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時西方媒體為何不同情中國？

原標題：甲午戰爭時西方媒體為何不同情中國？

19世紀末的報紙是西方貴族的消費品，為報紙供稿的既有如同社會活動家的報社記者，也有外交官員、軍隊高官等。媒體在當時承擔著比今天更為顯著的傳播消息的功能，它們選取素材的方式、看待問題的角度、對時局的分析構成了單向傳播的一張巨大的信息網，重構著遙遠東方那個所謂「真實」的中國。

當時媒體對甲午戰爭報道剪影

西方人眼中的甲午戰爭

19世紀的西方對遠東國家的了解相當深入。其綜合性的評論分析文章，既以數據和事實為基礎，又有著紮實的分析和推論。東方發生的事情對於西方讀者不只是獵奇，而是分析自己國家在遠東的利益是什麼，政府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才最有利可圖。

甲午戰爭打響後，歐美報刊用了大量的篇幅進行了報道。1894年8月4日的《倫敦新聞畫報》封面用整幅的版畫描繪了日本戰艦「吉野號」——「東亞戰爭一觸即發」。

1894年11月24日美國《哈珀斯周刊》有一篇《亞洲戰爭的故事》，作者為美國海軍總出納官。他從排水量、防護裝甲、火炮、時速等方面，對中日雙方艦艇的性能進行了詳細論證和對比。1894年12月英國的《圖片報》用一整版9張圖片對中日軍艦進行了比較。

甲午戰爭期間正在做戰地報道的隨軍記者（《倫敦新聞畫報》）

在西方眼裡，經過30年的洋務運動，清朝展現出文明的新氣象，仍是東亞的最大帝國。但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面前的不堪一擊，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就使得西方對於搖搖欲墜的老帝國不再留有情面。

1894年8月12日的英國《每日新聞報》分析說：「中國和日本分別代表著封閉與開化兩股勢力，西方國家自然會更親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終戰勝的機會，西方都應該放棄干涉的行動。」

對於日本主動挑起的戰爭，1894年8月美國《費城紀錄報》報道說：「英國國際法權威、牛津大學胡蘭德教授認為：雖然敵對交火開始時雙方並未宣戰，但『高升號』被擊沉本身就已經代表實際意義上的開戰。無論『高升號』懸掛哪國國旗，日本有權利攻擊一個將要對它在戰爭中產生巨大威脅的軍事目標。日本釋放了被救的中立國船員已經履行了國際法義務，它不需要道歉和賠款。胡蘭德認為那些說日本此舉野蠻的主張無根據。」

美國《競技場月刊》介紹到：「現今只有愚昧無知、頑固不化者才會臆斷日本依然是一個不開化的國家。事實上……日本所展現出的優雅常常令我們這些基督徒汗顏」。

對於中日兩國軍隊的素質，《泰晤士報》認為「我們要對比的是一支用釘耙武裝起來的軍隊和一支拿來福槍上陣的軍隊，這正是當前中國國民與日本國民之間的真實反差」。

美國《哈拍斯周刊》認為「毫不過分的講，除直隸省外，清朝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軍隊」。

對於戰爭的結果，《泰晤士報》1895年有這樣的報道「我們再也不能把中國當做一個可以喚醒且極具潛能的合作對象，相反日本已經向世界證明它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

關於甲午戰爭的媒體報道使西方看到一個儼然走上文明道路的日本和一個頹勢不可挽回的舊中國，這使他們在後來的瓜分中國的狂潮中更加肆無忌憚，而對於日本來說，不僅贏得了戰爭，還贏得了輿論支持。

日本是如何塑造國際形象的？

在中國人看來，甲午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但翻看這些西方報道後，他們卻很難看到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同情。

為什麼幾乎所有的西方輿論對於清朝和日本的態度都截然不同?為什麼日本在當時能贏得國際輿論的支持，而清朝在西方媒體前好似一個可以任意攻擊的靶子?

