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達爾文｜大英帝國的統治方式：移民政治

原標題：約翰·達爾文｜大英帝國的統治方式：移民政治

授權轉自：保守主義評論

哲學園鳴謝

按：保守主義始終面臨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英國這方面的成功是中國的保守主義者津津樂道的。然而落到如何對待本土傳統的問題上，則分歧甚大。「本土資源」論和「人類自由大傳統」說分庭抗禮。若將英國傳統比作富礦，則前者大體是將中國傳統等同視之，後者則視其為貧礦甚至無礦。二者引申之義自不待言。那麼到底應如何看待中國傳統？在各派觀點趨於極端的當下，選取一個外在的視角是有益的。那就是去看看英國人是如何對待各種域外傳統的。在這方面，它有豐厚的歷史經驗，當年的大英帝國曾統治過無數古老的異域文明，從埃及到印度再到中國的香港威海。無論作何評價，其為政得失於我們都有啟發意義。

本文摘自約翰·達爾文：《未終結的帝國：大英帝國，一個不願消逝的擴張夢》（馮宇、任思思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七章，第177-203頁。）它概述了大英帝國的三種統治方式，分別針對三種殖民地，即移民殖民地、印度帝國和直轄殖民地。中國學界有時以「間接統治」和「善意的疏忽」概括大英帝國的統治方式，抓住了要點，但也有一概而論之嫌。英人也是在試錯中摸索因地制宜之道。為幫助讀者形成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公眾號將分四次摘錄達爾文對大英帝國統治方式的介紹。

移民政治

在殖民地的所有民族中，白人移民最難統治，並且給倫敦造成了最多的麻煩。「所有人都贊同這樣一個觀點……英國政府對於殖民地事務的干涉只是在添亂，為了避免受到干涉可以採取各種讓步和安排，這麼做也不會……引起更大的麻煩……」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說道。他是一位強硬的知識產權律師，並於1836~1848年期間擔任殖民部的高級官員。斯蒂芬的外號叫作「比大臣更大臣的斯蒂芬」，這個外號掩蓋了他的洞察力，他堅持認為倫敦的干涉常常造成不愉快的結局：「我們幾乎總是以失敗告終。」他的這些看法主要是針對移民殖民地，而大英帝國的歷史中有大量的證據來支持他的觀點。

就像我們之前所見，那些自1607年後移居到美洲殖民地的人相信他們具有與生而自由的英國人一樣的權利，包括成立代議政府。倫敦政府不僅完全沒有否認此種訴求，更是在一系列的憲章中承認這種權利，於是代議機構開始在種植園裡湧現。當然從理論上來說，行政權力仍然掌握在倫敦任命的總督以及咨議會裡由總督親手選定的咨議員的手中。而事實是，權力的天平並未向他們傾斜，因為民選議會控制了開支，總督得不到資助來回報他們的支持者。到17世紀90年代，英國本土的帝國政府對令人煩惱的殖民地採取了「有益的忽視」這一政策，任他們處理自己的政治。主要在美洲進行的七年戰爭（1756~1763）花銷巨大，這導致了一種新局面。然而當倫敦敦促美洲民眾分擔帝國的支出（尤其是帝國龐大的戰爭債）並設法徵收這筆錢時，卻遭遇了暴風驟雨般的思想論戰，對暴政的指控以及暴力抵抗。到18世紀70年代中期，除了守備部隊駐紮的地方，帝國權威徹底崩塌。1781年10月，康華里的軍隊在約克鎮投降之時，帝國的權威完全消失了。

失去北美13塊殖民地的打擊迫使英國反思。在英帝國在北美的殘餘部分，即今加拿大東部，倫敦設法通過兩種方式支持總督。第一，政府通過授予土地來創造忠心的「貴族階層」。第二，政府資助其精神盟友聖公會。到19世紀20年代，這種現象逐漸消失了。說英語的移民憎惡腐敗的寡頭政治，也厭惡對神職人員保留地的分配不公（聖公會信徒是少數）。在說法語和信奉天主教的下加拿大（今魁北克），宗教仇恨使得這些不平越發強烈。1837年，隨著經濟蕭條日趨嚴重，兩個殖民地都爆發了叛亂：說英語的移民所在地上加拿大爆發了短暫而激烈的起義；下加拿大的叛亂更加持久且慘烈。這是一次重大的危機。說法語的下加拿大省份控制了進出內陸的通道，鎮壓叛亂需要強大的軍隊力量。這次危機發生之時，恰逢地中海東部爆發危機，與俄羅斯爆發戰爭，以及關乎比利時未來的一場外交行動之時。英國擔心下加拿大變成另一個愛爾蘭（叛亂與天主教），因此，必須有一個緊急的解決方案。

