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紅衛兵在上海（上）
撰文：金大陸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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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紅衛兵第二次南下
1966 年 8 月中、下旬，北京紅衛兵首次南下上海，下車伊始，深感北京文革與上海文革在政治運動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的懸殊差異，便以「救世主」的身份，掀動起了衝擊上海市委的「8.31」事件和「9.4」事件，結果遭至上海方面的強烈抵制（因關涉運動，容後研究）。霎時，上海的形勢撲朔迷離，作為北京紅衛兵方面，既不甘雌伏以待，便緊急派出代表回京控告；又感嘆「現在在上海人民中遭到這樣的孤立原來沒想到」，清華、北大等校的學生幹部討論「今後怎麼辦?」，多數人主張立即回北京，少數人主張繼續幹下去。9 月 6 日，部份北京紅衛兵還在同濟大學召開其它省市在滬學生交流會，「了解各地省市委的情況，準備去搞」。正是在這種瞻前顧後，彷徨失措的時候，北京紅衛兵第二次南下的隊伍悄悄地集合了（北京紅衛兵共有三次南下）。
如果說北京紅衛兵首次南下是以自由、分散的形式結構隊伍的；那麼，北京紅衛兵第二次南下則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甚至負有調查「8.31」、「9.4」事件，企圖在上海市民中重新塑造北京紅衛兵形象的使命。9 月 9 日下午，周恩來會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司令部負責人，全面了解該兵團的準備情況（此前集訓 3 天）。第二天，周恩來又出席首都紅衛兵外出串聯戰鬥軍團誓師大會，即席發表了講話。周在告誡第二次南下上海的紅衛兵要「開展社會調查」，「不要變成一個工作組，去包辦代替人家那個地方的工作」，不要「和北京先去的同學、紅衛兵對立」，並叮囑「上海是最大的進出口海港、碼頭，有很多外國人」，總不能「去問你是不是紅五類」；「就是破四舊，也要找幾件真正的，值得作的，而對上海人民又是煥然一新的來破，不是看到什麼不順眼就把它搞掉」之後，就上海的文革運動態勢講了兩點至關重要的意見，那就是：
上海比北京大，那個地方有先進的無產階級隊伍，那個地方的領導在過去幾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教育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進行得比較好。
「上海有另外一種複雜的現象，那裡資產階級的影響要比北京大」，所以「不僅是打擊那些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擊那些最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
顯然，此中除了在 1966 年的形勢下，必需述說的一套語言外，周恩來關健的態度是力挺了上海「那個地方的領導」，而將矛頭引向了上海「最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其實，此中的邏輯，此中的分野――一方重點指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方強調打擊「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壞右――在文革初期是十分鮮明而實在的，乃至在整個文革運動時期，兩個方面時而側重，時而並重，都是始終貫穿著，進行著的。事實上，這既是對首次南下的北京紅衛兵的告知，又是對即將出發的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的提醒。
與此同時――9 月 9 日下午，正為「8.31」、「9.4」事件而處於茫然之中的在滬北京紅衛兵，召開了各校負責人會議。會議宣布成立「北京紅衛兵聯絡總站」，推選了清華大學吳某某為首的三位負責人，並制定了「闢謠」、「到工農中去串聯」等經改變了的「鬥爭方式和鬥爭策略」。誠然，這種事件結束之後才成立所謂聯絡機構的舉措，不啻是個滑稽，起碼說明事件發生時，其人員的鳩集，其行動的進退，完全憑仗現場群體意志的趨動，而缺乏統一的指揮和調度。所以，當下的這片聲張，除了證明首次分散南下的北京紅衛兵中，有一部份人準備「堅持」以外，哪能抵擋得住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轟隆隆的步伐和威勢呢！
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以大學紅衛兵為主，有一百左右的中學紅衛兵隨隊參加。兵團共分十六個縱隊，總人數超過兩千。在此值得注意，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同時派往新疆的「沒有超過四百人」；赴中南鄭州、武漢、長沙一線的「三百五六十人」；西進西安、蘭州的「只有八十人的隊伍」；北上東北的為「三百人」，即總和人數只有上海的一半。由此可見，在北京紅衛兵的視野中，上海的地位無出其右，是獨特而又重要的，甚至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 。9 月 11 日，南下兵團總部人員到達上海，上海有關方面派出由摩托車開道的車隊迎接，一路風風光光地進入位於市中心、緊靠人民廣場的市體育宮安營紮寨（今上海大劇院的位置）。同時，上海市委還要求區、縣、局各級黨委對北京紅衛兵的活動提供方便。當天，南下兵團即以「全體戰士」的名義在上海散發《宣言》，一方面聲稱這次是「帶著黨中央、毛主席的無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戰鬥友誼」而來的；一方面表態第一，我們是戰鬥隊，是舊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封建主義的反。第二，我們是學習隊，要向上海的工農兵、紅衛兵，向赴滬的其他紅衛兵學習，永遠做群眾的最恭謹的小學生。第三，我們是宣傳隊，要讓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方針政策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宣言》多是以最圓滿的姿態、最高昂的音調昭示天下，多是響亮而恢宏的。然而，當降臨到地上，回復到現實，宣言的姿態和音調又會是怎樣的呢？
