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件不用上班、又能養活自己的事

知識 09-07

翟永明在北京攝影：丁楊

1998年春天，當白夜酒吧在成都玉林西路誕生時，老闆翟永明想的是把酒吧和書店的功能結合起來，「做一件不用上班、又能養活自己的事」。

那時的翟永明已經是中國當代詩歌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八十年代中期發表的組詩《女人》意象飛揚、女性意識飽滿，此後接連寫出的一系列詩作，繼續著她鮮明的個人風格。

她的詩人身份賦予白夜酒吧強烈的文學意味。詩歌朗誦會、電影放映周、文化沙龍等活動陸續舉辦，韓東、于堅、楊黎、吳文光、賈樟柯、馬原、李亞偉、潔塵，來自成都乃至全國各地的作家、詩人、攝影師、畫家、設計師在白夜這個舞台上紛紛登場，這裡成為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藝術界人物匯聚之所。這些文化人與那些推門而入、喝杯威士忌或咖啡、看場電影，或只是發發獃的人共同構成了一道風景，生動、活躍、豐富、詩意。

1998年劉家琨設計的老白夜店面及店招

2008年，白夜遷到成都窄巷子的新址。這條古老的街道當時還沒有成為成都的旅遊地標，如今牆外遊人熙攘，牆裡是驟然安靜下來的精神樂園。二十年過去了，更換了地址的白夜和定居北京、成都兩地的翟永明都有了不小的變化，但酒吧和詩人的氣質依舊，成長與堅持並行，在喧囂中安享一份屬於詩、屬於心靈的領地，水到渠成地實現對人們生活方式、特別是內心世界的引領。

今年五月，《以白夜為坐標》（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翟永明在書中回憶了她創辦白夜的來龍去脈、描摹出白夜的詩人和藝術家朋友、記錄著她所見在白夜上演的眾生相，過去的時光就這麼留在文字里。

趕到約好的採訪地點之前，中華讀書報記者撥通了翟永明的手機，彩鈴中響起美國歌星萊昂內爾·里奇《說你說我》的歌聲，那是一首上世紀九十年代風靡中國的英文歌，但它首先是美國電影《白夜逃亡》（WhiteNights）的主題曲，這部電影與白夜酒吧亦有淵源。翟永明告訴中華讀書報，她前一天剛從上海書展返回北京。她在中信·大方文學節上發表了關於旅行的意義的演講。

我們的話題就從旅行開始了。

旅行和弗里達·卡洛

中華讀書報：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旅行是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從成都到北京，從紐約到柏林……這次在上海書展演講，也是關於旅行的話題。

翟永明：呵呵，我還是早年跑的地方比較多，年輕時特別特別喜歡旅行，現在就不太跑了。去的地方有些多了以後，好像就沒有新鮮感了，另外現在身體也不是特別好，怕坐飛機。所以我今天談旅行的意義，其實是基於我以前的旅行經歷。

1998年，老白夜一角，牆上是巴希利科夫的招牌照片

中華讀書報：你在這次演講中專門說到了你的墨西哥之旅，還表達了對墨西哥畫家弗里達·卡洛作品的喜愛。你好像對拉美文化情有獨鍾？

翟永明：對，我特別喜歡拉美文化，他們的文學、藝術都很喜歡。記得是2006年，我坐了28個小時的飛機才到達墨西哥，腿都腫了。後來在墨西哥走了好多地方。

大概是2000年吧，我曾出版過一本談畫的書——《堅韌的破碎之花》（東方出版社），裡面就有我最早寫弗里達·卡洛的文章。記得九十年代末我在紐約的那段時間，當時弗里達·卡洛和她的作品還沒有現在這麼火。有一次我在蘇荷區看到一本畫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弗里達·卡洛的作品，之前沒看到過任何關於她的介紹。八十年代我看過很多西方現代藝術家的作品，但大部分出自男性藝術家。那次站在街上翻看弗里達·卡洛的作品，非常打動我，幾乎是吃驚，覺得那些作品和我的寫作有關係。她的作品直觀看上去已經很厲害，那些自畫像完全不是我們所理解的自畫像，超越了自戀，超越了自我。後來我買下那本畫冊，看到裡面還有很多文字，還有她的照片，像是傳記式的，大體能看出她的生活軌跡。接下去，我在紐約就不斷地看她的作品，有心靈相通的感覺，我八十年代寫的組詩《女人》，包括《靜安庄》，跟弗里達·卡洛的畫作是有映照的。回到中國之後，我就寫下了那些關於弗里達·卡洛的文章。

