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中國古代宮室建築

原標題：文史｜中國古代宮室建築

先秦：高台榭美宮室

早在商周時，夯土高台與木結構樓榭的結合，成就了春秋後期盛行的一種重要的建築類型---高台。它可以隔潮防水，還可以觀察天地、祭祀鬼神，並可供人登高遊覽。據西漢劉向《新序》記載，商紂王的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詩經》中說周文王築靈台，老百姓們紛紛參加勞動，幾天就建成了，說明文王愛惜民力，修築的靈台規模不大。

朝歌鹿台復原圖

春秋後期，高台樓榭建築大量出現，周靈王時，宋平公征民築台，開啟了建造高台樓榭的序幕。周景王時，楚靈王耗時六年建成章華台，傲視諸侯。而晉國也同樣耗時六年修築了高大的虒祁宮，與楚章華宮爭勝。魯襄公到楚國為康王送葬，被楚國高大的宮室建築打動，回國後想模仿楚國宮室大興土木，大臣穆叔苦苦相勸，甚至威脅說大王建宮必死其中。但襄公不聽勸阻，最終宮殿建成，而襄公恰好在是年死於其中。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對於當時各國競相修建高台樓榭的嚴厲批評的言論。楚莊王與大臣們商議修築層台時，殺了72個進諫的大臣，修高台的意志非常堅決，後來卻「解層台而罷民」，能夠及時反省以國為本，畢竟不失為一代英主。

西漢：非壯麗無以重威

西漢初年，蕭何要營造未央宮，漢高祖劉邦回來看見宮室壯美，大怒，質問蕭何為什麼要耗費本來就不多的民力物力修造宏偉宮室。蕭何回答說，「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漢初經過楚漢戰爭，國家財力匱乏。項羽火燒秦都咸陽，大火三月不滅，始皇帝的多年經營化為一片廢墟。漢高祖七年遷都長安，朝廷只能暫時安頓在借秦興樂宮匆匆修成的長樂宮。到了漢武帝時，他「以宮室罷弊天下」。

未央宮前殿遺址

元狩三年，朝廷以練習水戰的名義，在上林苑之南引豐水而築成昆明池。看到壯麗的樓船，武帝不僅全然沒有高祖的怒氣，反而變本加厲，一發而不可收拾。「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元豐二年，長安作飛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又作通天莖台。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在武帝建造的宮室中，規模最大的是太初元年建造的建章宮，據說建章宮的前殿非常高峻，可以居高臨下俯瞰未央宮。

北宋：時彌近者制彌陋

北宋的都城開封，前身是唐德宗建中二年修築的汴州城。歷五代至北宋，雖屢經擴建，依然街道狹窄、屋宇擁擠。都城內的皇城，前身是唐汴州宣武軍節度使衙門。立國之後，宋太祖深感其規模狹小，遂於建隆三年模仿洛陽宮城擴建。出於某種考慮，擴建後的皇城周圍只有五里，大大小於周圍有9里的洛陽唐宮。雍熙三年，宋太宗欲再次擴建，但遭到居民的極力抵制，以至於不能實施。皇城中的宮殿，多是在舊有宮殿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最重要的大成殿和文德殿都是沿用了前代建築。皇城西北角的後苑，是帝後們的游宴之所，面積很小，縱橫不滿百步，主殿宣和殿，殿身只有三間，建築上不施文采，僅僅是下部柱子塗以硃紅色，上部梁枋刷以綠色而已。連宋人自己都感嘆本朝君主的儉樸。從西漢時的「非壯麗無以重威」，到宋代以降的「時彌近者制彌陋」，「卑宮室」的思想一脈相承。前有三國孫權遷都健康，將武昌舊宮的材料拆卸下來搬走，用於營造健康新宮。後有宋帝擴建皇城時的適可而止，卑宮室的思想始於先秦，成熟於漢唐，在北宋時達到巔峰。

元朝：大都消失的宮殿

元大都（或稱大都），在突厥語中稱為「汗八里」，意思是「大汗之居處」。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為元朝國都。其城址位於今北京市市區，北至元大都土城遺址，南至長安街，東西至二環路。在陶宗儀的著作《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一《宮闕制度》中記載說 「大明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 元朝大明殿相當於清朝的太和殿，但不同的是，大明殿呈工字形布局，殿基高於地面十尺，分三層，每層四周皆繞以雕刻龍鳳的白玉石欄，欄下有石鰲頭伸出，是排泄雨水的出口，其形制與今北京故宮太和殿相仿。 大明殿後又有柱廊，長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柱廊北端即後寢宮（又稱香閣），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俗呼弩頭殿。 這種工字形布局，盛行於宋金二代，今天故宮裡的文華、武英二殿，仍然是這種布局。

清朝：清漪園與乾隆帝

關於清漪園的建造，乾隆帝有一篇極其委婉的文章《萬壽山清漪園記》，作為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能夠為自己修築苑囿之事寫文章辯解，甚至還有點自我檢討的意思，說明乾隆帝比起同樣熱衷於大建宮苑卻又死不承認的商紂王、秦始皇、隋煬帝來說，還算是開明的。他的辯白也並非全是說謊，修築新園確實與治水工程有一定關係。

清漪園老照片

清代中期的北京越來越繁華，人口數量也不斷擴張。經過康、雍兩朝和乾隆初期的經營，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園林日漸鼎盛，私家園林也不斷增多。這種興旺的景象帶來一個負面的問題，就是耗水量大增，元代建立的水系不能完全滿足供水需求。此外瓮山西湖的堤壩年久失修，經常潰塌，導致周圍的農田被淹，甚至威脅附近皇家園林的安全。因此從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天開始，朝廷對西北郊的水系開展了大規模的整治工程，一方面疏通更多的泉眼和水道以廣泛開源;另一方面則加強挖西湖以形成容量更大的蓄水庫，並增築堤壩和水閘，使得整個水系煥然一新，不但可以滿足京師用水之需，更進一步形成通暢的水上交通路線，還能促進周圍地區發展出更多的優質水田。新園林的建設正式在這次治水的背景下展開的，也算是與水利工程成功結合的風景建築典範。然而，乾隆帝在文章中聲稱自己只是在治水之後才被動地修築亭台以作點綴，這明顯是託辭。事實上在治水，挖湖的同時，已經開始對瓮山的山形進行修整，並在山南麓修建大報恩延壽寺，可見乾隆帝在動工治水之時早已修建園林建築的通盤計劃，絕非時候找補之舉。修築新園另有兩個直接的原因。一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帝的母親皇太后鈕鈷祿氏六十大壽，需要提前在此修建一座大型佛寺為太后祝壽，這組佛寺後來成為新園的主體建築;而是乾隆想把西湖的水面擴大以作水軍訓練基地。山、湖更名，正與這兩個原因相呼應。瓮山改名萬壽山，是為了強調太后祝壽的含義;西湖改名昆明湖，更是大有典故可尋。原來早在一千八百多年的漢朝，漢武帝為了討伐西南蠻夷昆明國，曾經將長安附近的皇家苑囿上林苑中的湖泊定名為昆明池，以模仿昆明國的滇池，並在其中訓練水軍備戰。乾隆帝借用這箇舊名，正式表明此湖與當年的昆明池一樣，「兼寓習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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