根據有關方面的安排，9 月 13 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分別在上海第二棉紡織廠，與楊富珍、王林鶴、程德旺等 40 多名勞模；在市學聯，與上海學生代表舉行了座談。座談會上，北京紅衛兵聲明「是來上海學習的」，但在現實的提問中，卻尖銳地抓住「8.31」、「9.4」事件的情況，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對象是否反抗、報復？抄家物資如何處理？），上海紅衛兵如何組織，如何貫徹階級路線等問題。上海的工人和學生（依據統一的口徑）一一作了介紹。最後，北京紅衛兵對打人作了解釋，強調北京的「階級報復」很厲害，確實打死過一些「壞人」等。就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紅衛兵開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運動，雖然只是以交流經驗的座談會拉開序幕，但北京紅衛兵在身份認知和現場氣勢上，始終佔據制高點，始終強勢出擊，始終在一系列的追問中，顯露著、展示著、張揚著自身的立場和態度，直至公開就「打人」的問題表達了「應允」的意見，確實為他們日後的行動製作了另一篇「宣言」。14 日，部份南下兵團成員乘坐有關部門安排的客車，浩浩蕩蕩地開赴閔行重型機器廠，參觀了證實上海工業成就的萬噸水壓機。
應該承認，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紅衛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優勢；因人員眾多，隊伍整齊而具有組織的優勢；因初來乍到就領受上海有關方面的關照而具有行動的優勢。尤其當這幾種優勢聚焦一體的時候，不論對從五湖四海匯流來的各地串聯學生來說，還是對經歷了「8.31」、「9.4」事件後的那批北京紅衛兵而言，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南下兵團的地位，就如同其總部的地理位置一樣，不僅因處於中心而惹眼、而顯赫；更因處於要衝而威風、而緊要。正是緣於這樣的境況，「9.4」事件後設立於華東紡織工學院的「北京紅衛兵上海聯絡站」草草地宣布解散，包括其負責人清華吳某某等絕大多數「衝進過市委」的北京紅衛兵陸續返京，只留下一負責人參與南下兵團的活動。原聯絡站的一輛宣傳車，也正式移交給了南下兵團。
因之，1966 年 9 月 10 日以後，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格局存在三種情況：
首先，是第二次集體南下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除了南下兵團總部設在市中心的市體育宮外，其下屬十六個縱隊，分散在楊浦、虹口、靜安、盧灣、黃浦、徐匯、長寧等區域，並在靜安區第一師範、楊浦區市東中學、徐匯區五十一中學等布署了聯絡點。其實，南下兵團各縱隊分別是由北京各大專院校為單位的紅衛兵組合而成，其風格和特點也存有差異。例如入住華東政法學院的南下兵團 20 人為北京政法學院學生，他們到達當晚即召開座談會，以周總理接見時的講話精神宣傳「來上海是為了建立革命友誼」。同時，「對各種問題不輕易發表意見，出去都準備一下」。而入住同濟大學的南下兵團 20 人，則立即在學校貼出大字報，指責接待站借被子給外地串聯學生，說應學習紅軍長征精神，「革命的把被子退回」，「不革命的統統滾回去」，引起了外地串聯學生的不滿。當然，各縱隊服從總部的指揮和調遣肯定是一致的。
其次，是曾參與「8.31」、「9.4」事件後仍留守上海的北京紅衛兵。因大部份參與者或者巳回京，或者巳流散到廣州等城市繼續串聯，其人員巳為數不多；又因這批北京紅衛兵是自由組合南下的，即便在事件發生的當口，相互之間也沒有組織構架的關聯，其人員處於自然分散的狀態。但是，這一小部份北京紅衛兵能夠不約而同地「堅持到底」，其觀點和行動，其意志和態度都是堅定而果決的。例如原住華紡的北京 101 中的 25 名紅衛兵，於 9 月 9 日暫時離開後又返回上海，他們聲稱：「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沒有關係」、「到上海繼續造反」。住宿在上海一醫的北京育英中學、第八女中等校的紅衛兵曾準備回京，後改變主意，表示「要把上海市委搞掉後，回去向毛主席彙報」，並派出代表回京取寒衣。他們還到處聯繫借用自行車（要求 50 輛，巳弄到 20 多輛），不少人騎著自行車外出活動。
最後，是 9 月 11 日以後繼續自由組合分散南下的北京紅衛兵。此時上海正處於接待工作的「上升期」，據統計：9 月 10 日至 9 月 20 日，上海每天接待外地串聯學生「六、七百批，四、五千人」；9 月 20 日至 9 月底，上升到「每天八、九百批，五千人左右」，其中北京紅衛兵是主要構成。這批北京紅衛兵是以串聯學生的身份到達上海的，均按照正常的登記程序進入上海的各接待單位。他們一般與南下兵團沒有聯繫，組合是自由的，行動也是自由的。
由此，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這三種組合，因背景和境況的差異，第一種是權威和主導的，第二種是尖銳和張揚的，第三種是鬆散和自由的（而它們的共同處則在於全來自北京，多具有紅衛兵的身份）。它們既各自獨立，又互為應答，一起演變著北京紅衛兵第二次南下的主題和故事。
2
關於上海體罰人數的解讀
據相關資料統計，上海 1966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各區中學、財貿、工交、地區系統「被打和較嚴重體罰的人數為 6665 人」，其中 6 月至 8 月（三個月）為 1037 人，9 月（一個月）為 5616 人。為了說明問題，現作圖顯示：
資料來源：1966 年 10 月 1 日，市委辦公廳編《文化大革命動態》第 818 號，「各區中學、財貿、工交、地區系統從六月一日以來打人和較嚴重的體罰情況」。
在此，首先應該承認，這組數據不是涵蓋的和完整的，比如上海各高校的體罰人數不在此內。事實上，8 月 4 日在華東師大，8 月 5 日在復旦，8 月 8 日在財經學院，8 月 9 日在同濟，8 月 11 日在體育學院和外語學院，8 月 12－13 日在上海一醫，8 月 15 日在上海科大，8 月 25 日在鐵道學院均發生戴高帽、掛黑牌、罰跪、遊街等體罰事件，尤其體育學院的情況更是觸目驚心。又如 8 月 13 日，天馬電影製片廠編導徐昌霖、演員白楊等被游斗，這證實「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武鬥行為，在上海文革運動爆發時期就巳在各個系統發生了。
但同時應該承認，這組數據畢竟來自於上海最主要的四個系統，其統計數與統計數之間的差異，可確切地反映當時社會的境況：那就是 1966 年 6 月至 8 月，上海對「牛鬼蛇神」的武鬥尚處在平緩的進行過程中，基本屬於各單位的自發行為，其絕對數量也不是很高。而進入 1966 年 9 月時（8 月下旬巳現端緒），上海武鬥「牛鬼蛇神」陡然成風――武鬥的現場從單位擴展到社會，武鬥的手段更增加了殘酷的皮帶抽打等，遭遇者的數量便直線攀升――請恕直言，這股風潮是從北京刮來的，是來滬串聯的身穿軍裝、臂戴袖章、腰扎武裝帶的北京紅衛兵挾帶來的。以 9 月 10 日為界，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由首次南下的紅衛兵掀起，例如 8 月 27 日，北京 28 中的三個紅衛兵和上海中學、滬閔中學的學生，到梅隴公社朱行大隊「把六個地主，一個投機倒把分子，三個地主子女梱綁起來，雙膝跪在磚頭上，頭低下用長板凳壓住」，「由北京兩個學生帶頭用鞭子打」。結果打死一地主婆，另二地主分了受重傷。9 月 1 日，北大的幾個學生到楊浦衛生學校，拉住「學校負責人就打耳光，用皮帶抽。前後打了兩個半小時，二人被打傷」。而 9 月中、下旬更大規模的武鬥，則主要是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掀動的。