對策的出台需要一些時間。1839年德拉姆（Durham）勛爵領導的委員會發布了報告。德拉姆說道，最佳方案是讓英國人大規模移民以壓倒惱人的法國人，並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他更著名的聲明是譴責代議政府的形式是徒勞且不可行的。正如同行政機關不能控制議會，議會也不能替代行政機關，兩者皆會導致政府的軟弱。因為當選的議員從來不辦公，他們幾乎沒有慾望展現自制力和判斷力。他們不但不給選民提供一個實際的方案，反而成了不負責任的蠱惑民情的議員，對政治秩序造成破壞。應該利用這些人的力量使政府變得更加有秩序。德拉姆的結論是簡單的：當選的議員應該組成政府部門（就像在英國本土一樣），議會應該有權力開除他們。這是「自治政府」的萌芽，從那一刻起也成為所有英屬移民社會的護身符，起到了類似憲法的作用。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的。移民議員很滿意能夠在地方事務上幾乎獲得完全自治。帝國政府只需掌控真正屬於帝國的事務：對外事務、國防和憲法的制定。留給移民領導層最重要的事情是殖民地經濟的迅速發展。

德拉姆的策略過了將近10年才得以實行。倫敦拒絕了權力的劃分，德拉姆認為這是危險的做法。總督設法在本地獲取支持並成為黨派領導。到19世紀40年代後期，他們面臨了由「英語派」和「法語派」的議員組成的同盟，這些人決定奪取實際的行政權力。倫敦屈服了。此後，只有得到了議會支持的議員才能成為咨議會的一員，一旦失去議會支持，他就會被剔除。但是這種制度在加拿大的新省面臨巨大危機之前幾乎沒有就位，這個新的省是由說英語的上加拿大和說法語的下加拿大組成的准聯邦。總督手下的新部長提議，為那些在1837~1838年動亂期間遭受損失的人進行賠償，甚至包括（有爭議的部分）叛亂的支持者。一場暴風雨來臨了。英國政府的支持者大怒，要求總督必須否決那些不忠的議案，接著便爆發了騷亂和縱火行為，媒體對此大肆報道。但是總督埃爾金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如果他否決了議案並告知倫敦政府，他手下的部長們就會辭職且譴責他處事不公。自治政府本想避免的危機又猛烈襲來。若總督想要維持與英國的關係——與帝國及國王的聯繫，這是超越政黨的，總督就必須按照部長們的建議行事，因為他們是議會裡的多數黨。總督於1849年4月告知殖民部：「如果我不能恢復幾個競爭黨派之間的中立性——這是我通過不懈的努力想要維持的狀態，那麼我也許應該被撤職了……」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不久之後，在1850~1852年期間，倫敦認為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殖民地也應該建立自治政府。

讓人驚訝的也許是，來自英國的移民會如此堅持自治，而且為了實現自身的訴求會變得如此咄咄逼人。就像斯蒂芬所說，他們極難控制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他們的這種特點也不是那麼讓人費解。移民社群很難被欺凌，他們往往比非移民社群更具組織性，並且能熟練使用從本土借鑒而來的機構——協會、政黨以及最為重要的媒體。其次，在本地保留民兵的傳統意味著許多移民擁有武器：倫敦從未享受過對武力的壟斷。第三，即使他們這樣做了，用處依舊不大。移民社會的標誌是他們與本土有大範圍的聯繫，他們在那裡不僅有親朋好友，還與本土有宗教和商業交流。因而，對移民社會採用暴力壓制（比如1776~1783的模式）幾乎是不可能的。與之相反的觀點是可以忽視移民中間的政治活躍分子，這就如同認為白廳的官員能處理英國擴張的事宜一般，是十分荒謬的。他們認為只有本地的移民才能了解英國在北美、澳大利亞或是在紐西蘭的利益以及如何推進這些利益。是移民體現了英國的真正美德，展現了真正的英國愛國主義，捍衛了英國的「天命」。移民對帝國的看法在本土慢慢發展，直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才被廣泛接納。

