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最後的戰爭兒童：躲轟炸、吃死馬 父親參與大屠殺

1945年，被捷克斯洛伐克驅逐的德國兒童。攝影 | Raymond Kleboe（視覺中國）

「你的父親是一個好納粹。他是一個殉道者，殉道者是無罪的。」一個希特勒死忠的妻子，曾經對自己年幼的女兒一遍一遍洗腦。

實際上，這個「好納粹」雙手沾滿鮮血。二戰結束後，因對斯洛伐克近7萬猶太人的集中滅絕負有直接責任，他被處以絞刑。

14歲那年，女孩得知了父親的死訊，痛不欲生。對父親的愛，與對他犯下的不可辯駁的罪行的羞恥感，時刻折磨著她的神經。她陷入了巨大的陰影，開始酗酒，並出現了精神分裂。

1998年4月，在那場戰爭結束半個多世紀後，喝醉的她，在自家裝滿熱水的浴缸中溺斃。

這個女孩，就是德國女作家亞歷山德拉·賽福特的母親，也是德國戰爭兒童的典型代表。2018年4月，和她的母親有類似經歷的45位主人公，出現在柏林的一個特殊的攝影展中。

攝影展上的圖片，均來自一本叫《戰爭兒童》的攝影集。

它的作者，是攝影師弗雷德里克·赫爾維格，以及作家安妮·瓦克。赫爾維格是戰爭二代，瓦克是戰爭三代。在書中，她們記錄了自己的父輩和祖輩，在德國最黑暗的歲月里受到的戰爭創傷，以及他們戰後為什麼長期保持沉默，成為「哀悼無能」的一代。

而親眼見證了母親痛苦的賽福特，為這本攝影集撰寫了序言。

她們都覺得，在世的德國戰爭兒童越來越少，再不記錄，就來不及了。

戰爭記憶

對《戰爭兒童》的主角來說，即使隔了七十多年，那些戰爭記憶仍然歷歷在目。

最鮮明的記憶就是死亡。

空襲來臨時，由於父母不願稀里糊塗地被炸死，羅特勞德·克萊恩和兄弟姐妹們一起，站在了自家的陽台上觀看。

迎接他們的，是讓人肝膽俱裂的一幕：炸彈從空中呼嘯著降落、爆炸；機槍從空中掃射，收割著奔跑的生命。這些場景，成為克萊恩終生難忘的回憶。

Rotraud Klein-Moquay（羅特勞德 克萊恩-莫凱）。攝影 | Frederike Helwig

與死亡記憶相伴相生的，是無休止的動蕩。1945年春天，瓦爾特·勞伍德和家人跟隨一支100人左右的遷徙隊伍躲避戰爭。每次路過無人居住的房子，他們都會先掃蕩儲藏室和廚房。

他記得，一路走來，大部分街道都堆滿了死去的屍體。幸運的話，這些戰爭難民能碰到剛死去的馬，吃上一頓馬肉。一天，他發現了一輛童車，探頭去看，裡面躺著一個小嬰兒，面色青紫，顯然已經死去了一段時間。在戰爭中，死亡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小女孩烏恩迪也曾和懷孕的母親、弟弟，一起離開家鄉逃難。她記得，他們坐上了一艘擠了上千人的船。天氣特別冷，有人趁亂搶走了烏恩迪的手套。接下來，這艘船不幸被魚雷擊中，所有人都差點遇難。

終於抵達陸地後，危險並沒有消失。烏恩迪和家人，不得不在炮火攻擊中沒日沒夜趕路。每當他們到達一個新地方，以為能安頓下來的時候，空襲就如影而至。

在烏恩迪的餘生中，似乎永遠沒有終點的逃難，成為她無法擺脫的噩夢。

1944年10月19日，在德國西部中亞地區，飽受戰爭蹂躪的亞琛防空洞里的德國難民逃離城市。攝影 | Fred Ramage（視覺中國）

在為《戰爭兒童》採訪這些人時，作家瓦克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對於自己人生中最恐怖的經歷，戰爭兒童最常說的，是「這在當時很常見」「當時就是這樣，所有人都是這樣過來的」。

「他們把『不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視為美德，將自身遭遇深埋在戰爭的殘骸之下。想要碰觸這段歷史，需要付出巨大的力氣。」 瓦克說。

在《戰爭兒童》中，還有一個主人公的記憶有些特殊。他叫奧特。戰爭中的一天，他和父親一起騎車去小城德紹，路過了一隊穿著集中營囚服的勞工隊伍。

來自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政治犯在柏林55公里外的帕希姆附近的道路上行走。攝影 | Fred Ramage（視覺中國）

