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舉辦第三屆中外經濟思想史前沿暑期講習班
8月26日—31日，「第三屆中外經濟思想史前沿」暑期講習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舉辦。講習班由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聯合主辦、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承辦及支持。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及中國經濟史學會提供相關學術支持。
本次講習班邀請了李超民（上海財經大學）、龍登高（清華大學）、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鄒進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侯旭東（清華大學）、游彪（北京師範大學）、常旭（中國社會科學院）、張亞光（北京大學）、周建波（北京大學）、鮑曙明（密歇根大學）、李伯重（北京大學）、謝重光（福建師範大學）（按講習班講課日程順序排列）在內的經濟思想史及經濟史學領域的一流學者，與來自北京大學校內外師生學員、政府行政官員，企業界及其他社會人士一起，共同研討了中外經濟思想史學的研究方法和相關問題。講習班學員主要來自全國各高校申請者中選拔產生的青年教師和優秀研究生，也有來自南京師範大學、西安工程大學、湖北大學、深圳大學、福建農林大學等多個高校的教授們。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董志勇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建波
開班儀式在周建波教授主持下舉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董志勇教授致辭。他回顧了經濟學院「以史論見長」的優良學術傳統，雖然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近些年學科受眾較少，但學院一向努力支持鞏固經濟學院史學研究重鎮的地位，強調了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學科發展的巨大潛力。同時，董志勇強調，大家要明確自身學習的意義，不要急功近利，要著眼長遠，並預祝講習班圓滿成功。
李超民：「常平倉」與現代性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副院長李超民教授演講的主題有兩個：一是「近代以來東學西漸問題的探討」，二是「中國經濟思想的現代性問題：『常平倉』與現代性」。就東方的經濟思想而言，自古就有「富國之學」和「治生之學」，如陳煥章編著的《孔門理財學：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思想》就系統地介紹了中國早期出現的經濟思想和國家治理理論。而東方之學通過西方傳教士、鄭和下西洋等方式向西方傳播。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國重農學派代表人物魁奈。魁奈認為，中國漫長歷史具有超穩定結構，在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具有系統完整的制度。東方的經濟思想，尤其是孔子的經濟思想，對重農學派的諸多思想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李超民的另一個演講主題探討了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在現代的意義。自古以來，中國就有人提出過「常平倉」、「均輸論」等治生思想。「常平倉」思想的現代化出現於北宋青苗法，以農業信貸的形式體現。李超民以美國現代農業經濟管理思想為例，與中國古代「常平倉」制度對比，體現出「常平倉」思想在現代社會仍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傳統的「常平倉」制度功能單一，在現代社會中已具有較大改進和補充。
龍登高：從洋為中用到全球競爭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龍登高教授作了主題為「從洋為中用到全球競爭——百年水運建設業的中西交流」的精彩報告。晚清與民國，現代企業與產業都是在西方衝擊與中國應對的大勢之下艱難起步與成長。除了中國本土因素之外，主要通過向西方學習與交流，以五種形式和途徑開始建立和發展。即使在近代中國這樣動蕩與屈辱的時代，仍然可以模仿、交流或與洋人合作實現創新，水運建設業中的海河工程局、浚浦局就是典型的案例。但這一階段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是總體落後的。戰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普遍閉關自守，中國仍然相對滯後。水運建設業中的百年企業走過了艱辛的歲月，走過了計劃經濟時期的試錯，改革開放後經歷了市場化改革的艱難探索，再次從技術、裝備、公司治理等各方面向西方學習，終於在新世紀中國加入WTO之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實現跨越式發展。從學習到超越，都只有在開放與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才能實現。
賈根良：經濟思想與國家命運
