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他說-賢與不賢的君子小人之辨

講到這裡，讓我們暫時推開老子，而另外介紹後世的三則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了。

一是南宋名儒張南軒（拭）和宋孝宗的對答：

宋孝宗言：難得辦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張拭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曉事，是唐宋時代的白話，也就是現代語「懂事」的意思。張南軒對宋孝宗建議，要起用懂事的人，並非只用能辦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確是語重心長的名言。也是領導、為政者所必須了解的重點。

一是明人馮夢龍自敘《古今譚概》所記：

昔富平孫家串（孫丕揚，富平人，字叔孝，嘉靖進士，拜吏部尚書，追謚恭介）在位日，諸進士謁請，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豈唯做官子！」

天下人才，賢士固然難得。賢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曉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長，不標奇立異，針對危難的弊端，因勢利導而致治平的大賢，實在難得。以諸葛亮之賢，一死即後繼無人，永留遺憾。雖然魏延、李嚴也是人才，但諸葛亮就是怕他們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為明證。

一是清末劉鶚在所著《老殘遊記》中記述的一則故事。為了久仰一位清官的大名，不惜親自出京去遊覽求證。但所得的結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結論說：「天下事誤於奸慝者，十有三四。誤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這又是從另一角度描述賢而且能的人才難得。

對於這個問題，清初乾隆時代的監察御史熊學鵬，就張拭（南軒）對宋孝宗的問答，寫了一篇更深入的論文，可以暫借作為結案：

臣謹按：張拭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謂「不當求辦事之臣」數語，則未能無過也。

天下有欲辦事而不曉事者，固足以啟紛擾之患。天下有雖曉事而不辦事者，尤足以貽廢弛之憂。

蓋人臣敬事後食，見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則是任事時，先無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濟，且以奏厥成效哉。

況「敬事」二字，有正有偽，不可不於辦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達治體之人，其於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後左右，無不籌劃萬全，而後舉而行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賴其功，以為曉事，是誠無愧於曉事之名矣。

若夫自負才智，睥睨一世者，當其未得進用，亦嘗舉在延之事業而權其輕重，酌其是非，每謂異日必當奮然有為。一旦身任其責，未幾而觀望之念生，未幾而因循之念起，苟且遷就，漫無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憚而不敢發，或有所礙而不肯行，於是托曉事之說以自便其身家，而巧為文飾。

是人也，用之為小臣，在一邑則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則一郡之事因之而囗茸。效奔走，則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牘，則不能必其綜核而悉當。至用之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勝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腦心膂之寄，所當毅然以天下事為己責，與人君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實心辦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責者，外示安靜以為曉事，國家亦烏賴有是人為哉。

且以是人而當重任，任其相與附和者，必取疲懦軟熟，平日再不敢直言正色之輩，而後引為同類，謬為薦揚，久而相習成風，率皆頑鈍無恥，而士氣因以掃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勵，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豈徒曉事而不辦事者所得與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審乎理之所當然，而妄逞意見，以事紛更者，乃生事之臣，究非辦事之臣也。

所謂辦事者，以其能辦是事而不愧，則非不曉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為張拭恐宋孝宗誤以生事之臣，為辦事之臣，只當對曰：陛下固欲求辦事之臣，更於辦事之臣中，而求曉事之臣。則心足以曉事，而身足以辦事。心與身皆為國用，於以共(襄力)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由於前面引用了歷史上這三則故事，更進一層，便可知對於「選賢與能」的賢能標準，很難遽下定義。以道德作標準嗎？以仁義作標準嗎？或以才能作標準呢？無論如何，結果都會被壞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標準的建立，就有反面作偽模式的出現。所以古人說：「一句合頭語，千古系驢橛。」說一句話，一個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個固定的樁在那裡，以為拴寶貴東西所用。但用來用去用慣了，無論是驢或是鷹犬，也都可以拴掛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實際上，我們曉得，「尚賢」、「不尚賢」到底哪一樣好，都不是關鍵所在。它的重點在於一個領導階層，不管對政治也好，對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別標榜某一個標準，某一個典型，那麼有才智的人，會依著自然的趨勢發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倘使是標榜怎樣作法才是好人，大家為了爭取這種做好人的目標，終至不擇手段去爭取那個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爭到好人的模式，在爭的過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亂。所以，老子提出來「不尚賢，使民不爭」，並非是消極思想的諷刺。

此外，法家學說，出於道家的支流，它與老莊思想，也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韓非子，提出一個理論，可以說，相同於老子「不尚賢，使民不爭」這個觀念的引申發揮，但他提倡用法治領導社會，並不一定需要標榜聖賢道德的政治。他說：「相愛者則比周而相譽，相憎者則比黨而相非，誹譽交爭，則主威惑矣。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若舍法從私意，則臣不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

他說，人類社會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歡「比周」，大家在一起肩比肩（「比」字就好像一個人在前面走，我從後面跟上來，叫做「比」。「比」字方向相反的話，就成為「背」。你向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背道而馳」。懂了這個字的寫法，便可了解後世稱「朋比為奸」的意義。「周」是圈圈）。彼此兩三個人情投意合的，就成為一個無形的小圈子。若有人問到自己的朋友說：「老張好嗎？」就說：「我那個朋友不得了，好得很。」如果有人說他朋友不好，就會與人吵起架來。相反地，「相憎者，則比黨而相非」，對自己所討厭的人，就會聯合其他人予以攻擊。

其實，人類社會對人與人之間的是非毀譽，很難有絕對的標準。站在領導地位的人，對於互相怨憎的誹謗，和互相愛護的稱譽，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聽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為主，一落此偏差，「誹譽交爭」，則人主惑矣。

過去有人批評我們中國人和華僑社會說：「兩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見。由此可見中國民族性不團結的最大缺點。」我說：「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類，兩個人在一起，就會有三派意見。」譬如一對夫妻，有時就有幾種不同的意見，只是為情為愛的牽就，以致調和，或一方捨棄自我的意見。又例如一個大家庭里有許多兄弟姊妹，有時意氣用事，互相爭吵，實在難以確定誰是誰非，只可引用一個原則。凡是相爭者，雙方都早已有過錯了。因此法家主張領導地位的人，對左派右派之間的誹譽，只有依法專斷，不受偏愛所惑，就算是秉公無私了。

韓非由家庭現象，擴而充之，推及一個國家，便說：「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若舍法從私意，則臣不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個關鍵，不特別標榜聖賢政治。他們認為人畢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應該以法治為根本才對。這種道理，正是與老子的「不尚賢，使民不爭」互為表裡，相互襯托。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確實出於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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