但即使對於有移民社群的殖民地而言，自治政府的設立也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辦法。有太多的複雜因素可能導致這種做法很危險甚至不可行。這有可能是因為移民或種植園主人數太少，而他們卻面對大量的原住民、奴隸或者自由的黑人。基於這類原因，倫敦在特立尼達島、斯里蘭卡和香港阻止了任何形式的代議政府的設立。這種糟糕情況來自一個有理有據的懷疑，一位總督這樣說道：「高人一等的種族在農業和商業上的利益一定會和那些弱勢群體的利益產生衝突。」這意味著移民會將原住民的土地據為己有，把他們變成農奴，甚至設法消滅他們。撇開本土的人道主義者可能會為「奴隸勞工」呼籲的風險，移民壓迫常常潛藏著大範圍起義的危險，英國殖民軍得像消防隊一樣迅速集結。第三個複雜因素出現在那些邊界還沒有確定的殖民地，以及混亂與暴力叢生的地方。如果規模大到本地的移民民兵無法對付，而且將英國殖民軍也卷了進來，移民議員對內部安全問題的決定權就被剝奪了，以免他們浪費或濫用英國寶貴的軍事力量資源。最後，移民駐地只是殖民權威管轄的一部分，後者管轄的範圍還包括了原住民保護國或者間接統治的地區，允許移民實行自治可能會削弱總督在非移民聚居區的地位。

這些問題不僅出現在白人移民者佔少數的地方。在澳大利亞，原住居民與白人之間有著明顯的利益衝突，兩者之間出現了嚴重的隔閡。但是白人擁有的物質力量明顯佔優勢，而且倫敦自身遵循「不屬於任何人的土地」的信條，所以原住民沒有土地權。在19世紀30年代，英國殖民軍撤回但並未限制白人對原住民土地的擴張和侵佔。紐西蘭的情況則不同。在紐西蘭，毛利人擁有在懷唐伊簽署的割讓條約里保證的土地權。但毛利人依然全副武裝，而且他們在某些地方面對的不僅是與少數移民的對抗。倫敦官方認為移民的存在是一件麻煩事，並且厭惡他們需要依靠倫敦的幫扶來擴張殖民地的做法。殖民部認為最佳的解決辦法就是將移民或白人（尤指祖先是歐洲人的紐西蘭人）限定在一系列圈起來的土地上，然後將紐西蘭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毛利人聚集的北島）作為「原住民保護國」，通過地方行政官來統治，地方行政官僅聽命於總督而不是移民中的政客。因此，自治政府被准許成立了，但是英國政府與毛利人的關係也因此受阻。這是一種不穩定的解決辦法。白人迅速激增，許多毛利人的土地被出售。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一位野心勃勃且自信滿滿的總督喬治·格雷與毛利人展開了戰爭，以此來樹立權威，他派遣了10 000名英國士兵參戰，移民也興高采烈地加入了戰爭。儘管毛利人最終保留了一部分權利，但白種人的勝利卻確保了紐西蘭到1870年已經成了白人的國家，移民的權力不再被來自倫敦的監管所束縛。

最極端的例子非南非莫屬。在南非，每一種複雜性都以極端的形式出現了。當英國人從荷蘭人手裡奪取了開普殖民地以保衛他們前往印度的航路，他們誤打誤撞地陷入了這片充滿衝突的大陸。英國人向本地白人表示拒絕成立代議政府的決定，部分原因是本地白人是荷蘭人（他們未必很忠誠），部分原因是對黑人勞工的待遇實施新規，以及廢除奴隸制度受到了本地白人的強烈反對。英國人很快發現，將自治政府交給少數移民的做法使他們面臨了更加強烈的反對。開普的東部邊界是野蠻的戰爭地帶，在那裡，荷蘭裔南非白人（布爾人）和科薩人之間經常爆發戰爭——這些大規模衝突被白人稱為「卡菲爾戰爭」。當英國殖民軍受命保衛邊界時（1812年在格雷厄姆斯敦建立了第一個主要的據點），毫無疑問，移民在殖民地與非洲鄰居的關係中擁有絕對發言權。之後問題變得更嚴峻了。19世紀30年代後期，在臭名昭著的「大遷徙」過程中，心懷不滿的布爾農民從側翼包抄科薩人佔有的土地，他們首先向東北方向前進到納塔爾，當英國佔領了納塔爾後，布爾人又回到了鬱鬱蔥蔥的高地草原腹地。布爾人的組織結構是比較原始的（在布爾人派系的紛爭中，兩個獨立的共和國出現了），但是他們的火力優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由騎在馬背上的步槍手組成的「突擊隊」聲稱對高原草地擁有主權，他們把黑人趕到所謂的「定點位置」，然後徵召勞工。結果將南非這片大陸變成了一片廣袤且混亂的疆域，黑人在這裡如同白人一樣，被到處折磨，互相傾軋。英國總督遙望這片大陸的一角，首先被殖民者的無能惹怒了。有一件事情他們非常確定：將控制權交給白人——老資格的荷蘭人或者（少數）新來的英國人，將會導致一場災難。