研究發現，甲午戰爭期間日本邀請了114名隨軍記者參加，還有11名現場素描記者、4名攝影記者。西方媒體可以自由報名，派出了多名記者跟隨前線日軍。日本允許外國武官觀戰，允許國內的報刊記者、行軍畫師、照相師、僧侶、神官等人隨軍採訪和工作。日本對朝鮮進行戰略包圍時，甚至秘密聘請了一個美國專家作為國家宣傳戰的總指揮，這個人是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

平壤會戰被俘清兵接受日軍醫療救護

西方媒體認為中國和日本分別代表著野蠻和文明，比如紐約《先驅報》說，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於整個世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朝鮮重回中國野蠻統治。亞特蘭大《先進報》說，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和進步。當時在美國公眾中有一種說法，把日本稱為「東方美國佬」，覺得跟日本人很有認同感，這些認知與媒體的包裝關係很大。這也是西方國家對日本完全擁抱西方文明的國家價值觀表示出的熱烈回應。

西方媒體也對中國洋務派運動的代表人物李鴻章的評價相當正面，因為他們認為李鴻章看到了變革的歷史潮流。李鴻章個人難挽狂瀾，西方媒體表示出敬重和惋惜。他們對北洋艦隊的將士們表現出敬重，但是對清朝陸軍極盡嘲笑之能事。對於他們認為沒有順應歷史大勢的清政府和它的人民，幾無同情。

1894年9月1日的美國《哈珀斯周刊》刊登文章分析說：「不管未來如何，即將到來的戰爭，將為我們回答一個命題：究竟是亞洲的傳統理念還是西方的現代化理念能在中國文化影響下的亞洲獲得成功?只有膚淺的觀察者才會認為這個小島民族和它巨大的鄰居之間的對抗不過是不起眼的小事兒而已。」

西方媒體當時反覆在問一個問題：清軍的將領為誰而戰?清軍的士兵又為誰而戰?當清軍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價值觀時，面對擴張之心十分明確的日軍，一潰千里。1894年12月的《哈珀斯周刊》上，朱利安·拉爾夫撰寫了《可憐的老中國》一文：「中國並不是由一個民族構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組成的。一位美國的前外交官曾經糊塗地把中國描述為一個整體，『猶如冰川一般向敵人襲去』，實際上中國就像一個千瘡百孔的沙袋，一拳擊去，沙子四處飛濺。」

日軍通過西方媒體，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副文明進步之師的形象。日本對隨軍記者開放戰俘營、戰地醫院，表明他們有著國際化的醫療救助體系，並且善待俘虜。西方媒體在刊登這些圖片和文字信息時，為了表明自己的客觀身份，會標註上「由日本軍方提供」、「據日本方面提供的消息，未經證實」。

日軍精心在西方世界面前塑造著開化與文明的形象，卻與他們在1894年11月發生的旅順大屠殺中的作為完全矛盾，這原本可以成為清政府向國際社會揭示日軍殘忍面目的一個機會。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提到這一段：「日本既入旅順，大舉屠殺中國人民，見人即殺，婦孺不免，屠殺了四日三夜，被殺者二萬餘人。據說，全市免於殺戮者僅有三十六人。」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日軍一場如此公然的大屠殺，為何在當時沒有造成國際輿論呢?那些隨軍記者的聲音哪裡去了?

事實上，美國《紐約世界》的記者克里曼在甲午戰爭期間隨日軍第二軍戰地採訪。旅順屠殺事件發生後第四天，即1894年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體中率先發回通訊：「我親眼看見旅順難民並未抗擊犯軍」;「我見一人跪在兵前，叩頭求命。兵一手以槍尾刀插入其頭於地，一手以劍斬斷其首」。

稿件於12月19日到達紐約編輯部。第二天，由《紐約世界》的社長約瑟夫·普利策親自編排，在「旅順大屠殺」標題下，克里曼寫道：「日本為了朝鮮的解放，採取突如其來的介入進而變成野蠻的戰爭。事情的性質已經不是文明與野蠻間的糾葛，日本終於揭開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後四日里，征服軍的足下徹底蹂躪了文明。」除了克里曼，還有《泰晤士報》記者克曼、英國《旗幟》記者威力、《黑與白》記者阿斯頓三人向他們的國家發出了令世界震驚的旅順屠殺事件的報道。

然而讓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對這件事情既不在國內進行報道，也沒有在國際上抗爭呼籲。清政府駐歐美大使也對此事保持沉默。

克里曼等四人的報道，一經刊發便引起了英美國家的震驚。可是日本政府利用各種手段為自己辯護，同時在幾個西方報刊上發表所謂真相報道，並對克里曼等人進行攻擊和污衊。由於清政府自己對此事不發聲，英、美等國家出於自身利益，也沒有追究此事。於是日軍的旅順大屠殺一事不了了之，在當時沒有形成有影響的國際輿論。（摘自《萬國報館》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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