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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魏皇族元祜的種族探尋

原標題:東魏皇族元祜的種族探尋


元祜墓位於河北省磁縣,是磁縣北朝墓群中的一個墓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隊於2006年至2007年對北朝墓群進行了發掘。經過考古隊的發掘清理獲知,元祜墓未被盜掘,原因推測是早年墓室坍塌,地面墳丘標識不顯著而倖免於被盜。墓葬中隨葬品組合完整,包括百餘件彩繪陶俑、陶模型明器、青銅明器和陶瓷器等。墓室中還有壁畫,雖有殘缺,但能看出繪的是青龍白虎,是迄今難得一見的東魏王朝畫跡。墓室中發現了一棺一槨朽痕,棺內有一具人骨。此外,還發現了墓誌石,有碑文。從墓誌記載知,墓主人是徐州刺史元祜,葬於公元537年,死時56歲。元祜是北魏皇帝拓跋燾的重孫,死後埋葬在東魏皇族元氏的陵墓塋域內。北魏(386年—557年)是鮮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權,所以元祜的族屬應為拓跋鮮卑。


1,元祜墓人骨材料鑒定

墓葬編號為M003,採集的骨骼朽蝕嚴重,保存狀況不佳,包括頭骨片、完整下頜和部分頭後骨骼。從保留下來的骨骼特徵可以判斷為男性,恥骨聯合面的磨耗年齡在55歲上下(墓誌顯示56歲)。牙齒磨耗嚴重,從牙齒磨耗程度上看,年齡應該超過50歲,上頜牙齒有嚴重齒病,右第一臼齒生前脫落,齒孔閉合,左犬齒和第一前臼齒出現根尖膿腫,已經形成較大面積的膿腫洞。從左第一前臼齒的齒孔痕迹看,其齒槽骨有侵蝕現象。下頜牙齒都保存下來了,牙齒磨耗也很嚴重,臼齒部位的齒槽骨表現出牙周病的現象,但沒有造成牙齒的脫落。


骨骼關節面普遍存在關節炎癥狀,如肩關節、肘關節、踝關節、跗關節、趾關節等都有表現。此外,胸椎和腰椎上都有小型骨贅,即骨質增生,為骨性關節炎的表現。


因為頭骨破損無法測量,所以我們無法從頭骨的測量數據來分析元祜的種族類型,不過古DNA的測試彌補了這一缺憾。


2,元祜人骨的線粒體DNA分析

測試樣品取自元祜的一顆臼齒和一段肢骨,對此做了線粒體DNA(mtDNA)高可變I區(HVR-I)序列分析和編碼區的擴增產物長度多態性(APLP)分析。


測試結果顯示,元祜個體歸屬於單倍型類群C。單倍型類群C在距今6萬年前已經出現在亞洲地區,主要分布於東北亞,包括西伯利亞地區,以及美洲土著居民中。它的地理分布主要是從中亞到俄羅斯東北部堪察加半島和日本島的廣大區域內,其分布頻率在西伯利亞人群中最高,在南亞人群中極低。在台灣的漢族人中偶爾有發現,可能歸於近期的遷徙事件。


與元祜線粒體DNA的單倍型有共享序列的人群包括中國的漢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土家族,俄羅斯的高加索人、雅庫特人、尤卡吉爾人,蒙古的蒙古族,以及巴基斯坦人,圖瓦人,亞洲人群,西南美洲與中美洲。在共享序列中,除一例分布於美洲外,其餘均分布於亞洲,特別是北亞地區,結合單倍型類群的歸屬,推測元祜個體應該屬於北亞人群。


此外,還將元祜與其他幾組可能與鮮卑有關的古代和現代人群進行了比較分析,包括內蒙古商都東大井東漢時期拓跋鮮卑遺存、內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魏晉時期拓跋鮮卑遺存、遼寧喇嘛洞三燕墓地、匈奴人群和現代錫伯族(表1)。有觀點認為,錫伯族是鮮卑族的後裔,而且鮮卑族與匈奴族也有較密切的關係。


從表1的對比看出,單倍型類群C在鮮卑人群、匈奴人群和現代錫伯族人群中都有一定的分布,尤其在拓跋鮮卑人群中的分布頻率最高,達到30%以上。另外,元祜個體的線粒體DNA的HVR-I序列16129-16223-16298-16327,在匈奴人群和錫伯族中都有與之相同的個體,在東大井和七郎山拓跋鮮卑人群也找到與之只相差一個位點的個體,而且16223(C→T)、16298(T→C)和16327(C→T)在鮮卑和匈奴都有,是古代西伯利亞(北亞)人群中常見的突變位點。這個DNA結果顯示,元祜更可能為蒙古人種的北亞類群。


雖然已有多個關於拓跋鮮卑人群的DNA研究,但是有明確墓誌記載、身份確定的拓跋鮮卑人的DNA研究,元祜尚屬首例,他對於判斷拓跋鮮卑人群的遺傳結構提供了參考依據。


3,討論


前面已經提到,從文獻資料看,元祜的族屬應為拓跋鮮卑人。


鮮卑族是繼匈奴人之後在我國北方草原崛起的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公元91年,北匈奴被東漢王朝擊敗被迫西遷,而本來居住在東北地區的鮮卑族此時大舉南下、西進佔據匈奴故地,之後與此地的匈奴、丁零、烏桓、漢族等混血後形成許多新的部別,在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時期,鮮卑族又先後建立了前燕、西燕、後燕、南燕、西秦、南涼、北魏、東西魏、北齊、北周,以及在青海地區的吐谷渾王國。至隋唐,鮮卑已不再作為政治實體和民族實體存在,而是逐漸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