為了進一步分析上海 6 月至 9 月的體罰情況，請看下錶：
由表可知，在整個遭受體罰的人群中，除了運動初期就被各單位定為「重點對象」的，「四類分子」（占受體罰總人數的 22.8%，下同）、「資本家」（15.6%）和「社會其它人員」（18.4%）均為重點打擊對象，且死亡數、受傷數、被剃頭數圴為佐證，例如「四類分子」的死亡數為毆打致死總人數的 45.5%；受傷數為 24.8%；被剃頭數為 26.3%，在各人員分類中均列高位。
其中的緣由，一是在於「四類分子」、「資本家」等早巳成為公開的「專政」對象，而「其它」一欄所指的「里弄乾部、居民、小業主」等，則人員情況複雜，有些甚至處於無單位的閑散狀態。正是這一明一暗的分布（明的便於廣泛打擊；暗的利於深入挖掘），呈現出「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態勢，便招引了紅衛兵們的勇猛出擊。實際上這是文革前就巳確立的「階級路線」的延續，在文革的非常時期表現並演化為「暴力－武鬥」。二是說明這種「暴力－武鬥」隨著以北京紅衛兵為主的串聯大軍的來到，很快完成了從單位走向社會的過程，在里弄、街道，甚至在馬路上隨意而全面地展開。這不僅因為「四類分子」、「資本家」等身份是公開的，即時可以捉拿，更在於當時的社會成為了無政府的空間，里弄、街道基本沒有能力來行使有效的管轄（即便在武鬥現場，會有上海市民自發形成制止武鬥的輿論，終究抵擋不住拳腳、皮帶的兇狠），紅衛兵們自然就肆無忌憚，無法無天了。
同時，相比於「四類分子」、「資本家」等打擊對象，在校教職員工和在職職工等遭受體罰的反而為數較少，即便學校中的主要衝擊對象「教職員」，也只佔受體罰總人數的 18.9%，在職「職工」只有 3.45%，且沒有毆打致死者（9 月 30 日之前）。這又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在上海，發生在單位的武鬥（多在 6 月至 8 月）少於發生在社會的武鬥（多在 8 月至 9 月）。且發生在單位的武鬥因存有師生、同事及其它諸方面的關係，往往會有所克制、收斂乃至被有效制止；發生在社會的武鬥則屬陌生人之間的遭遇（尤其對北京等外地紅衛兵來說），既沒有關係，更沒有情分，只有階級對峙和階級仇恨，往往會因現場氣氛和互動的失控導致慘劇――事實上，北京紅衛兵在上海製造的幾件打人致死事件（包括上海紅衛兵在 9 月份數次打人致死），均歸屬於「社會的武鬥」。另外，此表還顯示：受體罰的「幹部」人數極少（2.69%），甚至少於受體罰的「學生」（北京紅衛兵到上海後，鼓吹「血統論」，一些學校的所謂「反動」學生和「出身反動家庭」的學生受到體罰）。這說明至 1966 年 9 月份，上海各單位的幹部仍基本掌控著運動，恰如外地串聯同學吃驚地說：「我們從東北到福建，都沒有看到運動是由黨委領導的」。這應該是上海文革運動不同於北京，不同於全國的一個特徵。
最後，應該承認，上海遭受體罰的總人數是不高的，因為按同期相比，據北京市公安局的統計：1966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底，被紅衛兵驅趕出北京的五類分子及其家屬達 85000 多人，全市被打死 1772 人高於上海 160 多倍。緣此，正是從那個血腥的戰場上轉移南下的北京紅衛兵，來到了被稱為「資產階級大本營」、「資本主義大染缸」的上海，怎能不在上海大打出手，把上海攪得天翻地復呢！
3
現場之一：面上的行動
現在回到「現場」。
9 月 13 日，就在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與上海勞模、學聯代表舉行座談會，聲稱「是來上海學習的」時候，北京語言學院、外國語學院的南下紅衛兵奔走呼號，在上海的大街上散發鉛印版傳單《最最緊急的革命倡議》。《倡議》指認「現在，上海存在一種不能容忍的現象」，即一些「黑幫分子」仍然「養尊處優，逍遙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體紅衛兵、廣大工農兵群眾倡議：凡「牛鬼蛇神」一律減薪；銀行存款、電視機、照相機、沙發等一律沒收上繳；保姆一律解僱；高級公寓、別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進勞改隊，晚上一律寫交代；一律掛「牛鬼蛇神」牌，不準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將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使它們永世不得翻身」。顯然，北京紅衛兵的心情和態度是十分激憤的，他們在北京的叱吒和驍勇，驕縱和威風，決定了他們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上海方面對「牛鬼蛇神」們所採取的相對理智和溫和的方式。
與此同時，南下兵團各路縱隊主動與各區聯繫，廣泛查摸「敵情」，反覆詢問有關人員「抄了多少戶？鬥了多少人？斗服了沒有？有沒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檔案和大字報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單等。當晚，南下兵團即以徐匯區為重點，分別在盧灣、虹口、靜安、黃浦、閘北等區實施抄家，約查抄五十多戶（其中徐匯區四十多戶）。起初，北京紅衛兵還「注意調查研究，組織得比較嚴密」，如徐匯區的行動組成了「訓話組（對家屬）、「訊問組」（對本人）、搜查組、紀錄組、登記組（對搜查的東西進行登記）等。當發現原單位「搜查不徹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過著剝削生活」。便一邊宣稱「若在北京則基本掃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門進去，而是把門打壞了進去，不老實就揍」；一邊向街道幹部提議：「黑六類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們掃地出門好不好？」
