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的水位》：劉瑜，別說什麼，關了燈都一樣，那為何要關燈呢

《觀念的水位》：劉瑜，別說什麼，關了燈都一樣，那為何要關燈呢

對劉瑜的文字，批評與讚美都有。前者認為她寫得太淺，情緒多於理性；而後者認為她坦白而誠實，在啟蒙理想日漸凋零的當下，她承擔起了讀書人的責任。劉瑜寫的本沒必要那麼艱深，但在我們的文化氛圍中，有過分崇拜知識的傾向，對思想卻嗤之以鼻。所以太多的寫作者有學問而無邏輯，他們記憶力驚人，卻既不願意做普及工作，也沒能力對人類文化做出創造性貢獻。

這是因為，古代中國的知識被高度權力化。舊式讀書人要背上幾十萬字才能科舉成功，他們不需工作能力或獨立思考，只需抒發一番忠君的豪言壯語，就足以震懾小吏，自覺地去替他們完成瑣屑小事，他們的本領在寫詩和說高雅的廢話。真正的泰斗是不需要思想的，其代表作是對經典添加註解而已。

這個傳統延續下來，便造成了讀書人的等級分化。所謂大師，不一定要有建樹，全看門下弟子多少，影響如何；所謂碩學，不一定要有創造，而在地位高低；所謂專家，不一定要有成績，關鍵能掌握相關資料，誰敢置喙，立刻一聲斷喝……相比之下，啟蒙的是江湖的事，誰因此得到名聲，就會成為眾矢之的。

必須看到，這種思維習慣對啟蒙的遮蔽：首先，它否定了發展性；其次，它虛擬出一套絕對的標準；第三，它不要求實證，只要能自圓其說，則怎樣的奇談怪論都被允許，怎樣荒謬的方法都可以使用。以方舟子對韓寒的批評為例，一個人可以坐在家裡推斷他人腦子裡在想什麼，便是這種思維的延續。第四，它否定了人的價值。

她在《紅旗未曾下過這隻蛋》說：中國歷史我讀得很少。當然最主要是由於懶散，但隱隱一直還有一層原因，就是中國史的寫法。無論是古代的正史，還是當下的戲說，大多充斥著那種「皇上聽了奸臣的讒言，殺害了忠臣，然後王朝就垮了」的臉譜式歷史觀。我不相信歷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釋，事實上我覺得「忠」、「奸」式歷史觀背後包藏著很壞的政治觀。逃避讀國史，部分是出於精神上的自我保護。

在《惡之平庸》中，劉瑜寫到：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當一個惡行的鏈條足夠漫長，長到處在這個鏈條的每一個環節的人都看不到這個鏈條的全貌時，這個鏈條上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有理由覺得自己無辜。而所謂的人性的覺醒，就是從自己所隱身的角色中抽身出來，恢復成獨立、完整並需要為自己一舉一動負責的人，從制度的深井中一點點爬上來，在更廣闊的天空下，看到如何匯成洪水。

喜歡劉瑜文字的人，在本書中仍然可以找到驚喜，她還是犀利的：「別說什麼『關了燈都一樣』，新世紀了，為什麼總要關著燈呢。」書中內容，包括、國際時政、書評影評以及一些個體化思考的雜論，更為多樣化，閱讀上帶有跳躍感，但並不會有斷裂之感，相反，用劉瑜自己的話說：「我相信這些文章集結在一起所傳遞的信息，相比它們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樣的，而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國值得被反覆和清晰地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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