天氣很熱，這些勞工都沒穿外衣，瘦削的肋骨清晰可見。四個全副武裝的軍人盯著他們。

這讓奧特膽戰心驚：雖然他當時年紀很小，但已經從神父那裡聽說過許多發生在集中營的血腥故事。而因為父親不喜歡納粹，他總是很害怕父親也會被關進集中營。

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親眼見證的，是德國歷史上最為不堪的一段歷史。

「哀悼無能」的一代

二戰結束後，在童年親歷了戰爭的一代德國人，一度無法面對真相。

這是一種極為複雜的心態。很多人此前被納粹教育洗腦，儘管後來理智告訴自己德國對大屠殺有直接責任，儘管感覺到巨大的羞恥感，但他們卻不願承認，自欺欺人。

約1935年，一群男孩身穿運動套裝在國立政治教育研究所（納波拉）——一個精英納粹軍事和政治學院管理的二級寄宿學校——參加閱兵。攝影 | 視覺中國

實際上，這也是一種個體對傷痛的防禦機制。

1967年，德國心理學家亞歷山大·米歇爾里奇和瑪格麗特·米歇爾里奇發表研究報告，稱戰爭兒童是 「哀悼無能」 的一代。

「在歷史面前，他們曾經的理想，被曾當作救世主的領袖無情地剝奪。在過去面前，他們只能不約而同地緊鎖心門。甚至很多德國人不願意去相信二戰中喪生的猶太人數目，而是斤斤計較著己方的死亡人數。」

「每當有人問責，很多這個年紀的人會去大聲反駁：『其他人做得比我還過分。』」

正是這個報告，第一次提出了「戰爭兒童」概念。

長大後，這一代人選擇了對當年的事情閉口不談。沉默深入了他們的骨髓，哪怕對伴侶，哪怕被自己的子女問及。

讓他們保持緘默的原因，除了羞恥感和罪惡感，還有什麼？

1946年5月，二戰後從柏林撤離的成千上萬名德國兒童中的一些正在等待與他們的朋友和家人在威爾默斯多夫的西西里學校重聚。攝影 | Fred Ramage（視覺中國）

在《被遺忘的一代——戰爭兒童回憶錄》一書中，德國女記者和作家薩賓娜·伯德認為，這與戰後德國的大環境有關：二戰後，人們的關注點更多地放在「倖存」二字上，面對龐大的重建工作，沒人有餘力去關心「可憐的戰爭遺孤究竟經歷了什麼」。

其次，對於父母來說，二戰是一段他們對孩子完全無力保護的時期，他們不願去面對後者的回憶。

此外，當時還有一種流行觀點：如果不強調問題有多嚴重，孩子就不會認為這是件多麼痛苦的事情，就會更好地度過難關。

「你們應該高興，戰爭結束了，你們是倖存者。忘記過去，往前看吧。」 這是當時全社會的共識。

但創傷仍在。對戰爭的恐怖記憶、被剝奪童年的痛苦、失去親人的恐懼，都埋在戰爭兒童的內心深處。有研究表明，戰爭兒童患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幾率，遠大於普通民眾。

「很多人都是在年紀很大的時候，才有勇氣回顧這段歷史。即使他們很清楚地知道，這已經有些遲了。」瓦克寫道。

而戰爭兒童在成為父母后，會刻意在情感上疏離下一代，淡化原生家庭的影響。這就造成了下一代的情感缺失。

他們的下一代，即戰爭二代，仍然會繼承父母的戰爭恐懼。因為背負著「沉重似鉛的包袱」，戰爭二代也成為抑鬱症的高發人群。

和基因一樣，戰爭的創傷，也會隔代遺傳。

打破研究禁忌

對德國的絕大多數家庭而言，回憶代表著清算和批判，因此一度是絕對的禁區。對國家也是如此。

實際上，在「戰爭兒童」概念提出後長達20年的時間裡，有關戰爭兒童的研究，在德國都是禁忌。

前慕尼黑大學心理研究學院院長米歇爾·艾爾曼認為，戰後出現經濟奇蹟的德國，對傷痛回憶是拒絕的。

二戰後的德國。攝影 | Harry Thurgar（視覺中國）

還有很多學者認為，過於關注戰爭兒童，會對大屠殺倖存者和遺屬造成雙重傷害，有逃避責任、不尊重死者之嫌。

1980年，PTSD被正式寫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III》的10年後，德國才開始在精神病領域對戰後兒童狀況進行研究。1994年，彼特·海因諾的《金龜子飛吧，爸爸在前線》出版，詳盡描述了對戰爭兒童進行心理治療的過程，揭示了這一代人的精神創傷。