但北京紅衛兵的這種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 日晚），在盧灣區，130 多南下紅衛兵分頭搜查了三戶。其中資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婦被剪了頭髮。當時，「紅衛兵問其女兒，你站穩立場嗎？答：站穩的。紅衛兵就叫她用皮帶抽打其父親，她不肯，也被剃了發」。一戶被稱為「洋奴」的是個八十多歲的癱瘓老頭，北京紅衛兵 「將其兒子、媳婦、女兒綁在浴室里，兒子被鞭打，搜查以後，將東西裝了三卡車運到體育宮」。在徐匯區，30 多個北京南下兵團紅衛兵在永福路某號陳某家搜查（三青團分隊長），將搜查對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頭，並用皮帶、鐵柄陽、長柄鎖、火鉗、拐拐等打抽」。陳某說：「十六條講要文斗，不要武鬥」，紅衛兵說「沒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陳「打得頭部、胸部、背部打得皮肉裂開，處於昏迷狀態（送區中心醫院，有生命危險）。當時，「紅衛兵在門口把守著，街道幹部和群眾都不準入內，鄰居則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鬥』」。臨走，「紅衛兵拿去五隻手錶、一百多元現金，兩輛自行車」。紅衛兵在高郵路某號查抄魏某家時，將魏某「夫婦的臉上塗綠漆」。據統計，至 9 月 15 日以前，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在上海十個區「共搜查了九十戶左右，其中徐匯區搜查了五十八戶」，並在徐匯區、靜安區舉辦了「資本家剝削罪證展覽會」。期間「共發生武鬥 48 起，98 個對象中 82 人被毆打，其餘的是被剃陰陽頭、罰跪、塗漆的」。
15 日，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的行動略作調整，「搜家比較少」，主要是開展「串聯、調查、宣傳和鬥爭」，且「黃浦區比較集中」。例如南下兵團第十縱隊深入黃浦區的里弄街道，踩點 21 處，其中對 12 處進行了調查，主要了解上海市民對市委的看法；街道、里弄基本情況（人數、戶數、階級情況）；里弄乾部的出身成份、政治情況以及對「黑六類」的批鬥等。
北京紅衛兵「差不多每到一個街道里弄都必問此問題」，他們說「我們就是要了解你們貫徹階級路線的情況」。
與此同時，南下兵團廣泛介紹北京對黑六類的武鬥，認為上海太強調文斗。例如第十縱隊在黃浦區的各個活動點上製造輿論，大肆宣揚「文斗是沒斗」、「文斗用於辯論會，敵我矛盾就是用武鬥」、「打死人沒關係，化八元錢」（指火葬費）。以北大學生為主的第七縱隊在靜安區活動時也宣傳，北京巳殺許多人「就是要紅色恐怖！」，「要亂，要大亂特亂，越亂越好，亂出一個鐵打的江山，一個嶄新的世界」。正是具有這般強烈的意識，這般強烈的情緒，據 9 月 15 日至 17 日的三天統計，北京紅衛兵打人 30 起，被打達百人以上。再據黃浦區 20 日的報告，南下兵團紅衛兵在黃浦區的活動中武鬥了 48 人（《動態》第 705 號記為「46 人」），其中有教師、學生、社會青年、遊民、阿飛等。武鬥往往「利用晚上關門毆打，打後不準被打對象去醫院，被打人有血跡的衣服要洗過，而且被打人天天換房間」。由此可見，僅僅數天之間，北京紅衛兵的武鬥涉及面巳經從「四類分子」、「資本家」，擴展到被認為有「問題」的「社會青年」、「遊民」等；武鬥方式巳經從抄家現場的毆打，演變成私設刑室的摧殘。這種歸趨的必然性決定了北京紅衛兵一定要在上海製造騷動和事端。
9 月 20 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總部考慮到上海市民的反應，以及總部所處位置的關係，在市體育宮內貼出了《整頓軍紀》的布告。其實，這不是總部放棄武鬥、制止武鬥的表態，而是在局部、在細節嚴肅紀律的告誡。從 13－14 日以徐匯區為重點的抄家前哨戰，到 15 日以後以黃浦區為基點的「調查與宣傳」，再到 20 日的《布告》，事實不僅說明南下兵團總部是有整體策劃和部署的，更證明各縱隊的行動是對總部指令的有效回應。於是，面對上海「不能容忍」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大勢，總部的意志和決策與各縱隊行動之間非但不相抵忤，甚至存在高度的默契和協同，至於當事者進入現場後的狂躁（亂）和暴戾，只是次生的問題而已。況且，除了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以外，正在上海進行「革命串聯」的，還有「9.4」事件後留駐的和不斷抵滬的北京紅衛兵。
下面請看來自「面」上的行動報告（9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即以南下兵團抵滬為肇始；以南下兵團返京為結束）：
9 月 12 日，北京體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為「進入市體委看大字報」，在南京路市體委門口散發傳單，張貼「強烈抗議」，並發布「最後通諜」。14 日後，北體院紅衛兵便聯絡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連續在市體委門口進行廣播宣傳，並舉行頗具規模和聲勢的揭發批判會。
9 月 14 日，北師大附中、北地院附中的一群紅衛兵，進入同濟大學廣播台「和平樓」，聲稱「『和平』兩字沒有戰鬥氣味」，便砸掉外牆上的「和平」兩字，貼上「要武」的標語，並搜查了廣播台的所有唱片。後來，這批北京紅衛兵又爬上該校西南一樓樓頂，揚言「要把屋面上的和平鴿統統砸掉」。當他們用大鎚砍掉一隻和平鴿時，遭遇了同濟師生的抵制，他們在樓頂上叫嚷「革命的上來，不革命的滾蛋」。
9 月 15 日，南下兵團紅衛兵第五縱隊進入龍華醫院婦科主任陳某家搜查（陳某 66歲，民盟成員、市政協委員），中醫學院文革組織聞訊趕到，說明陳家巳抄過五六次，除一間存封古董文物的房間外，其餘可再抄，為此雙方發生爭執。17 日，北京紅衛兵破門搜查，第二天又借陝西路小學開鬥爭會，將陳的「老婆、子女、孫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罰站、抄身、鞭打，還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陳多次被「縛住手腳，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帶、棍子抽打。經醫檢，陳腰以下及臀部皮膚呈青紫色，有腫痛，肩部、兩肋、臉部、頸部也有傷痕。
9 月 15 日深夜，上海僑務處紅衛兵在一幹部家中張貼大字報，路經此處的南下兵團第十六縱隊紅衛兵便進去搜查，不僅用皮帶抽打，還把「一架照相機、四塊銀元、一套軍服和一本日記薄往口袋裡裝，準備拿走」。僑務處紅衛兵見狀，向北京紅衛兵宣講政策，「雙方爭論不休，扭到了盧灣區公安分局」。僑務處紅衛兵打電話給位於市體育宮內的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總部，總部來了六個糾察，說「打壞人活該」，就帶著搜查物揚長而去。
9 月 15－18 日，北京遵義中學十多個紅衛兵（住上海蓬萊中學）到滬後三天打了12 個人，都是用鞭子打、腳踏、皮帶抽，有的「連大便也打出來」。20 日下午，他們又抽打一「用手指放在嘴裡吹」的小學生（指認「流氓」），被路過的工人、居民、學生圍住辯論，最後只得「承認錯誤，才溜回蓬萊中學」。
9 月 16 日下午，北京第二十五中 10 個紅衛兵拿著《重炮猛轟上海市委》等五種傳單，吵鬧著要解放日報社「大量印刷」。報社總編辦負責人說明情況，要求大家「體諒報社的困難」。北京紅衛兵立即把門關起來，有的解下皮帶，一邊抽打桌子，一邊大罵「不印就是反革命，就是保皇派」，還恫嚇說「不解決就弄到樓下去遊街」。北京紅衛兵把電話掛起來，責令接待人員「只准講北方話，不許講上海話」，前後鬧了三個多小時。同日，北航附中紅衛兵因解放日報少印了兩份傳單，先後三次衝進辦公大樓。有的北京紅衛兵手執皮帶，將接待人員推來推去；有的手拿傳單打接待人員的頭；有的要把大字報貼在接待人員的臉上；有的罵接待人員「混蛋」、「狗崽子」、「反革命」。
