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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1298年9月7日,馬可·波羅著成《馬可·波羅行記》

原標題:歷史上的今天——1298年9月7日,馬可·波羅著成《馬可·波羅行記》


1982年4月14日,克雷格·克普拉斯在英國《泰晤士報》上宣布了題為《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沒有?》的文章。文中提出四點最值得疑心的處所:一是中國的史籍中沒有一條能夠考據馬可波羅的資料,更沒有任何什物證據;二是在紀行中,對蒙古天子的譜系含糊不清;三是紀行中對漢字和茶葉這兩種最具中國特色的工具隻字不提;四是紀行中很多中國地名用的都是波斯語叫法。據此四點,這位學者判定,馬可波羅基本沒有來過中國,最多僅僅抵達了中亞和波斯,憑藉著傳言和道聽途說的訊息,拼湊了一本對中國的猜想。


國際上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學派,即肯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肯定論者」和懷疑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懷疑論者」。兩方激烈爭辯。其實這種爭辯意義不大。提起哥倫布,可能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發現了美洲。不過,這只是我們後人的想法,就哥倫布本人來說,他至死都認為他發現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堅持稱他航海中於美洲附近所見到的第一片陸地為「西印度群島」。哥倫布不是個騙子,馬可·波羅也不是有意要撒謊,他可能像克魯納斯所認為的那樣,只到過中亞的某些國家,而他則把這些國家當成了中國。不過,今天絕大多數人還是相信他到過中國。



儘管如此,《馬可·波羅遊記》所記載的某些內容使學者們很驚奇。比如,《馬可·波羅遊記》關於杭州的記載說,杭州當時稱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業興隆,有12種行業,每種行業有12000戶。城中有一個大湖(即西湖),周圍達30 英里,風景優美。這些記載在《乾道臨安志》和《夢梁錄》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證。其它的如蘇州的橋很多,杭州的人多,還有盧溝橋等等。《馬可·波羅遊記》的記載都相當地詳細、具體。這些材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不可能從道聽途說中得到的。據2011年8月11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道,英國媒體10日引述義大利一組考古學家的調查結果稱,大探險家馬可·波羅事實上從來沒有真正到過中國,《馬可·波羅遊記》是道聽途說的彙集。英國《每日郵報》9日稱,如果這一理論被證明正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探險家之一的馬可·波羅就是一個「騙子」。據英國《每日電訊報》9日報道,考古學家們認為,馬可·波羅更有可能是從波斯商人處獲悉了有關中國、日本和蒙古帝國的「二手故事」。


然後,他將這些故事同其他零碎的信息彙集在一起,這就是暢銷書《馬可·波羅遊記》的來源。考古學家指出,《馬可·波羅遊記》在描述忽必烈1274年和1281年兩次遠征日本部分存在矛盾和不準確性。義大利那不勒斯大學的丹尼爾·彼得雷拉說:「馬可·波羅混淆了兩次遠征的細節,在對第一次遠征的記述中,他描述元軍艦隊離開朝鮮、抵達日本海岸前遭到颱風打擊。但那發生在1281年,如果他真的是一名所謂的見證者,他會混淆時間跨度長達7年的兩場戰役嗎?」此外,在書中的不少部分,馬可·波羅用波斯文標註中國和蒙古地名。彼得雷拉對一家義大利歷史雜誌表示,隨著研究的深入,對《馬可·波羅遊記》的質疑也變得越來越多。其他考古學家也表示,馬可·波羅宣稱曾在忽必烈的宮廷中擔任使者,但他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任何現存的蒙古或中國古書記載中。



此前,也有英國學者質疑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1995年,英國歷史學家弗朗西斯·伍德著書稱,馬可·波羅事實上沒有到過黑海以外地區,當時在中國很常見的一些東西,如四大發明、筷子、裹腳布和長城等,馬可·波羅都沒有提到過。伍德最近還表示,威尼斯的檔案中也根本沒有提到波羅家族同中國有直接接觸。她說:「在《馬可·波羅遊記》整個原稿中,只有18個句子用第一人稱書寫。與其說這是一個人的記述,更像是中世紀歐洲人的遠東知識資料庫。」



馬可·波羅(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1254年生於威尼斯一個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尼科洛和叔叔馬泰奧都是威尼斯商人。據稱17歲時,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和叔叔前往中國,歷時約四年,於1275年到達元朝的首都,與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誼。他在中國遊歷了17年,曾訪問當時中國的許多古城,到過西南部的雲南和東南地區。回到威尼斯之後,馬可·波羅在一次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海戰中被俘,在監獄裡口述旅行經歷,由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寫出《馬可·波羅遊記》(又名《馬可·波羅行紀》、《東方見聞錄》),它第一次較全面地向歐洲人介紹了發達的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後來在歐洲廣為流傳,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嚮往,對以後新航路的開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西方地理學家還根據書中的描述,繪製了早期的「世界地圖」。

西方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莫里斯·科利思認為,馬可·波羅的遊記「不是一部單純的遊記,而是啟蒙式作品,對於閉塞的歐洲人來說,無異于振聾發聵,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的廣泛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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