫（筆者按：這緣於北京紅衛兵也存有一份懸揣，那就是上海的抄家財物會不會有所旁落？）。

確實，在具體的抄家過程中，北京紅衛兵會出現不守紀律的情況，尤其將抄家財物當作「戰利品」炫耀，以滿足心中的虛榮和矜誇，在年輕氣盛的人群中更會有自然的發生（甚至也不排除存在個別的作弊）。但在北京紅衛兵處置抄家財物的總體判斷中，應認為是誠實而乾淨的，這不僅僅在於始終沒有直接的證據，更源於對北京紅衛兵參與「行動」的意義闡說，那就是滿懷著革命的衝動，要對資產階級分子採取強制的手段，剝奪不義之財產。其憤慨的情緒可以允許搜查、沒收甚至砸爛；可以允許謾罵、叱責甚至武鬥，卻不會容忍流氓性質的貪占和藏掖。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０日至３０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南下兵團在上海行動廿天，上掛中央和市委；下聯基層和群眾，在上海文革史上划下特別的一筆。或許這一筆不屬大關節目，卻是不容忽略和缺失的。

（作者授權刊發，原載《史林》2008年第3期和2009年第1期，注釋略去。）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