9 月 16 日晚，居住在黃浦區市六女中的北京水利學校紅衛兵率天津一中、瀋陽十中等串聯學生，及該校「海燕戰鬥隊」（低年級為主）一百餘人，以一教師「撕掉貼在辦公桌上的大字報」為由，將一些教師揪到操場上用棍棒毆打。結果，一教師被打休克；一教師被打傷後，還剪了頭髮，塗了漿糊，掛了黑牌子。17 日上午，市六女中有同事準備送傷者去醫院治療，北京紅衛兵將該教師關進小屋，用掃帚掃臉，並不給吃飯。當晚，區委幹部趕到市六女中，卻被攔在門外，北京紅衛兵說：「相信同學會自己解決------我們搞好後會向黨中央、毛主席彙報的」。
9 月 16－17 日，北京航空學校和北京第十五中 20 多個紅衛兵闖進斜士路第一小學，三次毆打該校幹部、教師共 9 人，有的被打成腦震蕩、出血、不能動彈，送醫院醫治。打人時，北京紅衛兵派人把守大門，不準外人入內，「附近工人議論紛紛，非常氣憤」。
9 月 17 日，北京五十七中、七中的 12 位紅衛兵，在長寧區民辦群聯中學武鬥 31名出身有問題的教師（約佔全校 73 名教師的半數），其中「11 人長時間高舉雙手低頭跪在地上，有 2 個教師還戴上裝著磚頭的高帽子」，「一位將近臨產的女教師也是如此」。每個受罰教師的脖子上都套著一根鉛絲，由人牽著，並規定鋼絲離地的距離，不符合標準就往下拉。同時，「有三個教師被剃陰陽頭，一個女教師被剃成光頭；有三個男教師被塗了花臉；有十五個教師受到皮鞭抽打」。下午三時以後，北京紅衛兵「栓著一位被剃了光頭、赤著腳的女教師遊街，一直游到該女教師的家中」。整個過程中，區委聯絡員一再進行勸說，北京紅衛兵非但不聽，還宣稱「對出身不好的免崽子就是要揍」。
9 月 17 日下午，因報社宣布停止承印各種傳單，以北大學生為首的一群北京紅衛兵衝擊解放日報大樓，叫喊「不印傳單，是壓製革命」。正在樓上休息的夜班工人圍在樓梯口觀看。一北京紅衛兵拍照後揚言這是報社「發動群眾斗學生的場面」。後來，有北京紅衛兵發現解放日報社附近一小印刷廠正在印製葡萄酒商標，便如獲至寶，衝進去強令七部機器全部中斷生產，取出這些供出口的裝璜用紙，到解放日報樓上大喊：「解放日報印『四舊』，卻不印傳單」！直至報社人員陪同他們去該印刷廠調查，才弄清真相。
9 月 17 日下午 4 時，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和北京一 0 一中紅衛兵在天馬電影製片廠廣場台上揪鬥了廠領導丁一，陪斗的有謝晉、徐昌霖、湯曉丹、顧而巳、黃宗英、蔣天流等 13 人。北京紅衛兵給丁一掛上「黑幫大紅傘」的牌子，責令陪斗者「一個個交代罪行」，並不同程度地進行體罰和武鬥。
9 月 17 日晚，南下兵團第七縱隊及上海五十一中紅衛兵一百多人，將一「資產階級分子」帶到新康花園，並把新康花園一百戶左右的居民全部叫喊出來。紅衛兵強迫里弄乾部指認哪些是知識分子？哪些是資產階級？並「命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子女，即使是小孩都要把頭低下，不低者就用木棍打」。鬥爭時，紅衛兵將該里弄的前後門全部封鎖，不準外人入內。
9 月 18 日，北京紅衛兵在上海某中學召開紅衛兵大會，宣傳「自來紅站起來」和「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觀點，並對「黑六類」子弟提出警告。接著，北京紅衛兵「鬥爭了高三（2）班的 10 個黑六類子弟，要他們一個個交代父親是否反動？自己是否混蛋？直至都承認才罷休」。19 日，北京紅衛兵又鬥爭了高三（3）班的「黑六類」子弟。
9 月 18 日，正在中山醫院治療的一些外地病員，以抄「四舊」為名，要求取消高幹病房。因組織人員衝擊，受到院方阻攔，便向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求援。20－21 日，第七縱隊（北大學生）紅衛兵兩次到中山醫院「點火」，院方再三強調醫院「不屬串聯範圍」，七縱隊仍「糾纏很長一段時間」。
9 月 18 日晚 9 時許，一群佩帶「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袖章的紅衛兵，到解放日報索要報紙。他們發現接待站天花板上有貼封條的孔雀和花卉的圖案，便叫嚷著「天花板上是四舊，為什麼不砸掉」。接待人員解釋：這些圖案十分牢固，不搭腳手架是敲不掉的，甚至會影響上層房屋發生危險。北京紅衛兵不聽解釋，「拿起鐵管子，跳上檯子，爬上樓門」，就撕下封條，動手砸。直至夜 12 時半才散去。
19 日下午，所屬南下兵團第三、第八、第十等縱隊的 288 個北京紅衛兵進入金陵中學，聲稱「要在金陵中學蹲點，要把這個保皇派的頑固要堡壘搞垮」。他們責令黨支部交出教職員工名單、職務、工資和出身成份，並和該校少數派結合，「準備先搞黨員校長，再搞支部書記」。
9 月 21 日上午 8 時至夜 11 時多，上海圖書館工作人員「聽見隔壁中蘇友誼館傳來叫喊救命的聲音」。從樓上窗口望去，看見被打的是三個男的，一個女的。北京紅衛兵邊打邊問「是不是政治扒手？」。當晚，上圖工作人員邀請中蘇友誼館、上海體育宮的負責人了解情況：參與打人的紅衛兵屬南下兵團十六縱隊，「大部份是中學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態度不好者」、「流氓阿飛」、「無執照小商販」、「說北京紅衛兵壞話」等。這批北京紅衛兵從 17 日開始，「打的人巳有十四、五個」。他們「隨意出去抄家」，「抄了不打收條」，「有的人身上原來沒有手錶、照相機、香煙盒的，現在都有了」。22 日下午，他們毆打「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晚上又打「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為此，上圖群眾請來華東師大的三名紅衛兵代表與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指揮部總部聯繫。但 23 日晚上，十六縱隊紅衛兵拉上窗帘（從縫隙中看到一白襯衫者「跪在地上），繼續在陳設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間里審訊打人，「他們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帶抽打」。當晚 12 時，師大來了七、八十個紅衛兵，不僅派出代表與南下兵團指揮部交涉，還強行察看了十六縱隊的打人場所，「看到在押的 6 人巳被打得躺在地下」。師大紅衛兵提出「辯論、不再打人、釋放關押者」等要求。南下兵團紅衛兵拒絕辯論，只承認「打人不對」，「說服不再打人」，以至最後「沒有具體結果」。
9 月 22 日，首都紅衛兵聽說松江佘山教堂下有地洞，有藏匿槍枝的嫌疑。一百多名紅衛兵便趕往佘山教堂，一邊挖地，一邊鬥爭神父馬風祥，結果東西沒挖出，神父馬風祥被毆打致死。
9 月 25 日晚八時，北京紅衛兵（住交大）查抄徐匯區永福路某號肖某家（肖某 72歲，曾任國民黨駐法使館參贊、外交部秘書。時任市人委參事），責令交出手槍（因其兒子單位抄家時抄出子彈）肖交代「手槍留在法國」。北京紅衛兵「將他脫光衣服，只剩一條短褲，用皮帶抽打得很歷害」。凌晨三時，肖死亡。
