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商人告狀：發生在宋朝與清朝的兩個故事

在宋王朝的廣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生活著大量外國人。13世紀的泉州就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名來過泉州的義大利商人觀察到：「在刺桐（即泉州），人們可以見到來自阿拉貢或威尼斯、亞歷山大里亞、佛蘭芒的布魯格等地的商人，還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國商人。……在城裡，人們還可以聽到一百種不同的口音，到那裡的人中有許多來自別的國家。」廣州也一樣，一位宋朝官員說，「每年多有蕃客帶妻兒過廣州居住。」

僑居廣州城的眾多蕃商中，有一個叫做蒲亞里的大食商人，非常的富有，他運載了大批商貨，於南宋紹興元年抵達廣州。按照慣例，廣州市舶司博買了一部分蕃貨——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估值五萬多貫。但廣州市舶司一下子掏不出那麼多本錢，便將抽買來的象牙與犀角，一半解押往臨安杭州，一半在廣州拍賣：「就便搭息出賣，取錢添同給還蒲亞里」，打算用拍賣所得款償還欠款。當然，還款給蒲亞里的時間，肯定延後了，因為市舶市的本錢不夠。

蒲亞里遂在廣州僑居下來，一邊做生意，一邊等候市舶司還款。期間，當地有一個官員大概貪圖蒲亞里的財富，將自己的妹妹嫁給他。蒲亞里於是成了廣州的上門女婿。

但是，廣州市舶司卻遲遲不償還欠款，以各種借口拖延。蒲亞里只好提起訴訟，但「官吏並緣侵刻，訟久不決」。蒲亞里將官司一直打到行在杭州，宋高宗詔「王師心同御史往廣即訊，獄乃竟」，法官判令廣州市舶司儘快償還拖欠蒲亞里的款項，這才結了案。

紹興四年，蒲亞里拿到了欠款，他將這筆錢換成大銀六百錠及金銀、器物、疋帛等物，準備運回大食。誰知出海航行時，遭遇海盜，「被賊數十人持刃上船，殺死蕃牧四人，損傷亞里，盡數劫奪金銀等前去」。

宋廷得到廣南東路提刑司的報告，十分震驚，下令處分相關官員，並責令限期破案：「當職巡尉先次特降一官，開具職位、姓名，申樞密院。其盜賊，令安撫、提刑司督責捕盜官限一月須管收穫。如限滿不獲，仰逐司具名聞奏，重行黜責。」

一些研究者認為，「蒲亞里的坎坷道路，只能說明（南宋時）廣州港市舶司已經進入昏庸腐朽階段，正使自己轉化為海外貿易的障礙物」（參見傅宗文《宋代泉州港的崛起與港口分布》）。平心而論，廣州市舶司確實存在侵刻蕃商財產的行為，但也不至「昏庸腐朽」，畢竟，宋政府對於蒲亞里的財產權還是提供製度性保護的，比如蒲亞里可以通過司法渠道討回政府欠款，遭遇海盜了朝廷又詔令儘快破案。

如果跟清乾隆時代英國商人洪任輝的遭遇相比，論者恐怕就會承認，蒲亞里其實還算是幸運的，如果他生活在乾隆時代，嘿嘿……

「洪任輝」聽起來是個漢名，但他實際上是英國人，供職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少年時曾在廣州學習漢文，因此能說中文。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九日，受東印度公司派遣，洪任輝開著商船「成功號」，從澳門出發，駛往寧波，要求在寧波口岸報關、住舶貿易。但浙江總兵成功地阻止他進入寧波港口。

這裡要解釋一下：為什麼寧波港口不准許洪任輝的商船停靠。原來，早在乾隆二十二年，大清皇帝已發下諭旨：「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只准許西洋商船在廣東口岸互市，這便是「一口通商」體制。英國東印度公司之所以派遣洪任輝前往寧波港報關，舍近（廣州）求遠（寧波），目的當然是希望打開大清國更多港口。但洪任輝在寧波受阻，只好掉頭北上，前往天津港。

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輝與他的「成功號」出現在天津大沽海口，受到大沽營兵盤查。洪任輝自稱要赴京告狀：「我系英吉利國四品官，向在廣東澳門做買賣。因行商黎光華欠我本銀五萬餘兩不還，曾在官差衙門告過狀，不準；又在總督衙門告狀也不準；又曾到浙江寧波海口呈訴，也不準。今奉本國公班衙派我來天津，要上京師申冤。」

大沽營游擊趙之瑛一聽，便向他索賄。最後，洪任輝掏出二千兩銀子，才獲准到天津知府衙門告狀。洪任輝在狀紙上控告的對象，不僅是行商黎光華，還有粵海關的官員，因為粵海關「勒索陋規繁多，且一船除貨稅外，先要繳銀三千三四百兩不等」；關監的家人也是「多方勒索」洋商。

由於「事涉外夷，關係國體」，乾隆皇帝對洪任輝的檢控非常重視，批示「務須徹底根究，以彰天朝憲典」。經查，洪任輝所控基本屬實。當然，他的真實身份（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與真實意圖（企圖打開大清國更多口岸供西洋商船停泊貿易），也被乾隆皇帝發現了。

負責調查洪任輝案的官員向乾隆皇帝彙報：查得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的家人「收受陋規，求索財物」，建議「鞭後發邊省為奴」；李永標本人並無「違例濫征」，但他對「家人受賄毫無聞見」，應「鞭責後解部發落」。

洪任輝呢，查官官員說，「所控各款雖未盡實，均屬有因，並免置議」。但乾隆皇帝駁回這一建議，說：「該商從前所告情節，在監督等既審有辦理不善之處，即按法秉公處治，念爾外夷無知，雖各處呈控，尚無別情，可以從寬曲餚。現在審出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則情罪難於寬貸。繩以國法，雖罪不至死，亦當竄處遠方，因系夷人，不便他遺，姑從寬在澳門圈禁三年。」

還有一個叫汪聖儀的徽州商人，被發現與與洪任輝有商業與資金往來，也「躺著中槍」，被清廷發邊充軍。更倒霉的是那個替洪任輝書寫狀詞的「內地奸民」劉亞匾，竟被「即行正法示眾」。

宋代的蕃商蒲亞狀告廣州市舶司；清代的洋商洪任輝狀告粵海關，事情差不多，但事情的結局卻大不一樣。這個大不一樣的結局，其實就是宋政府與清政府對於海外貿易態度存在極大差異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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