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傳奇媒體《村聲》：死於這個分裂的時代

這是選·美的第986篇文章

本文作者夕岸，文章轉載自新聞實驗室（ID: newslab）

8月31日，美國第一份都市另類周報，成立於1955年的《村聲》（The Village Voice）宣布停止所有數字版的發行。這份多次登頂普利策的紐約市傳奇讀物，近些年來在經歷了多次易手、內部工會爭議、暫停紙質版的各種風波後，終於徹底停止了呼吸。

如今紙媒已死的大背景下，人們面對又一個地方傳統媒體的倒下，似乎也習慣了從傳媒工業的角度去理解谷歌和臉書怎麼扼殺了傳統新聞業。但《村聲》的結束，卻不只是媒體環境對小型地方媒體進行碾壓的問題。

以特別報道、文化批評和作者專欄見長的《村聲》，更像《紐約客》之類的文化雜誌，因此和社交媒體上的新聞並不形成正面競爭。再者，就和黑膠唱片沒有死去一樣，美國依然有著眾多熱愛傳統媒體長文的讀者群，所以《n+1》和《Baffler》等同類別文化刊物依然活著，甚至有所復興。

《村聲》死去的原因更多源於內容的不合時宜。確實，相比前幾個十年，《村聲》哪怕在紐約市內，也已經越發無關緊要了，更別說有什麼國際影響，只有在它封面放上鮑勃·迪倫舊照的時候，讀者才能嗅到它和狂飆突進的舊時代間若隱若現的聯繫。

作為一份深受五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地下刊物、反文化思潮影響，編排上又類似於小報的讀物，《村聲》與主流自由派媒體一直都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儘管主打還是文化議題，它對紐約和全美社會運動的關注和支持都大大超過一般媒體。2011年佔領華爾街時，《村聲》堅定地站在《紐約時報》的對立面，揭露其遊行報道刪除對抗議者有利的信息（ https://www.villagevoice.com/2011/10/02/why-did-the-new-york-times-change-their-brooklyn-bridge-arrests-story/ ）。2017年，當傳媒都在瘋狂推廣華爾街銅牛對面的無畏小女孩時，《村聲》默默地發了一篇《Fearless Girl Is Not Your Friend》（https://www.villagevoice.com/2017/04/25/fearless-girl-is-not-your-friend/ ）。

最近幾年，它還全力支持紐約市的Black Lives Matter和移民社區居住權運動，尤其關注唐人街低收入者的權益。今年，它關注DSA等左翼組織的崛起，也及時報道對ICE的抗議和全美監獄囚犯的大罷工。

但《村聲》又從來都不隸屬於任何正統的左派陣營，它顯然不會出現在美國新左派，工人運動、移民運動的歷史裡。它創辦的初衷是一種對公共領域的浪漫化理解，相信觀點越辯越明，希望邀請市民階層共同去設想一個更友好的城市。它對於更廣義的流行文化、時尚和本地藝術家的跟蹤，的確與種族、性別等問題相交織，但依然充滿了中產的情調。它儘管支持社會正義運動，喜歡站在雞蛋一邊，卻幾乎不會提運動背後的政治經濟背景，當然也沒有深入的階級分析。換言之，它一直是以一個泛泛的左派和社運同情者的姿態，出現在文化語境下。

《村聲》的政治光譜，有點類似於寫作《社會學的想像力》的賴特·米爾斯。他們都是民權運動前後非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派，關心草根群體的福利，信奉一種定義模糊的平權和社會正義，強調知識階層和其他文化精英對公共話題的介入性。客觀上，他們一方面擔當著自由派和傳統左派之間的橋樑，另一方面也成為了真正左派激進主義傳播上的阻礙。它們給當時的精英提供了一種道德崇高，又相對安全的批判方式。