普希金和西南物理所

中華讀書報：你在《白夜逃亡》這篇文章（收入《以白夜為坐標》一書）中寫到「白夜」酒吧之名的由來：「既與我喜歡的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夜》有關，也與我喜愛的電影《白夜逃亡》有關」。具體到成長與寫作，俄國文化、文學、審美對你有怎樣的影響？

翟永明：俄國文學對我的影響要更早。上中學的時候我就讀了很多俄國文學作品，包括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記得《復活》《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讀了好幾遍。我可能在讀書這方面比較早熟吧，那麼小也能讀懂。雖然那時這些都是禁書，但在民間還是流傳的，而且多是民國時期的版本。

那時我的求知慾比較強，讀書也比現在專註，內心比較單純，真是如饑似渴啊。我記得那個時候讀了很多普希金的詩，還抄了一大本，畢業贈言時給同學抄了《假如生活欺騙了你》，老師為此批評了我。其實那個老師平時對我很好，覺得我的作文寫得不錯，之所以批評我，估計是那個年代的人對於文字有一種謹慎。

中華讀書報：你那麼小就喜歡文學，作文寫得也不錯，怎麼後來高考時選擇了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現為電子科技大學）？

翟永明：我自己希望選擇文科，但是父母不同意。那個年代文革剛剛結束，人們內心還是有陰影。父親特別反對我學文科，他覺得從事文字工作比較危險，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何況那個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話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中華讀書報：但命運終究是繞了個圈。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西南物理研究所，幾年後你還是辭職了，成為詩人。這樣的決定在當年是要很大的勇氣吧？

翟永明：是啊。那時辭職和今天的年輕人換個工作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西南物理所是個很好的單位，屬於那個領域在國內很尖端的研究機構。在西南物理所工作了差不多有六年，那是挺難受的幾年。我對那份工作沒興趣，覺得繼續做下去是自己的負擔，對單位來說也是個浪費，浪費了一個分配指標。後來想起來，讀書時我就知道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中學時的班主任是物理老師，覺得我太偏科，對我說，以後就分配你去搞物理吧。一語成讖。

那時全國已經慢慢開放了，但西南物理所依然很保守，沒有什麼變化。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是文革後期的狀態，單位里也有等級制。那是個部屬單位，跟成都市沒有太大關係，基本是個與世隔絕的小世界。但是我一去，就變成異類，因為我老是跟外面的人交往，比如歐陽江河他們，常常來找我。

鐘鳴和翟永明 1995年肖全攝

當時我認識了很多藝術家，畫畫的、搞攝影的，還有詩人，其中不少人現在都成大家了。那時我們都比較年輕，藝術創作上也是剛剛開始，大家住的相距也比較近，經常聚在一起。單位分配給我和另一個女孩一間宿舍，那個女孩很快結婚，搬走了，於是我有了一間獨立的房子，十八平米，在當時那些朋友們看來，條件簡直好得不得了。他們老是約著在我宿舍碰面，找我聊天，後來還把門鎖弄壞，任何人來都能打開。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那種情景。

白夜和花神

中華讀書報：聽上去是挺讓人嚮往啊。說到白夜酒吧，你在《我和白夜》一文中曾經引用你的朋友和詩人何小竹的話，他認為白夜酒吧回報給你很多，「這很多，不是經濟上的，而是形而上的。」你自己更是將白夜視為「重生」的平台，具體說說這些話後面的含義吧？

翟永明：我當然是很同意何小竹這個說法，白夜對我的回報確實很大。在白夜，我認識了這麼多朋友，還有那些年輕的詩人，這都是給我的回報。在這二十年里，我們做了很多場關於詩歌的活動，由此我就更了解中國詩人的狀況。在我的人生低谷，有很多朋友在白夜陪著我，他們給了我很多友情，給我不同的人生。不是我一個人就能把白夜做成現在這樣的，這跟所有朋友有關，是他們來到白夜，共同造就了白夜。

