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眼看新世界：林則徐、魏源的視野與局限

原標題：開眼看新世界：林則徐、魏源的視野與局限

1839年9月5日，英國因走私鴉片的衝突正式向清朝宣戰，爆發鴉片戰爭。自鴉片戰爭失利以後，西方列強的勢力逐漸進逼，但當時清朝內部卻罕有人清醒認知這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開端，往往視為邊境夷狄的小騷動而已，也不認為《南京條約》、《虎門條約》有何嚴重損害權益之處，更不認為中外體制和武備已有決定性的差異。當中英簽約之後，據說北京城內「議和之後，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對依舊自視為「天朝上國」的清朝來說，蔓延湘、黔、粵等地的瑤亂，以及新疆的張格爾之亂，才是有可能損及腹心的大事，區區「英夷」豈能撼動巍峨的大清呢？

但仍有少數士人透過這場戰爭，發覺「夷情」的重要，如親歷鴉片戰爭的林則徐（1785-1850年），便可說是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封疆大吏。他在廣州禁煙期間，為了防範外國的抵抗，便注重搜集翻譯西洋書籍報刊，就此編纂譯出《華事夷言》、《四州志》等。與林則徐同屬宣南詩社的魏源（1794-1857年），也在《四州志》的基礎上搜集更多中外資料，擴編為百卷本的《海國圖志》，並在序中宣稱此書是「以西洋人譚西洋也」，希冀可以達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效用。

此外，魏源還繼承道光初年流行西北輿地史學的風氣，欲做出以古鑒今的經世實學成就，因此將治學目光也投向西北和蒙古史地的研究。由於中國的傳統邊患多來自西域北荒，因此「剿夷」、「撫夷」的案例無可避免地要往該地的歷史去探尋。而在鑽研西北史地時，又碰上蒙元史事因《元史》舛誤太多而蒙昧的困境。魏源在編寫《海國圖志》的過程中，就曾自稱「牽涉元史，輒苦迷津」，批評《元史》實在太過草率，記載西北地名也太簡略，導致「孰西孰北，尚未能辨也」，更不用說要「詰其部落之本末、山川之界畫」。幸好在編撰《海國圖志》時，魏源接觸到西洋材料，「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羅斯元裔之始末，棖觸舊史，復廢日力於斯」，因而可以補充前人所未及之處，寫出《元史新編》。而太平天國的起事，也與元末民變有些相似，也使魏源打算藉由進呈此書警醒當局。可以說，無論是《海國圖志》也好，《元史新編》也罷，魏源爬梳古今中外，都是為了由外返內、改革內政，以求復興大清這一逐漸衰敗的王朝。

還有一批士人，也察覺到清朝內部的腐敗，並和魏源一樣有著經世致用的治學熱誠，投入邊疆史地的考究，藉此提出防範外國活動的策略，只是比起魏源，他們較少參酌西洋成果，更堅守乾嘉考證之學的傳統作風。如和魏源頗有交情的張穆（1805-1849年），他撰寫《蒙古游牧記》時，僅參考徐繼畬（1795-1873年）記述世界各國風情的《瀛寰志略》，卻未採用魏源著作《海國圖志》或《聖武記》中的相關內容。張穆甚至還在向徐繼畬稱讚其書「考據之精，文辭之美，允為海國破荒之作」時，又強調「春秋之例，最嚴內外之詞，執事以控馭華夷之臣而談海外異聞，不妨以彼國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論。進退揚抑之際，尤宜慎權語助，以示區別」，顯示他對外國材料不願抱持肯定的態度，這也使得《蒙古游牧記》內關於俄羅斯的部分錯誤頗多，夷夏之別的傳統觀念在此限制了張穆進一步的成就。

比起張穆更有突破的是曾與之比鄰而居的何秋濤（1824-1862年）。何秋濤頗留心中外交流史事，他注意到宮廷內藏有一批歷年俄羅斯使臣攜來、卻被大臣批評「恐其書不倫，徒傷國體」的圖書，很希望可拿來增補他正在撰寫的大作《北徼彙編》，但無奈「石渠天祿之藏，非外臣所得窺見」，終其一生都無緣得見。何秋濤只能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還有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年）的《地理全志》等書，來獲取外國的研究成果。在《北徼彙編》內，何秋濤格外仔細地論述清朝與俄國的關係變遷，以及強調北方邊防的重要，將俄國視作不可忽視的隱患。因此於咸豐十年（1860年），俄國趁英法聯軍之役逼簽《璦琿條約》以及要求劃界烏蘇里江以東之地時，咸豐帝（1850-1861年）提拔知曉邊事的何秋濤為員外郎，並為《北徼彙編》賜名為《朔方備乘》。可惜這部書稿還來不及刊刻，就隨著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的大火一同遭毀，直到1881年才印行，而那時，俄國也早已搶佔中國東北與西北的大片土地。

不管是林則徐、魏源、張穆，還是何秋濤，都曾警覺外國勢力的進逼，因此將眼光投向中原以外，苦心孤詣的稽考邊疆史事或西洋風土，只為替當朝者提供一帖治國良方。儘管他們骨子內仍不脫「華夷有別」的舊有思想，以經世致用的實學理路來治學、以舊眼光看待新世界，並未真正完全藉新角度、新材料突破窠臼，可說是傳統士人面對新局勢下、試圖以傳統學問解決國政的最後一次努力。但考慮到渠等為國為民的心血，以及承先啟後的作用，他們身上所背負的時代局限性，也就不那麼需要苛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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