教育部長江學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賈根良教授作了「經濟思想與國家命運：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在近代中國與日本的不同傳播對國家命運的重大影響」的報告。在報告中，賈根良通過史料證據的對比，說明了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因素就在於其領導集團集體接受了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從而對其保護民族經濟、財政金融改革、統一國內市場和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等改革活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從洋務運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的精英階層很少有人知曉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更沒有人認識到這種經濟意識形態對中國近代化的重大意義，他們考慮到了作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核心的技術引進、政治制度革命和文化變革在中國近代化中的重要性，但唯獨沒有考慮到民族國家經濟制度建設在國家近代化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導致「中日大分流」的首要因素。賈根良分析了這一案例研究對當代中國的警示意義，指出了它對經濟政策史和經濟政策思想史學科建設的價值。
鄒進文：中國近代經濟學研究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鄒進文教授主講的主題是「美國早期漢學與中國近代經濟學研究」，探討了中國在國外留學生的經濟思想，也討論了國外漢學家的影響。鄒進文指出，漢學（sinology）起源於17世紀，早期漢學家主要通過來華傳教士了解中國。在歐美國家，曾誕生一批重要的漢學家，如夏德、柔克義等。這些漢學家不僅對中國問題研究深刻，更是通過指導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對近代中國留學生研究經濟思想理論產生重要影響。鄒進文研究方向獨闢蹊徑，研究角度令人耳目一新，從留學生、國外漢學家角度看中國經濟思想理論，對今日經濟發展問題具有重要啟發。
侯旭東：刨根溯源 何為「主」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侯旭東教授演講的主題是「何為『主』？中國古代人—事/物關係新探」。近代以來，我們提到「主」，多從「所有」的角度進行解讀，如把「主」解釋為「所有」，主人解釋為所有人。但是侯旭東教授認為，這主要是民國初引進西方法學後產生併流行的理解，覆蓋了這個詞的部分本義。如中古佛教造像題記中出現「施主」一詞中「主」代表了完成施捨舉動的人，這與秦漢以來「主」作為動詞，表示「掌管」、「負責」的基本含義一脈相承，與戰國以來建立的四民分業，按能授職的秩序直接有關。我們所習見的「田主」與「地主」中的「主」具體體現為耕種/納糧當差兩重含義，與皇帝（人主）、官吏（吏主者）中的「主」含義相當。為什麼要對字詞刨根溯源呢？這種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從語言學角度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讓我們還原當時歷史的場景，更好地解決思想史中的問題。
游彪：古代佛教寺院經濟的變遷
北京師範大學游彪教授對宗教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主要為大家講解了「古代佛教寺院經濟的變遷及其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影響」。游彪教授系統介紹了佛教在中國的歷史變遷。西方主流認為中國人沒有信仰，但是其實中國人的信仰是多元的。而且從歷史上，傳教者是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的，尤其是早期的佛教，是由社會精英參與的，到後來才逐步平民化。游彪的演講激情四溢，幽默風趣，並且立意深刻。如游彪反思中國科舉制度之弊端，提出中國科舉制度產生了大量不工作的讀書人，但是這些讀書人進入商業等領域後，或許也產生了許多重要的影響。
常旭：東學西漸與西學東漸的文明交匯
中國社會科學院常旭副研究員以「無問東西」為題，從經濟思想史角度考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介紹了在東學西漸與西學東漸的文明交匯中，西方學者對中國認知的演變以及中國學者對西方各個層面的學習、吸收和評價。17、18世紀通過傳教士和商人等媒介，東學西漸促進了西方啟蒙思想的發展，但不同學者對中國的認知有著根本的分歧。而從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經濟史演變看，中國學者對西方的了解也是層層遞進，並呈現出代際否定的特點。由此，他闡釋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內涵。他認為，應該繼承經濟史前輩的學術成就（如汪敬虞先生提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不發展」），客觀認識中國近代化進程。立足於現實，他指出了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一些癥結，希望更依靠制度層面解決這些問題。
張亞光：歷史上中國貨幣的國際化經驗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張亞光副院長作了主題為「中國古代對外來貨幣的認識」的演講。張亞光通過研究發現，當下的中國在不斷部署人民幣國際化，而歷史上中國的貨幣就有國際化的過程和經驗。歷史上，隨著絲綢之路的興起，中國與沿絲綢路線的國家產生了大量的貿易，從歷史考古證據來看，當時的鄰國的貨幣從形狀、種類上與中國貨幣趨同。此外，我們不僅應當重視中國貨幣國際化的歷史，也要注重國外貨幣傳入中國的情況。如明清時期，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曾有歷史學家評論，來自西班牙的美洲銀幣動搖了東亞經濟體系，導致中國明朝的經濟混亂。無論如何，貨幣金融的發展都是我們在探討東西方學習、東西方分流原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因素。