鮮卑大體可分為北部鮮卑(以拓跋部為主要代表)和東部鮮卑(包括慕容鮮卑)。從上述鮮卑的發展歷史看,鮮卑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種族,而是一個多民族的混血「混合體」。



迄今為止,中國境內考古遺址出土的、被多數人認同的可能與鮮卑族有關的人類學材料有9批,地點、時代和分布等見表2和圖1。


扎賚諾爾墓地出土的人骨按照頭骨形態差異被分為兩組,A組以低闊顱形和寬而扁平的面部為特徵而與西伯利亞蒙古人種最接近。B組較A組顱增高,鼻子較狹窄,與西伯利亞蒙古人種和北極蒙古人種都接近而疏遠於東亞和南亞類型。南楊家營子的人骨據分析與西伯利亞蒙古人種最接近,但其較窄的顴寬可能與東亞或北極蒙古人種有關。三道灣的人骨種系特徵屬於西伯利亞蒙古人種類型,與近代蒙古族接近,其中有些狹面高顱個體可能與東亞類型有關。東大井組最接近北亞蒙古人種,但在個別體質特徵上與東亞類型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聯繫。百靈廟漢魏時期鮮卑居民與代表北亞類型的蒙古組和布里亞特組人群在顱骨的形態特徵上最接近,而與東亞類型的華北組比較疏遠。七郎山人骨接近西伯利亞蒙古人種。遼寧朝陽魏晉人骨與北亞蒙古人種最接近,與近代蒙古組關係密切。吉林大安漁場的一例男性頭骨在形態特徵上與蒙古人種北亞類型存在較多的一致性,個別項目上也與東亞類似。叭溝墓地鮮卑人群在形態特徵上與北亞類型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個別特徵上又表現出與東亞類型的接近。


此外,黑龍江平洋、內蒙古完工、山西大同北魏時期人群以及遼寧喇嘛洞等人群的族屬問題還有爭議,這裡不做為鮮卑人群來討論。


比如,對山西大同的北魏時期墓地出土人骨的族屬成分,張振標等認為,大同北魏居民顱骨特徵的種族類型與華北地區以北的古代或近代的居民關係最為密切,是以蒙古人種特徵的東北亞類型為主體,但帶有歐洲人種特徵的烏孫人類型的種族特徵,明顯有別於漢族的顱骨特徵,是鮮卑人。另一種觀點是韓巍提出的,認為大同北魏居民的主體種族成分為古中原類型,故可以推測其族屬來源應以漢族為主,但在其體質特徵的形成過程中或許也受到過鮮卑人的影響。


總結以上對鮮卑人群的形態學的種族類型分析結果,無論是拓跋鮮卑還是慕容鮮卑(遼寧朝陽、吉林大安漁場),其形態特徵都更近似於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同時會不同程度地顯示出東亞類型特徵。這是因為在鮮卑人群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與其他人群,也包括東亞類型人群(主要是漢族)發生混雜和有基因交流。


但是,根據對已出土的被認為是拓跋鮮卑人群的DNA研究結果看,鮮卑人群受到東亞人群(主要是漢族)的基因影響很有限,並沒有改變鮮卑人群為北亞類型的主體特徵。



趙欣曾利用古DNA研究方法探討了鮮卑人群的流向(圖2)。從圖中看,從上到下分為四支,依次是歐羅巴人、中亞人群、東亞人群和北亞人群,東大井東漢拓跋鮮卑人群和七郎山魏晉鮮卑人群均位於北亞人群的分支上,且位於鄰接樹的一支上不可分開。與他們距離最近的還有錫伯族、鄂倫春族。匈奴人群與他們相距也較近,但存在一定距離。應該說,從系統發育樹中我們可以看出,東漢至魏晉時期的鮮卑人群存在最近的母系遺傳關係,而且與錫伯族也有很近的遺傳關係,其次是鄂倫春族,而與匈奴人群或多或少地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於長春也指出,拓跋鮮卑典型的基因特徵來自東北亞人群,並表現出與鄂倫春族、外蒙古人以及鄂溫克族比較接近的基因上的親緣關係。


關於錫伯族的來源,上述DNA分析支持其族源是古代的鮮卑人,符合《錫伯族源新考》中所說,是當時未南下的鮮卑的後裔。


根據史料記載,拓跋鮮卑進行了歷史上兩次大規模的南遷。第一次南遷大約在東漢初年,拓跋鮮卑離開大鮮卑山南遷至大澤(呼倫湖),第一次與匈奴發生民族融合。到了東漢晚期,拓跋鮮卑完成了由呼倫湖至匈奴故地(河套及大青山一帶)的第二次南遷。拓跋鮮卑在兩次南遷過程中與匈奴發生基因交流應該是不可避免的。DNA的分析結果顯示,拓跋鮮卑和匈奴的遺傳距離比較近,二者在系統發育樹(圖2)也都表現了很近的聚類分布,兩者之間的親緣關係應該不遠。


雖然鮮卑族不斷的南遷、漢化並最終融入到漢族主體中,但是在遺傳學上並未顯示出拓跋鮮卑人群與現代漢族較近的關係,主要是因為漢民族主體龐大,來源複雜,鮮卑人群的混入並沒有對漢民族產生較大影響。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張雅軍 趙欣 張旭 沈麗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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