這個課題被越來越多的人研究。2004年，薩賓娜·伯德出版了《被遺忘的一代——戰爭兒童回憶錄》。

她提出，即使是作為戰爭責任人的德國公民，在承擔責任的同時，仍然有權利知道戰爭加諸他們自身的傷痛，有資格被傾聽。這種追溯和承擔責任並不衝突，完全沒必要將兩者對立。

2005年，在法蘭克福關於戰爭兒童的學術會議上，學術界一致認為，為德國戰爭兒童「解鎖」的時候到了：統計戰爭兒童的數目，並不是要和大屠殺的傷亡人數做競爭。與此相反，是為了更好地揭示戰爭帶給人類的傷痛，並讓他們直面父輩的罪責。

今天的德國，終於有了徹底直面歷史的勇氣。

深究羞恥感和負罪感的最終源頭

穀雨：請談談你和攝影師赫爾維格的原生家庭狀況。是什麼促使你們去完成這本書的？

瓦克：二戰開始時，我的祖父母還是青少年。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的表現出奇地一致：對這段經歷閉口不談。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很清楚：某些特定的話題，最好不要提。

但是我發現，隨著家人年齡的增長，傾訴的需求，逐漸取代了沉默。它來自一種時間上的緊迫感——如果還不傾訴，就沒有機會了。因為他們的戰爭體驗和記憶，會隨著人生的消逝最終消失。

攝影師赫爾維格是直接的戰爭二代。她沒有經歷過二戰，卻從父母那裡繼承了一種心理——時時把自己放在悔過和羞恥的位置。這種複雜的感受，很難用語言來表達。她的同齡人，很多都有嚴重的精神問題，敏感、缺乏安全感、感情無能。很多人終生不要孩子，或者很晚才考慮個人問題。

我們的經歷，和很多戰爭二代、戰爭三代的一樣，具有普遍性。就像很多德國文學所描述的，戰爭兒童對於恐懼、壓力、飢餓以及失去的記憶，已經深入骨髓，烙在DNA中。這種記憶，會在下一代身上延續。

一位戰爭兒童研究專家說：「我們是作為父母身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這從我們出生伊始，就將伴隨我們終生。」更加悲哀的是，絕大多數人對此還缺乏認知。

因為這些原因，我和赫爾維格不約而同地決定深入調查戰爭兒童的情況。

穀雨：《戰爭兒童》中記錄了45個當事人的故事，你們是如何找到他們的？選擇標準是什麼？採訪時，他們有哪些共同的表現？

瓦克：我們在報紙上登了廣告，看到之後，很多人和我們聯繫。在採訪之前，他們不但做好了充分的精神準備，還翻出了很多當年的照片、明信片、日記等物證。

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受訪者需要對自己的童年遭遇有清晰的記憶。為此，在做篩選時，我們把受訪者的出生時間，限定在1934年-1945年間。

讓我十分驚訝的是，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雖然他們的經歷是悲痛的，失去是讓人痛苦的，但回憶中仍有美好的地方。

有些採訪者會在講述過程中痛哭流涕，但最後也會總結：「與死去的人相比，我的童年還是幸福的——至少我活了下來。」這句話經常反覆出現，我們還考慮過以它為書名。

這些出奇一致的反應，讓我們有些疑問：是他們在漫長的人生中，因為對戰爭的恐懼，刻意美化了回憶？還是他們真心覺得，自己的遭遇沒什麼大不了？為此，我和攝影師還產生過分歧。不過，我倆的共識是：採訪是為了展示。重要的是鼓勵他們訴說，而不是評價，要避免用成人的標準去量化兒童的經歷。

但隨著採訪的深入，你很難不去思考，作為戰爭兒童，他們是如何背負著這麼沉重的思想包袱活下來的。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我的疑問是：為什麼有這麼多關於二戰、關於德國納粹時期的紀錄片和電影，卻鮮有德國人願意在家庭成員中講述當年的歷史？

這是因為負罪和羞恥感。

攝影集《戰爭兒童》封面

穀雨：你希望通過這本書，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是讓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和解嗎？

瓦克：這本書記錄了我們父母的歷史。我們希望以此說明，他們的經歷究竟產生了多久的影響，還將影響多久。

當我們把這些問題傳達給其他德國家庭時，我們希望大家都能用開誠布公的態度，主動和自己的父輩談論這個話題，認真地做一次聽眾，傾聽他們的過往。

獲得家人的理解，是化解戰爭傷害的第一步。我們要一起深究羞恥感和負罪感的最終源頭。

穀雨：在你看來，《戰爭兒童》對於目前的難民問題，對戰爭兒童研究，有什麼意義？

瓦克：今天的難民兒童，就像當年的戰爭兒童。恐怖回憶將困擾他們的餘生。

不管民眾如何批判今天德國的難民政策，我都希望大家能記住下面這些數字：在二戰中，一共有6000萬歐洲人失去了故土，1200萬德國人被驅逐，無家可歸。整個歐洲陷入空前恐慌，直到今天，我們仍不能擺脫這種恐慌。

撰文 | 孫玫 編輯 | 紀晨

運營編輯 | 張藝菲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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