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軍屢屢失利，「陣圖」在其中要承擔多大責任？

文｜李霞

宋仁宗畫像

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宋軍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涇原駐泊都監桑懌帶領著軍隊沿著一條川穀向西行進，準備與友軍會合，痛擊西夏。這條川穀叫好水川，將成為這支隊伍的葬身之地。

幾日前，由皇帝李元昊親自指揮的西夏軍隊在宋軍猛烈攻勢下節節「敗退」，宋軍於是放棄輜重，輕裝追擊，並於前一天的黃昏時分抵達了川口。

大軍行至羊牧隆城東五里處時，走在前面的士卒發現道旁放置著幾個奇怪的銀泥盒。眾人不知盒內為何物，便打開觀看。誰知蓋子開啟的那一刻，竟有數群腿上綁著哨子的鴿子衝天而出，尖利的哨音響徹山谷。宋軍還沒來得及弄清是怎麼回事，便見四周山林內旌旗招展，已埋伏了一夜的西夏軍隊從四面掩殺出來。宋軍尚未布陣，死傷慘重。至此，任福方知前日西夏之敗退乃是誘敵之計，而鴿子便是夏軍出擊的信號，可惜為時已晚。宋軍苦戰數個時辰，至午後已戰死萬人。任福亦身受重傷。身旁小校勸其突圍而走，任福道：「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遂自扼咽喉而死（這種自盡方式甚為罕見，令人匪夷所思）。與此同時，原本計劃與任福匯合的朱觀、武英部也在距此不遠的姚家川被西夏軍隊包圍，陷入苦戰。

此役，宋軍幾乎全軍覆沒。戰後，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上千人，持故衣紙錢為其親人招魂，哀動天地。消息傳到京師，朝野震動，仁宗皇帝「為之旰食」。除此戰之外，宋軍在此前寶元二年（1040年）的三川口之戰（亦稱延州之戰）和此後慶曆二年（1042年）的定川砦之戰中亦均慘敗於西夏。三戰連負，充分暴露了宋朝至第四代皇帝宋仁宗在位時期，軍隊戰鬥力已極其低下的事實。一次次的失利，「陣圖」在其中要承擔多大的責任呢？朝將領真的只是皇帝的提線木偶，沒有絲毫自主權嗎？

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書言農政與軍政之弊端時曾道：「將帥者，王之爪牙」，既然已經「登壇授鉞」，執掌兵權，就應該有臨陣裁奪的自由，而「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因此「勇敢無所奮，智謀無所施」，使得王師常常敗北。這一段話被古今研究者廣泛引用，用以證明「皇帝頒賜陣圖，干擾將領決斷」為宋軍前線失利的禍根。

我國軍隊很早就有按照陣法作戰的傳統。所謂「陣」，就是依據進攻或防守的需要擺出的最有利於發揮戰力的隊形。將領對於陣法的運用是否得當，在冷兵器時代對戰爭的勝負是很有影響的。我國的陣型、陣法在春秋戰國時代已非常豐富。《左傳》中提到的鄭國在魯桓公五年的作戰中使用的「魚麗之陣」（一種戰車在前，步兵環繞戰車左右，以彌補縫隙，增加殺傷效果的陣型），是最早的在實戰中應用陣法的記載。陣圖是用圖形符號將陣法及其變化記錄下來，後人通過鑽研陣圖可以習得前人的陣法。因此，「陣圖」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熟知「兵書戰陣」也是歷代衡量將領才學的一個重要標準。而宋代的「御賜陣圖」飽受爭議，其根源在於皇帝頒賜陣圖的動機。

宋太祖趙匡胤在位時期，史料中並未出現頒賜陣圖、陣法的記載。《武經備要》稱太祖「以武德綏靖天下，於古兵法靡不該通」。作為一名合格的軍事統帥，太祖深諳「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的道理，他不僅不刻意限制束縛武將，有時還幫助武將在軍中樹立威信。例如，太祖在大將曹彬出征南唐之前，曾賜給他「尚方寶劍」，賦予其「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的權利，使出征者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而太祖的繼任者宋太宗趙光義，胸懷氣度遠不及其兄長。他即位之後，對武將的猜忌之心日益加重。他曾公然宣稱，自己選用武將的第一標準是「循謹」，也就是服從命令，並能約束下屬，而「勇武」次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八月，宋太宗親征北伐幽州的途中，軍中發生了有人趁亂謀立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趙德昭的事件。這次事件進一步讓太宗皇帝失去了對僚屬的信任。史料中首次出現御賜陣圖的記載，是在這一年的十月，也就是僅僅兩個月後。因此，有不少學者推測宋太宗最終確立「將從中御」的政策與這次突發事件是有關係的。

雍熙四年（987年）五月，宋太宗御制「平戎萬全圖」，並召見大將潘美、田重進、崔翰等人，向其講解陣圖的要旨，「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由此正式開啟了「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這一極具「宋朝特色」的作戰模式。太宗御賜陣圖的初衷乃是鉗制前線將領行動，降低其對自身皇權的威脅，而非出於破敵制勝的需要。正如他自己所說：「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此乃是徹徹底底的「帝王用心」，自然受到後世之責難。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