周建波：中古時期的莊園經濟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周建波教授就「外來佛教傳播與中古時期莊園經濟的發展」與學員們進行了成果分享。宗教信仰與經濟發展是一個有著廣泛社會性與國際性的話題，小規模的家庭和大規模的組織有不同的運作機制。前者建立在經常見面的熟人之間重複博弈基礎上，後者以不經常見面的陌生人之間一次性博弈為基礎。宗教信仰往往宣揚「輪迴」等教義，將今世的行為與後世的幸福緊密相連，從而使人與人之間的博弈由一次性博弈發展為重複博弈。這意味著，具有廣泛信任特徵的宗教信仰，倡導超越血緣關係的博愛，具有管理大規模組織的潛力。中古時期的中央政府勢力式微，莊園經濟興起，這促進了內部的經濟交換，削弱了外部的經濟交換。而佛教的興起正是基於這一背景之上，佛教超越血緣的管理模式更好地促進了管理效率的提高。但隨著社會趨於安定，佛教思想管理下的大組織出現腐敗、管理效率低下等問題，此時又需要結合借鑒小規模組織的運作機制的優勢。歷史的發展更多基於制度的變遷，而制度的變遷往往基於效率的優勝劣汰。
鮑曙明：宗教與經濟社會研究的空間視角
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大數據中心主任鮑曙明研究員就「空間宗教與社會研究：經濟史的視角」為題，從大數據角度為大家介紹了基於統計數理分析之上的研究方法。他首先通過展示中國宗教版圖自古至今到未來的變化，不同宗教流派在空間的分布及擴散的情況，啟發大家從空間角度對宗教、經濟社會進行研究，接著系統介紹了基於生態理論的研究方法論。鮑曙明致力於建立用於共享研究的資料庫，他的演講也啟發大家如何從量化角度對經濟史、經濟思想史中出現的問題，如宗教與社會發展問題進行研究分析。
李伯重：技術、國運與社會轉型
北京大學人文講習教授李伯重作了題為「技術、國運與社會轉型：大分流視野中的中國與西歐近代經濟史」的報告。他著重以中歐大分流為例，對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歷史做了講解，並介紹了廣泛型增長、斯密型增長及庫茲涅茨增長理論。在西方的勤勉革命的影響背景下，對斯密型增長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李伯重提到了商業文化對增長的影響，如蘇聯在大規模私有化後並沒有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潛力，儘管蘇聯誕生了諸多科學家、文學家，但商業一直不夠發達，這或許與商業文明的積澱有關。李伯重肯定了開放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並指出要認識到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大趨勢。
謝重光：懷海教規改革與中古社會經濟結構
福建師範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謝重光教授的講題是《懷海教規改革述評》。他把唐憲宗元和年間禪宗大師懷海的教規改革放在中古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變化的大背景中，從佛教中國化進程的角度，剖析了懷海推行教規改革的必然性和深遠影響。他認為中唐時期是社會從士族主導向庶族主導過渡的關鍵時期，相應的佛教寺院也從士族式寺院過渡到庶族式寺院。加之此前禪宗六祖慧能的教義革命，已經實現了佛教教義的中國化，佛教生活方式和寺院經濟的中國化就勢在必行。懷海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推出了《百丈清規》，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引導佛教僧團生活走向叢林制，走向農禪結合的道路，把僧尼大眾從寄生階層改造成勞動階層、創造階層。這促使僧俗關係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為日後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開闢了道路，而成為近現代人間佛教的濫觴。
閉幕式上，課程項目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周建波教授代表主辦方致感謝辭，隨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亞光教授、張輝教授、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魏明孔研究員分別發表講話；來自湖北大學哲學學院的李家蓮老師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張庭同學分別代表青年教師學員和研究生學員發言，分享了在講習班學習的心得和感想。來自企業的學員們表示，該活動對企業文化建設、企業未來長期發展產生重要啟發。隨後，魏明孔研究員、授課嘉賓謝重光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王華春教授為學員頒髮結業證書併合影留念。
第三屆中外經濟思想史前沿暑期講習班的成功舉辦，為全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優質的交流、學習平台，對繁榮中外經濟思想史研究、培養學界青年才俊、延續思想史學術傳統，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周建波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副會長、教授；陳皓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標題：穿越時空 無問西東——北京大學舉辦第三屆中外經濟思想史前沿暑期講習班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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