中華讀書報：因為白夜酒吧的詩歌氣氛，和這些年在白夜來來往往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們，讓我聯想到巴黎的花神咖啡館，那些和薩特、波伏娃有關的軼事。你也曾在《白夜十問》這篇文章中表達了當初也以花神作為某種方向。現在看來，白夜和花神的差別在哪些方面？

翟永明：2000年我去了巴黎，當時白夜已經開張兩年了。之前我通過各種小說啊、書籍啊，對花神咖啡館印象深刻，很神往。到了巴黎那條大街，我就去找，問路人。居然很多人都知道這家咖啡館，告訴我怎麼走。這說明花神在巴黎當地人心中也非常有名，隨便一個路人都知道。最後到了那裡，看到門口很不顯眼。我想像的花神應該很酷，是很有書卷氣的地方，裡面貼著很多照片，薩特啊、波伏娃啊。結果到了那裡，看上去就是一般的咖啡館，門口坐滿了遊客。到裡面去看，想要找到一些痕迹，也沒發現什麼。他們沒有刻意去彰顯那些文化印記。

要說花神和白夜的區別，我想就在於白夜是我開的，從一開始我就想要做一個比較有文學氛圍的酒吧，而且開業至今一直都在做文學活動，而花神最初就是普通咖啡館，是當時在巴黎的很多文化人要找地方聚聚，就到了那裡，自然形成了後來的氛圍。

從白夜望出去，這是一個丁字路口，那時，這裡還沒有修月亮形草坪

中華讀書報：某種意義上，白夜酒吧就像一個舞台，每天來來去去的客人像是演員。你也用文字記錄下了一些你見到的曾在白夜上演的一出出「戲」。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他們的喜怒哀樂，非常有意思，是特別好的小說素材。你寫詩，寫藝術評論，也寫隨筆，想沒想過寫小說，把這些見聞利用起來？

翟永明：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但我是一個懶散的人呀，太散漫。不愛記日記，經常有時為了創作，覺得哎呀我應該記日記。拿出一個筆記本，了不起能記個十多天，經常寫個五六天就忘了。也曾經打算多拍照片記錄一些東西，也是虎頭蛇尾。再後來計劃用攝像機來記錄白夜，由於拍了之後還有一些技術性的東西要做，把我弄得很煩。後來那些我拍的原始素材，也有唐丹鴻（紀錄片導演）拍的一些，加上一些採訪，被編成了一部大概八十分鐘長的紀錄片，正在準備參加一個電影節。

中華讀書報：也就是說，你寧願用紀錄片的方式去創作，也不想寫小說？

翟永明：對啊。我的思維比較凝練，是詩歌思維。我曾經試過寫小說，發現寫得很簡單，還喜歡留白，寫不到幾千字就覺得寫完了。我要是有寫作衝動，就可以很感性地去寫，等到那個勁兒過了，就會一下子提不起精神來，寫得就沒意思了，這可能就是詩人的狀態吧。寫小說就是長跑嘛，而我是爆發性的體質，短跑很厲害，長跑不行。

賈樟柯和徐冰

中華讀書報：對影像創作的介入還是挺難得的。最近你參與了徐冰導演的《蜻蜓之眼》的編劇工作，十年前你還參與過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的編劇。

翟永明：其實這些參與都不是主動的，都是人家來找我。賈樟柯之前想和我合作，但兩次都沒有成功。《二十四城記》那部電影正好是以成都為背景，又是跟女性有關，就找到我了。實際上，那個劇本還是賈樟柯在主導，我只是補充了一些東西。他是那種拍作者電影的導演，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編劇自己導演。選擇和我合作，是希望我能從女性立場提供一些視角。

中華讀書報：以後還會參與電影的創作嗎？

翟永明：參與過就可以了，我覺得做編劇是個不能自己完全掌控的事情。參與《二十四城記》是因為我和賈樟柯是朋友，另外我們在很多方面的觀念比較一致，能夠很好地合作。《蜻蜓之眼》我的參與度更大，也跟導演有過一些討論，劇本的部分也是不斷在修改。

