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韓東育 | 「學術戍邊」的理論與實踐

原標題：【邊疆時空】韓東育 | 「學術戍邊」的理論與實踐

韓東育

吉林通榆人，祖籍遼寧新民。東北師範大學學士、碩士，東京大學博士、博士後。歷任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副主任、主任、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校長助理，現為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國家人事部「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吉林省高級專家。

學術戍邊，是指從事國家邊疆、周邊鄰國和區域關係研究的人員及相關工作者，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區域安全而自覺承擔的學術責任和職能擔當。在當代中國世界史學科的學術特色日益凸顯為區域史研究的情況下，在環中國周邊的國際關係已明顯步入撲朔迷離狀態的時期，發揮學術工作的戍邊作用，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緊迫。有關中國世界史學科分布特色的區域調研顯示，地處中國邊疆地區的高等院校及相關學術機構，均具有非常明顯的「區域國別史」與「國際關係史」研究特色，諸如東北地區的日本、朝鮮半島史和俄國遠東史研究，東南與西南地區的東南亞史和南亞史研究，西北地區的中亞史與中東史研究等。

為了不使該話題給人造成狹隘民族主義的錯覺，我們需要同時討論能夠超越民族國家畛域的「國際主義」。國際主義是指倡導和支持國家間為共同利益而開展更廣泛經濟政治合作的跨境指導原則。這無疑是實現全球一體化和大同理想的最美好目標，所以，一批以解放全人類為天職的志士仁人，在人類發展進步史上留下了一頁頁絢爛卓絕的篇章，可欽可敬。不過，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並不衝突。一般來講，人們對家園的守護甚至為之獻身的衝動，緣於世居某地者對該地或父母之邦的天然情感和深沉的愛。知識人對家國的保衛幾乎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在東周時期，子貢挺身而出抵禦齊國的行動，之所以能立收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之功效，也只是因為孔子一句並不抽象的話：「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然而，這種家國情懷，似乎並沒有妨礙孔子及其弟子去終生追求他們心中的至高理想——「大同」偉業。（《禮記·禮運》）

這幾乎形成了一種傳統。它方便人們理解，何以東漢的班超要「投筆從戎」，唐朝會出現像高適、岑參、王維、王之渙、王昌齡等一大批邊塞詩人，以及南宋朱熹在為人類貢獻出天人宇宙論圖示的同時，又一定要通過《通鑒綱目》等學術利器來整頓「華夷秩序」，去「收拾舊山河」。近代以來，潛藏於國際法背後的強權政治，曾一度使中國的邊疆安全和領土完整遭受到嚴重的威脅。清人沈垚、張穆、龔自珍等知識人乃通過融接中西國際法理的學術工作，紛紛投身於邊疆事務，大倡「回人皆內地人也」，並上疏安西北策，視新疆為內地，主張「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龔自珍全集》第一、第五輯）甲午戰爭前後，中國橫被倭禍，割地賠款，「四萬萬人齊下淚，舉國何處是神州」的巨大悲情曾被康有為列舉為以下事件：「日本蕞爾島國，其地十八萬方里，當中國之一蜀，而敢滅我琉球，剪我朝鮮，破我遼東，躒我威海，虜我兵船，割我台灣！」（《日本書目志》）他顯然是針對總理衙門因循守舊、智慧衰竭進而導致喪權辱國的惡果說這番話的。他和千千萬萬舉子不顧個人前途甚至身家安危而共同發起的「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運動，在喚起中國人近代化改革意識的同時，復將新學新政的導入視為解決內憂外患和邊疆主權問題的首要選項，並為後來的「五族共和」與「中華民族」概念的誕生，立下了首功。然而與前賢無異，他們的領土主權意識，似同樣沒有妨礙其宇宙關懷和天下主義。（《大同書》）

值得特書一筆的是有關中朝邊境的「間島」交涉問題。1907年，宋教仁到東三省，意外發現了日本欲利用合併朝鮮之機侵吞中國東北領土的陰謀。他於是發揮了其國際法和東亞歷史的豐富知識，寫出了一決中朝邊境問題的6萬餘字鴻篇——《間島問題》。「間島」（中國從未有此稱呼），是當年日本人和朝鮮人對圖們江以北、海蘭江以南中國延邊領土擅自單向的稱謂，包括今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四縣市。在《間島問題》中，宋教仁首先釐清了所謂「間島」的領土主權歷史。他通過大量的文獻，尤其是朝方文獻，證實「『間島』之領土主權，自唐中葉迄於明末，即屬通古斯人之傳來取得者，不特與朝鮮國家絕無關係，即與朝鮮人民亦無絲毫之關係也」。其次，長白山、鴨綠江、圖們江向為中朝兩國天然邊界，古往今來，早有定讞，毋庸置喙。最後，必須尊重康熙五十一年（朝鮮肅宗三十八年）中朝劃界的歷史事實。他精心選用了兩種朝方文獻——《通文館志》和《東國文獻備考》，有力地證明了當時兩國官員曾在長白山共立石碑並鐫刻「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於石碑之上的歷史事實。這些絲毫不違背國際法邊界條約的史實使「間島當為中國領土，其條件已完全具備」，於是有後人記錄曰：（宋教仁）「精輿地學，曾著《間島問題》一書，清政府得之，間島交涉，得以不敗（1909）。清政府欲請先生任外交，先生不為動」。于右任復謂：「當間島問題發生後，交涉者一無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麗，搜求高麗之古迹遺史，抵遼瀋，又得中國及日本之史跡足以為此案之佐證者。復親歷間島，考求其地望事實，歸而著《間島問題》。書成，日本東京之有名學者，均欲求先生以此書版權歸諸日本，先生不允。時袁督北洋，得此書，電召先生歸國」，宋教仁只「以書付袁，而卒未歸。後間島交涉，因獲此書為輔佐，得未失敗。袁甚德之，電駐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駐日使固強之，先生隨散之留東之睏乏者，且謂：『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宋漁父先生傳略》）然而，宋教仁成功的學術戍邊工作，卻並未成為之後中國涉外糾紛時可供效法的恆例。

【注】文章原載於《光明日報》2018年1月29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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