9 月 28 日，北京 31 中、34 中和北航的十多名紅衛兵尾隨被剃光頭的外貿學院教師李某，並進入她家（李的公公為滬上大資本家），拿走她身上的「五十元人民帀」，騎走自行車，後又有「五、六人住在她家裡」。10 月 5 日，這批北京紅衛兵準備查抄李家，李申辯財物巳由外貿學院紅衛兵貼了封條，因而被「打腫了臉」，李的「公公打得不能動彈」。外貿學院紅衛兵聞訊後趕到現場，與北京紅衛兵發生爭執和扭打。晚上，外貿學院「去了三百名左右學生，圍住李家，要北京學生出來辯論」，「北京學生把門關起來」。後經多方勸說，包圍的學生才散去。
應該承認，以上只是在一般層面上被有關「簡報」記錄的內容，事實的發生卻更廣泛，更嚴重。
恰如北京紅衛兵所宣稱的：「在上海必須造成一個短期的紅色恐怖現象」，那就是通過「革命」（武鬥），清晰階級陣線，教訓階級敵人。其實，這些「恐怖現象」在一些重點單位的發生，則更加驚心動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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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之二：點上的行動
如果說 1966 年 9 月，北京紅衛兵在「面」上挑動的武鬥，處於一種隨機的、散布的狀態，即南下兵團、留駐的和新近抵達的北京紅衛兵都在參與。那麼，發生在「點」上的武鬥，則一定是在上海起著「權威和主導」作用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南下兵團製造的 。
下面請看來自「點」上的行動報告（以南下兵團為例證）。
上音（附中）事件：
9 月 13 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七縱隊 12 名紅衛兵（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學生），乘三輪卡、摩托車，帶著電影攝影機來到上海音樂學院附中。他們在車上高唱「鬼見愁」歌，在大門口、各大樓和行道上寫下「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接著，他們與校內的紅衛兵造反派串聯（以低年級為主，高年級外出串聯），來到接待組，責問該院紅五類子弟所佔比例？教師隊伍家庭出身情況如何？這批北京紅衛兵還「鬥了賀綠汀，往賀臉上吐沬」，並叫賀下跪，脫鞋脫衣，「為了避免武鬥，該院紅衛兵把賀押走了」。晚上，這批北京紅衛兵提出住在上音（市接待站巳安排在化工學院），表示「住定了，不走了」。
15 日中午，這批北京紅衛兵要求學校廣播台廣播文章「無產階級階級路線萬歲」，因遭到拒絕而展開激烈辯論。晚 6 時多，20 多名身穿軍裝、佩戴袖章的北京紅衛兵「一邊唱『鬼見愁』、『革命造反歌』；一邊罵『狗崽子』、『混蛋』」排隊進入學校。這批趕來增援的紅衛兵對參加辯論的上音附中的學生「又推、又拉、又打」。7 時多，將上音附小校長姜瑞芝（賀綠汀之妻）揪來，一陣「抓頭髮，踢打，打得她嘴邊出血」。接著，他們湧進支部辦公室索要廣播台鑰匙，「有的站在台上，有的站在椅子上」，並責問支書等人的成份。突然，一北京紅衛兵吹起哨子，叫喊「大家去砸廣播台的門」。佔領廣播台後，他們「又喊又唱，鬧到晚上十一時才停下來」。
16 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七縱隊 120 人強行住進上音南樓（男二樓、女四樓。主要為北京工學院和北京四中、七中、九中的學生）。他們宣稱「上音紅五類子弟只佔 30%，是黑幫統治」。第二天晚 8 時，第七縱隊紅衛兵用拖車把賀夫婦從家中拖至附中，到達時，「賀的頭被巨布纏繞起來，賀妻姜瑞芝巳被打得披頭散髮」，鬥爭中，「賀夫婦被剪了頭髮，並在臉上塗了墨汁」，還被「打耳光、下跪、爬地、塞嘴」。
19 日晚 7 時，上音附中紅衛兵造反派衝進賀家，抽打賀夫婦後，再將賀夫婦拖到附中樓上，夥同第七縱隊紅衛兵「一起對賀夫婦拳打腳踢，用皮帶抽打」，「賀被打倒在地上翻滾」。他們還叫姜瑞芝跪在地上，「在姜的背上放一把椅子，然後就輪流坐上椅子用皮帶抽打」（請問：為什麼會發明這般的刑罰？如果說抽打是「階級情感」的泄憤，尚且屬於那個時代的通常。此在的「人」，是「敵人」，是「壞人」而巳。那麼輪換著坐在背上，作弄地體驗著「騎」的感覺。此在的「人」，只有「騎」者是「人」；被「騎」者巳不是「人」，而是「牛馬」樣的牲口。因之，這便超越了發泄「階級情感」的界線，成為了「非人」的行徑。迫使被「騎者成為「非人」，被「騎」者無奈，是形式的「非人」；「騎」者迫使「人」成為「非人」，是蓄意為之，有心為之，實為「騎」者站在了「非人」的立場和情感上，「騎」者是實質的「非人」。可見，紅衛兵幼嫩的心靈中潛藏著「非人」的獸性，那麼它是從哪裡來的呢?）。當時，姜的哭聲驚動了附近的居民，多次打電話給音樂學院，上音師生再三要求他們停手，「他們置之不理，反而越打越凶，賀夫婦一直被打到十一點」。
20 日晚，南下兵團十六縱隊 70 多人開進上音附中，貼「鬼見愁」對聯，唱「造反歌」，並高喊「紅五類站過來，黑七類滖出去，其它人報成份」，這便在校園裡引起「要不要報成份」的辯論。不久，又一卡車首都紅衛兵（51 人）增援到校，衝進廣播台大喊大叫「狗崽子們出來辯論。因無人應承，又衝進支部辦公室，將支書等三人拖到樓下，「在拖拉的過程中，兩派學生扭成一團」，一直鬧到凌晨二點。
21 日晚 7 時，第七縱隊紅衛兵撕毀上音校園裡經修改的「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造反」的對聯，因上音少數民族班學員和新疆等外地來滬串聯學生出面制止時，遭到北京紅衛兵的謾罵，「三人被打」，「當場有四個學生因氣憤而昏倒過去」。事情發生後，上音代表提出交出打人者、將打人者開除出紅衛兵、派人到醫院慰問傷者、昏倒者等。第七縱隊則不承認打人，並排起隊伍讓上音學生辨認，「當時因燈光昏暗，沒有認出」。後經協商進入大禮堂舉行辯論，會議由各方領隊主持，「雙方列隊進場，並把非紅五類子弟趕出會場」（部份非紅五類子弟躲在後排旁聽）。辯論中，北京紅衛兵一再否認打人，上海及少數民族同學則「紛紛上台揭發」，「並堅持要打人的紅衛兵站出來」。為此，雙方「言詞激烈，氣氛緊張」，致使「又有四個少數民族同學昏倒」。此時，一新疆同學指認一北京女紅衛兵曾打罵人，該女紅衛兵上台後一面勉強表示道歉，一面哭鬧著大肆「煽動」。上音紅衛兵則堅持「要所有打過人的紅衛兵站出來承認錯誤」。於是「形成了僵持局面」。這時有個北京男紅衛兵站起來發言，他大聲說：即使我們由於情況不明，打罵了階級兄弟，那也是「紅五類內部的事情」，「今天有人借這個大會挑動群眾斗群眾，是個大陰謀，是有人搞階級報復。一定要揪出政治扒手！」。（這簡直是一個爆炸性的發言。它順應了是當時主流話語，是主流話語的充分表達。它很策略、很技巧地以「階級陣營」來劃分，實質是軟化矛盾，緩解衝突；它很堅決、很威嚴地以「階級鬥爭」的觀念指出這是「陰謀」，實質是上綱上線，轉移目標。這個發言不僅震驚了全場，更主導了全場）。接著，北京紅衛兵打電話向第五、第八縱隊求援，並派人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派出負責人。清晨 5 時多，上音紅衛兵宣布單方面退出會場，第七縱隊「糾纏不放」，聲稱要揪出「政治扒手」。南下兵團宣布組織糾察隊著手對此事件進行調查。