如果可以自編自導，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要做編劇，要和導演合作，你的想法就很難在作品中全部呈現出來，會和導演發生一些衝突，會委曲求全。我想以後不會再參與電影了。我是個比較好合作的人，合作時會放棄一些自己的東西將就別人，雖然內心還是有些勉強。那不像寫作，不用考慮那麼多，完全按照自己的觀點進行。我經常覺得自己比較幸運，我做的事情大多是不太需要跟別人合作的。做編劇，覺得那不是我的作品。跟別人合作，可以妥協，但是自己的寫作，寫詩，沒有必要妥協。

2002年白夜影音周海報

中華讀書報：這些年白夜舉行的那麼多活動，影像都留下來了嗎？

翟永明：影像都有的，早期的有一點點，近期的比較全。現在看當年我拍下來的一些影像，感覺特別有意思。2002年，我們做了一個影音周，就是放一些獨立電影。七天放了20多部電影。我就拍下來當時的情景。那時白夜的空間很小，我們弄了一個大概十幾寸的電視機擺在那兒，現場聚集了很多人，都是成都文學藝術圈的朋友。我看到那裡面有些人現在已經很有名了，就擠在那兒，一部一部地看，很嚴肅地認真討論。

成都和北京

中華讀書報：你曾在中國和世界上很多地方旅行、生活過，但看到你在文章和媒體採訪中不只一次說起，無論哪裡都不如成都更讓你有感覺，回到成都才能正常地寫作。這可以理解成你的文學原鄉就是成都？

翟永明：當然可以這樣理解，肯定是因為成都能夠滋養我，我才會有這樣的感覺。我在國外基本上不太能寫東西，偶爾寫過一點。比如在柏林待了一年，就寫了幾首詩。在美國那段時間，幾乎一首詩都沒寫出來。後來意識到，我無法在沒有母語環境的地方寫作，方塊字對我很重要，連那個字形對我都很重要。離開熟悉的環境，我會焦慮，什麼都不想寫，會覺得滿大街發生的事情都和我沒什麼關係。

中華讀書報：你的詩作曾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你也通過中譯本閱讀大量世界各地詩人的作品。有個說法，認為不同文學體裁中詩歌是最「不可譯」的，對這個話題您怎麼看？

翟永明：詩的翻譯，我個人當然覺得是不可譯的。所以我們看詩歌的譯本基本都是在「誤讀」，不過誤讀也是一種讀法。具體來說，詩歌譯本是不是能呈現詩人真實的水準，這個是不知道的。有時候我讀到一個外國詩人的作品，本來人家名氣很大，在海外口碑很好，但讀他詩歌的中譯本，嘖，也不怎麼樣嘛，我想這可能就是翻譯的原因。譯詩，要看譯者和作者能有多少溝通。有的時候，很多詩人把隱喻就藏在語言下面，如果譯者和詩人有很好的溝通，是可以部分地把這些隱喻傳達出來的。要是譯者和作者毫無溝通，或者作者已經不在世了，就麻煩了。

中華讀書報：那你怎麼看待本身是詩人去譯詩的？

翟永明：這個事情我們在白夜做過，舉辦過好幾次一對一的譯詩工作坊，當然中間還是要靠一位英文翻譯，但中外詩人都在現場。作為詩人，譯詩肯定也是希望翻譯得更接近原作者，而不是顯示自己的風格。我的英文不夠好，但我參與這樣的翻譯，也還是會讓語言的節奏，包括分段，盡量保持原作的風貌。但是有些比較自我的譯者是無所謂的，他可能把國外詩人的詩譯成自己的詩了。我們做譯詩工作坊，最終譯成什麼樣的文本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在翻譯過程中，促進兩個詩人之間的交流，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所以我覺得詩人當面一對一的譯詩是很好的交流方式。後來，只要時間允許，我就會在白夜安排一個下午，請來兩位詩人，互相翻譯對方的詩，增進彼此了解。譯好的詩，也會現場朗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