在過去，《村聲》的這種模糊性恰恰成為它早期發展的動力。《村聲》成長於簡·雅各布斯大戰摩西的那個現代主義蓬勃發展的50年代末。雅各布斯發起的一系列反對高速公路、保衛都市運動，曾經得到這份報紙的鼎力支持，它的支持也為自己吸引到了穩定的讀者群。當時，《村聲》只需要告訴大家它要為草根發聲。儘管草根的概念是模糊的，讀者也能自動對號入座：我們都是普通的都市人，都市人都支持社會進步。

然而如今，美國城市規劃歷史早就翻過了現代主義那一頁，郊區化已經完成，摩西那一套早就被掃入歷史垃圾堆。在新世紀，隨著社會不平等程度的陡升，紐約這種全球城市裡的金融化、士紳化和居住隔離也達到驚人的程度。」保衛社區，保衛城市「這種鄰避主義話語，不僅可以為低收入群體所用，也完全可以是一種富人拒絕窮人，本地人驅趕移民的說辭。

《村聲》堅持的另類、地下視角，在激進右翼活躍的當下也顯得非常可疑。激進右翼代表的難道不是另一種憤怒的草根力量？《村聲》對不同社會思潮的衡量標準究竟是什麼？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套含糊的社會進步話語就顯得蒼白無力，它無助於分析每一個具體的個案。

《村聲》以紐約為重鎮的發展模式，也註定了它怎麼也扭不正的排外取向。按照現在的標準，這種結合了美國精英社區主義、鄰避主義、多元主義情結的進步派大雜燴立場，其實只是一種偽裝過的保守主義：公共論辯的目標只是讓所居住的城市變得更多元更有人情味，至於其他地方如何，並不在考慮範圍。它象徵著一種老派的、紐約式的文化區隔：人們可以喝著拿鐵，讀著小說，在聯合廣場和華盛頓廣場支持本地工會的遊行，結束後去東村電影院看午夜場。紐約的都市激進派，可以同時對哈德遜河西邊更貧困的新澤西社區一無所知。

當然，《村聲》並不只關注紐約的新聞，但它對於紐約之外的關注，也更多是一種城市人世界主義的情懷泛濫，這種世界主義並不叫人投身運動，而只是讓城市人變得更有教養的一種途徑。Vice上紀念《村聲》停刊的一系列感言準確地指出了它的定位：一位作者表示，這份報紙是給那些「叛逆又不想太過叛逆的青少年」準備的；另一位編輯則回憶說，熟讀這份報紙讓身為移民二代的他得以融入城市小孩的圈子。

的確，《村聲》曾經的屹立不倒，拋去商業模式的可持續性，也是由於它所代表的那種中產純智識上的批判性依然具備一定的大眾基礎，依然可以吸引一部分有同情心的紐約進步派精英：畢竟他們和移民、勞工身處一個城市，總得釋放一些善意。《村聲》很清楚自己做的並不是左翼的事業，但它認為這樣的方式至少可以團結不同的階層。

但這樣的基礎現在已經沒有了，各個階層，立場之間的人的距離都變大了。支持勞工的，清一色都是工會和左派團體，加上一個每周推薦戲劇和電影的《村聲》，顯得不倫不類。《村聲》站在兩頭不討好的位置：自由派和主流媒體嫌它視角太偏頗，左派則覺得它沒有立場、過於小清新。

如今紐約的普通青年們，已經沒興趣裝作對社會正義感興趣。而激進青年們，更願意花一個周末的下午，在布魯克林Verso書店的閣樓上參加《雅各賓》雜誌的沙龍。這是一種更加政治的介入都市議題的方式。相比之下，《村聲》是屬於上一輩人的周報，每個人都對它懷有美好的回憶，但大部分人都記不得上一次讀還是什麼時候。

《村聲》死於紙媒式微的大潮，也死於這個分裂的時代。僅僅呼喊底層正義的口號，不僅無法成為一個合格的左派，還可能被貼上偽善的標籤。更劇烈的社會衝突面前，騎牆的空間越來越小，每個人都需要更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在這樣的政治激進主義浪潮中，《村聲》儼然成為了沒用的老嬉皮，它的持守成為保守，它的死去，也註定只能在一票獨立撰稿人的推特時間線上，激起一圈淡淡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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