23 日上午，南下兵團第七縱隊在上音校園貼出《駭人聽聞的政治迫害事件》的大字報，再次指認通宵大辯論是「挑動群眾斗群眾」。下午，第十六縱隊又開來一輛宣傳車，「引起了四、五百個外地學生的不滿」，雙方展開了辯論。
27 日，南下兵團第七縱隊奉命回京。下午 4 時，他們突然在上音校園裡貼許多對聯，現選取兩條：
上海音樂學院的王八蛋暴跳如雷，反抗黨的階級路線，狂犬吠日沒有用。
上海音樂學院的狗崽子溫文爾雅，污衊首都的紅衛兵，笑裡藏刀真可惡。
橫批：雪壓冬云何足懼
上海音樂學院的紅五類雖然不多，對混蛋們仍應狂鎮狠壓。
上海音樂學院的革命者儘管糊塗，與王八蛋仍有本質不同。
橫批：無限風光在險峰
上音師生立即作出反擊，在校園裡打起「對聯大戰」。也選取兩條：
指手劃腳，包辦代替，猶如第二工作組。
打人罵人，蠻不講理，嚴重違反十六條。
橫批：好好檢查
主席書，十六條，總理話－－違反幾條？
戰鬥隊，學習隊，宣傳隊－－執行多少？
橫批：一清二楚自己知道。
傍晚，上海徐匯區五十四中、市二女中、黎明中學及上音附中的造反派聞訊後匯聚上音校園，對北京紅衛兵表示聲援，雙方對峙的「形勢更趨緊張」。為此，上音黨委作出緊急部署，要求「大家不再參與辯論，讓北京同學回去」。晚 7 時多，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七縱隊集體離開，歷時兩周的上音事件終了。
上外附中事件：
9 月 15 日下午 1 時，屬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十六縱隊的北京外語學校學生 11 人，帶著照相機和手提擴音器來到上海外語學校（上外附中），宣稱「北京運動轟轟烈烈，資產階級狗崽子巳威風掃地」，與該校紅衛兵一起高呼「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該校學生約五百名，紅衛兵二百六十名。參與行動的多為高幹、革乾子弟，動武者約五十人左右）。4 時左右，這批紅衛兵砸碎窗子，破門進入校長室，有旋鑿撬開抽屜，將抽屜板一劈為二，拿走了公章，折走了電話機（裝到紅衛兵營部）。接著，這批紅衛兵又勒令總務主任交出鑰匙，打開保險箱，拿走了支票本（後經勸說還回），但公章拒不交還，還說：「這是奪權」。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教師中的紅衛兵不敢出來講話，支書嚇得躲在辦公室的櫥子後面」。當晚，該校紅衛兵便分頭外出抄家。與此同時，這批製造事端的北京紅衛兵和該校紅衛兵骨幹召開會議，策劃第二天「如何使資產階級威風掃地」的行動計劃，直至深夜。
16 日清晨，該校紅衛兵營在校園裡貼出「實行紅色恐怖」的勒令布告。6 時左右，教師們陸繼到校，「即被紅衛兵攔住，逼令填寫成份」。隨後，紅衛兵營廣播教師集中，按成份列隊，強迫所有成份不好者剪髮，「當即有五名女教師剪成『陰陽頭』和『花頭』，男教師都剃成光頭。接著再揪至校門口罰跪、臉上塗墨，衣服上畫上烏龜，寫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資產階級分子』、『大右派」等字樣，胸前掛『牛鬼蛇神』牌子，並強令他們相互罵，相互打，誰不打不罵或打輕了，就用腳踢，用木棍、鐵的大鉗戳、推」。當時有「拉拖車的工人路過該校門口，停車勸告被趕走」，還被指認「他們這些工人一定不是好人」。
9 時許，又一批約 20 多人的北京紅衛兵增援到校，站在一旁「出主意」。一女教師（因轉移黃金到校被紅衛兵搜出）「趴在長凳子底下，兩手舉起，這時一學生（一北京女紅衛兵）在她背上踩了一腳，頭碰在水泥地上，隨即地上出現一灘鮮血，幾個紅衛兵還逼著她把地上的血吃掉了」（「紅色恐怖」的「革命」以是血和血的色澤為祭禮，是以「黑五類」、「牛鬼蛇神」及其後人的血來祭奠、來償還先人的血。血色終究是恐怖的，它的湧出、它的流淌，關係到一條生命。「逼著將地上的血吃掉」，是害怕呢？還是殘忍？與其說是害怕，不如說是殘忍）；另一女教師因不肯剪髮（愛惜自己的女性特徵，就是愛惜自己包括面子、審美和生命的尊嚴。剪髮，既是政治的宣判，還是人格的辱沒。有時候或者在有些人的感知中，人格的辱沒，甚至比政治的宣判更刺傷靈魂），結果「被數十名紅衛兵推到在地，用腳踏在其身上，硬是把她的頭髮剪掉了」。
中午 11 時左右，紅衛兵強迫「所有的人（被批鬥者）赤腳，有的還被迫嘴裡銜著一隻鞋子、一隻祙子進行勞動，有的將鞋子掛在脖子上（此處應指「生活作風」、「男女問題」者），個別還掛著大磚塊」。當時，教職員工大多表示不滿，卻都很怕，「有的躲在教室里，有的躲在家裡」。同學們也多不敢聲張，非紅五類子弟說：「我們講了話，也要被剃頭的」。有同學幾次找支部出來講話，「但沒有一個敢出來，全體黨員也是如此」，學校支書嚇得躲在辦公室里，整天在叫：「怎麼辦？要求市委想辦法」。市教衛部有關人員曾三次建議上外黨委出面，黨委成員一再迴避。後黨委負責人「於中午去了一次，因準備不足，被這些初二年級同學連問幾個問題就講不下去了」，其它黨委成員「也都兩手一攤，表示無法可想」。
下午 3 時半，紅衛兵集中對被批鬥者訓話，讀毛主席語錄，然後為被批鬥者拍照，「有集體照、個別照，也有將問題嚴重的一男二女合起來拍」（為什麼拍照？拍照為證！既證實牛鬼蛇神的狼狽，更證實紅衛兵的威風；既為當下留個影像，更為未來留下紀念。然而，世事流轉，真不知這些照片是否還存留於世！）。最後，又逼迫所有被批鬥者在「樓梯上跑上跑下」。
晚 6 時，被批鬥者中有 9 人押送派出所，其餘自己回家。過往的工人見一些教師赤著腳走在馬路上，這些教師「僅是資產階級出身」，很不滿意，一致認為「這樣做是違背黨的政策的」，而這批首都南下兵團的中學紅衛兵們則興緻勃勃，認為「上海比北京搞得痛快，越搞越有勁了」。據統計，上外附中的這次行動共鬥爭了 31 人（占該校教職工的 20%）。家庭出身情況為：地主 3 人、資產階級 5 人、小業主 1 人，職員 2 人。政治情況為：中共黨員 3人，共青團員 7 人。有關材料認為「僅 4 人問題較嚴重」。31 人中，有懷孕者、哺乳者、高血壓症患者各 1 人，還有一人準備當天結婚，因參加運動而來校。
17 日早晨，被斗教師陸繼到校，「問題嚴重的罰跪，地主家庭出身的半身彎腰，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低頭站立」。一女教師羅某未到校，該校紅衛兵派人去她家搜尋。下午，這批被批鬥的教師再次「穿著塗寫墨水字的衣服回家」。當天，市教衛部有兩聯絡員到校。上外黨委便召開附中黨員大會，要求黨員深入學生中去，宣傳十六條，並決定採取「做紅衛兵營部負責人工作，肯定革命積極性，要求堅持文斗」；「組織學校工人糾察隊」；「有重點地做學生家長工作」等措施。
20 日，上外附中部份教師在四川北路等處貼出《直至今天還會發生這樣的事》的大字報。上午，十多名北京紅衛兵趕到上外附中辯論，強調「大方向沒有錯」，對做法問題則避而不談。下午，附中召開初一年級家長座談會，一些北京紅衛兵與上外附中紅衛兵聞訊後，包圍了會場，責令支書交出講話稿，要到會家長一一留下地址。因大字報上街，當時上外附中事件在上海產生較大的震動和影響。
沐恩堂事件：