19世紀中期後，靜觀其變不再是一種選擇。在開普的白人要求建立自治政府，就像在其他的移民社群一樣。1853年，他們被允許成立了議會，但是議會沒有行政權力。倫敦採取了直截了當的策略。「如果殖民者不允許他們自身被統治……那麼他們就必須接受統治的責任。」一位殖民大臣不耐煩地說道。一旦他們照做了，英國殖民軍就可以回家了，保衛疆域的任務就落到了移民的肩上。事實上，這是一種虛張聲勢的做法。倫敦的真正目的是要讓殖民地為監管非洲人聚居區（包括今西斯凱，特蘭斯凱和賴索托）埋單。這些地區是被英國漸漸納入帝國保護之下的，督擁在這些邊界地區總有作為「高級專員」的特殊權威。當1867年發現鑽石後，殖民地經濟便開始復甦，英國政府設想了一個完美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那就是以開普殖民地為領導建立一個南部非洲聯邦。對所有非洲民族而言，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而出台的和諧政策，目的是為了確保疆域的和平。對加拿大模式的借鑒讓南非成為一個英屬的進步的、可靠的和自給自足的殖民地。但兩個北方的布爾人共和國的反抗使得這個計劃流產了，強硬的布爾勇士保羅·克魯格（Paul Kruger）為德蘭士瓦省贏得了獨立，之前此地於1877~1881年之間被英國人佔領。19世紀80年代中期，威特沃特斯蘭德發現了黃金，新近富裕起來的德蘭士瓦共和國看上去很安全：事實上它很快成了在南部非洲地區具有統治地位的國家，威脅到倫敦最為看重的到英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屬地的海上通道。經歷了一系列的波折後，英國移民長期以來對代議制政府的訴求摧毀了克魯格的國家並且引起了一場戰爭。

這些「外僑」主要是英國人，他們蜂擁至金礦區，提供了約翰內斯堡急需的技能和商業知識。受到了塞西爾·羅茲和他的朋友們（渴望在非洲南部建立一個以開普殖民地為領導的英國殖民體系），以及新任開普殖民地英國高級專員艾爾弗雷德·米爾納（Alfred Milner）爵士的鼓舞，他們要求倫敦為其贏得政治權利，這些權利是被克魯格以他們是外僑為由否定的。英國內閣發現自身已經陷入與布爾人建立的共和國之間的對抗，布爾人隨後發動了戰爭，爭取先發制人來對抗英國的軍事壓力。隨後在1899年10月開始了三年的艱苦戰爭。由於雙方都已精疲力竭，一個不穩定的協議達成了。布爾領導人放棄了他們想要成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的要求，轉而支持成立一個由4個殖民地（開普殖民地、納塔爾殖民地、奧蘭治自由邦和德蘭士瓦）合併組成的南非聯邦，聯邦實施自治，並且以帝國內屬於英國政府管轄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為模板。他們的動機並不令人費解。英國人在南非的白人中間屬於少數群體，但他們是舉足輕重的，這是由他們在衝突（跟隨英國殖民軍）里的角色所造就的，最有才幹的將軍揚·史末資承認，這是白人之間的內戰。設法強行建立布爾人共和國是有風險的，有可能會引起一場新的戰爭。也許在此過程中，白人在南非的統治會受到影響。布爾人的妥協塑造了南非接下來80年的歷史。自治政府、政治聯盟和自治領地位的確立為少數群體的白人移民、布爾人和英國人完全掌控了南非黑人的命運，黑人現在是英國的臣民。最殘酷的諷刺就是，移民自治政府和其關於自由的話語開啟了種族隔離之路。

英國是否仍舊統治著他們的殖民社會？一位愛開玩笑的殖民地總督也許會問：「什麼是統治？」倫敦已經承認了自治政府，而且通過建立聯邦，鼓勵移民社群變得更加獨立。使用武力來阻止他們離開帝國（比如「美國的出逃」）不是可靠的選擇。相反，英國人通過三種不同的英國紐帶來維持他們的依附。第一種便是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紐西蘭人和南非英國人中間的「英國」身份的存在感，讓他們認為帝國是白種人的聯邦。第二種便是相互間依賴關係意識的樹立——無論是財政，商業、戰略上都是如此，這就使真正的獨立變得不再那麼吸引人，甚至是危險的。第三種更加微妙。在所有的自治領里，特別是在南非，殖民地通過一系列憲法性規定剝奪了獨立的合法性，而這些憲法性規定源於對遙遠的英國政府的神秘效忠。通過成立共和國或者離開帝國來放棄這種忠心，會拆散政治團結的結構，從而引起分裂或更壞的結果。也許這就是最能被接受且能以不顯眼的形式出現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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