9 月 14 日，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第九縱隊（北京體院學生，部署在虹口區）20 餘人，路經黃浦區西藏中路沐恩堂時，與看守教堂的上海貴州中學的紅衛兵接洽，宣傳「對牛鬼蛇神就是要打」，「打死人國務院不管」等，接著，便進入教堂，對居住在教堂里的牧師和市三自愛國會秘書長孫某某家的媬姆進行罰跪、毆打（該媬姆為地主婆，後遭遇剃髮後於 15 日晚自殺）。16 日晚，這批北京紅衛兵又從馬路上抓來 9 個「遊民」，「打了一夜，剃了頭髮，並把長褲剪短」。
18 日上午，在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副指揮吳某某的帶領下，第十六縱隊一百餘人（系清華附中、人大、北外學生）開進沐恩堂。這批北京紅衛兵首先打電話給黃浦區委，說因掃「四舊」需要一百餘件工具，接著，便「在堂內掘地道、敲牆壁」，撬開原上海工學院、華東化工學院、復旦大學紅衛兵查封的檔案室，將市三自愛國會副主席謝某某、秘書長孫某某等 6 個牧師和 4 個傳道的頭髮全部剃光，「把白漆塗在這些人的頭上、臉上，背部寫上『漢奸「、「洋奴」字樣」，然後關到房內用鞭子抽打。北京紅衛兵使用的鞭子有三種：三根電線合成的、五根電線合成的和最歷害的鋼絲鞭。「牧師們被關的五天中，有四天挨打，每天至少二十鞭，多者五十鞭。他們抽打時問牧師疼不疼，牧師答疼，他們就打得狠些，說『看你還敢不敢講疼』；牧師改口說不疼，他們打得更凶，說不疼再打重些。他們還叫牧師、傳道們互相抽打，誰不打就打誰。有的被打得不能走，只好爬行；有的背部、屁股打得發青，出現血斑」（皮帶抽打，即使用武裝帶，以求軍容的威嚴即刻成了威嚴的武器。如果說那還是緣於穿著軍裝的便利，那麼用電線編織三股、五股的鞭子，則是特別的凶具。尤其讓人驚心動魄的是，其製作和使用具有明確的目的指向－－不是展覽，不是恫嚇，是打人！於是，一邊是拿鞭子的人，一邊是徒手的人；「拿鞭子的人」打人，「徒手的人」被打－－鞭子不僅成了打人之手的延長，更成了打人之手的武裝－－對一個徒手的無反抗的人來說，這是何等的疼痛和殘忍！中國 1967 年的兩派武鬥是暴力對暴力。中國 1966 年的武鬥是暴力對非暴力！）。同時，這批北京紅衛兵還剪去一家屬的半邊頭髮，並「搜去手錶、金戒等物品」。
19 日晚，和平電影院散場，北京紅衛兵以「男女一起走，疑為行為不端」，從觀眾中捉進 20 多人（一男子因趕著回家「走得很快，被疑為盯梢」，也被捉來）。經詢問，除「感覺不對頭，當場打出教堂 6、7 人外」，其餘均被剪褲管、剪頭髮和抽打，「有 4、5 人交代態度不好，被關在四樓房間里」。午夜，北京四十一中和上海浦江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在蘇州河邊捉了 7 個「阿飛」，經剪髮處理後送至沐恩堂抽打（沐恩堂巳遠近聞名）。
20 日，十六縱隊紅衛兵開著一輛卡車從馬路上捉來一批「阿飛」。一 20 歲左右的女青年「上著白襯衫，下穿一條打破綻的黃卡其褲子」，被指認為「這是個窮阿飛」。花鳥商店的一女藝徒因談戀愛被剪開褲管，撕破上衣，剃掉頭髮，該藝徒哭喪著說：「我天天要上班，剃掉頭髮怎麼見人」。北京紅衛兵回答「剃掉頭髮更好看」（北京紅衛兵熱衷於在上海街頭上捉拿「阿飛」，並帶回據點審訊體罰，從政治上說，是對上海「破四舊」不滿；從思想上說，是對上海人的生活作風不屑。都「革命造反」了，都「紅海洋」了，上海這座城市的馬路上、岸堤邊，怎麼還會有攜手的男女。在上海人的眼裡，這份溫存和浪漫本屬於個人的正常的生活情調；在北京紅衛兵看來，這卻是污染社會氛圍的醜陋，是屬於上海「資產階級大染缸」的證實，所以深痛惡絕，堅決打擊。其實，從心理上說，這又是北京紅衛兵既萌發又壓抑的性意識的表達。畢竟都巳是中學生以上年齡了，性意識的萌發乃至衝動是正常而必然的，但來自於政治的禁錮和思想的暗昧，賦予它極端卑劣、惡濁的意味，於是只有通過反彈性的追逐、打壓行動，來舒緩和發泄扭曲的心態）。
當時，北京紅衛兵不許任何人進入沐恩堂，「從大門口到他們住的四樓前後設了三道崗哨」，有兩個職工進去看看，「被當作壞人打了一頓」，湖南大學一紅衛兵聽見教堂內傳來打人的呼叫聲，就衝進去宣傳十六條，北京紅衛兵要打他，他指著胸前的校徽說：「我是湖南大學的紅衛兵，紅五類子弟，你們打吧」。結果，這個湖南籍大學生「被扣留了兩天」。
據統計，南下兵團十六縱隊共在沐恩堂打了六十多人。為此，「群眾議論紛紛」。住在沐恩堂附近的大莊裡治保主任向街道「四清」工作隊反映：「我每晚都聽到打人的叫喚聲、呼救命聲。我們要到市委去請願，到首都紅衛兵總部去請願，這批北京的紅衛兵為啥這樣打人？」。附近的居民群眾則不斷自發地到沐恩堂門口，與十六縱隊的紅衛兵辯論。24 日晚，共二百多群眾圍在沐恩堂門口，與十六縱隊的紅衛兵辯論至清晨，「有的人還到公安局，到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總部告他們不遵守紀律」。25 日下午，在巨大的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十六縱隊撤出了沐恩堂。臨走時，「拿走了 18 只手錶，2 千多元現金，沐恩堂房屋建築結構藍圖和其它重要資料等」。
上音（附中）事件、上外附中事件、沐恩堂事件，兩件發生在學校，一件發生在教堂，均是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通過踩點，而重點進入、全力投入的，其中上音（附中）事件從起始到未後歷經兩周（9 月 13 日－27 日），牽涉到第七、第十六等數支縱隊，基本反映了南下兵團在上海活動的全過程。
至於南下兵團的行動為什麼會落實在這三個「點」上？確實，南下兵團第七縱隊中有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第十六縱隊中有北京外語學校的學生，他們到滬後自然會去上海的同類學校串聯。沐恩堂則地處人民廣場東側，與南下兵團總部市體育宮隔街相望。如果說在上海成千所學校和幾十座教堂中，因專業相同、距離相近而導致北京紅衛兵的抵達，最終演變成南下兵團施展身手的地方，是屬一種偶然的情況。那麼，在北京紅衛兵的視域中，藝術類的上音（附中）的紅五類只佔 30%，「階級陣線」模糊而混淆；外語類的上外附中一潭死水，「牛鬼蛇神」相安無事；宗教場所沐恩堂經上海紅衛兵搜查後巳趨於平靜――這就是上海「資產階級右派」的境況，這就是上海文革形勢的縮影，這怎能不提振起來自「革命中心」的北京紅衛兵的巨大憤慨呢！這怎能不應該在上海掀動起一個新的「革命高潮」呢！正是從這個邏輯上推演，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在上音（附中）等三個點上的行動，又屬一種必然的選擇。在此，偶然的因素是隨機性的；必然的因素是決定性的。況且，就實際情狀而言，南下兵團不可能在復旦、交大等著名大學中製造動靜，有所作為；也不可能持續地在一般的中、小學校中投入重兵（1966 年 9 月，與工人造反派的結合尚未提上日程，那是北京紅衛兵第三次南下的任務），由之，將上音（附中）等三個單位列為重點炮轟的「封資修的堡壘」，恰是適宜而典型的。
（作者授權刊發，原載《史林》2008年第3期和2009年第1期，注釋略去。下半部分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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