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後作家稿酬為何一度越來越少？

來源｜《讀書文摘》 2010年12期

作者｜陳明遠

原題《新中國早期的稿酬問題》

老舍

辛亥革命勝利以後，文化人不再受朝廷或官僚的豢養，成了自由職業者，逐漸獲得了經濟獨立。書籍、報刊作為商品進入了文化市場，出版者發行書報可以賺錢；作者按勞取酬，獲得版稅或稿酬，更是理所當然。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實行了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付酬制度，但其間幾經反覆，稿酬一降再降，到"文革"期間降到了零。

建國初期的"高薪階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20世紀50年代的稿酬並不算低。當時職工的平均月薪只有40元左右（新幣），而一部長篇小說卻能得稿費數千元。就是萬字左右的論文亦能得200元（合今2000元）。當時有個口號——「一本書主義」；無論這口號來自老前輩丁玲還是初生牛犢劉紹棠，總之他們當時都屬於"高薪階層"而遭人眼紅。

老舍、張恨水、艾青、吳祖光等文化人，都在50年代初用稿酬在北京買下了自家的四合院（價格大約都為一萬多元新人民幣）。趙樹理是來自解放區的「土包子」文化人，進京後也頗具大家風度。他用稿費一萬多元買了一處挺大的四合院，後見中國文聯機關用房緊張，就把大院給公家用，換了一處小院；以後離開北京到山西工作，索性連小院也無償交公。上海的巴金等作家，完全或主要以自己的稿費收入解決衣食住行一切日用。

初定國營出版業的書籍稿酬支付辦法

1950年4月1日成立了新華書店總管理處，隸屬於出版總署（署長鬍愈之），是一個綜合經營出版、印刷、發行的業務機構。

當時的出版總署副署長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是葉聖陶先生。1950年4月25日《葉聖陶日記》中載：「驅車至玉華台。新華書店總管理處宴請文藝界同人，商談書稿報酬辦法。愈之、洛峰均主張報酬不全據書籍之銷數，擬取消從前之版稅制，而易之以定期致酬制。雁冰、周揚、艾青諸位皆以為不甚妥。辦法還得重加擬議。9時散。」

可見，是否繼續採用版稅制，當時反覆斟酌研討過。

1950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這次會議初步擬訂了新中國的稿酬制度。決議中指出："稿酬辦法應在兼顧著作家、讀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則下，與著作家協商決定；為尊重著作家的權益，原則上不應採取買斷著作權的辦法，計算稿酬的標準，原則上應根據著作物的性質、質量、字數及印數。"

當時，新華書店總管理處執行的第一個國營出版業的書籍稿酬辦法，共11條。規定圖書稿酬分定期稿酬和定量稿酬兩種。書稿致酬，不論甲種乙種都按照千字計算（詩歌以每20行作為1000字）。

學習蘇聯"印數定額"制

從1953年起，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統一口徑，把蘇聯的稿酬制度照搬過來，明確不採用"版稅制"，而制訂了"印數定額制"的付酬標準。

當時規定的"基本稿酬"原則是這樣的：基本稿酬，是按作品的字數（或詩歌的行數）或著作頁為計算單位，通常是以1000字或以若干詩行（如10行，20行）或一個著作頁為計算單位，付給作者若干報酬。通常計算標準如下：著作稿每千字老人民幣6萬-18萬元（新人民幣6-18元、合今60-180元），翻譯稿每千字4萬-13萬元（合今40-130元）。

當時老人民幣1萬元（新人民幣1元）的購買力，約合1997年人民幣10-12元；國家出版社按基本稿酬再加上相應的印數定額，向作者付酬。

什麼是「印數定額」呢？圖書由國家出版時，根據不同作品的具體情況，訂出每印一萬（或二萬、三萬冊），作為一個"定額"。一般是發行面寬的作品，如小說散文類的暢銷書，"定額"就大；發行面窄的作品，如學術理論專著的"定額"就小。

1953年國家規定：1至4個定額，每個定額按全部「基本稿酬」付給。從第5、第6個定額以後，每個定額按基本稿酬的80％付給。遞減至第13個定額以下均按基本稿酬的40％計算，付給作者稿酬。

這種"按基本稿酬加印數定額付酬"的辦法，如一部20萬字的書稿，以每千字老人民幣15萬元的平均標準計算，基本稿酬為舊幣3000萬元（合今3萬元）；通常以1萬冊為一個"定額"。若印2萬冊，作者可得稿酬6000萬元（合今6萬元）；若印4萬冊，付酬12000萬元（合今12萬元），約相當於當時一級教授（月薪約300萬元）三年半的工資。

「印數定額」制不盡合理

1954年9月，出版總署撤消，這一攤工作併入文化部。胡愈之調到文化部，出版工作仍舊歸他主管。1957年又反覆討論稿酬制度問題。

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陳原副局長認為：「印數定額」制不盡合理。

例如曹禺出版了他生平的主要劇作，共60萬字，才得稿費11000元（合今11萬元），因為印得不太多。有一本小說《迎春曲》，僅20萬字，因為印得多，也得稿費11000元。

社會科學書籍也有同樣現象，如《怎樣學習經濟建設常識讀本》一書，僅5萬多字，因為印了150萬冊，編者拿到稿費7400元。而卿汝楫著《美國侵華史》，兩卷共60萬字（為前者字數的12倍），但因為印數少，所得稿費不過7000元。

陳原認為：書籍印數多少不能完全說明作者所花的勞動力和書籍的質量。但現行稿酬制度卻主要按印數定額計酬，雖有遞減率和每千字稿酬高低不同，結果仍造成極不合理的現象。

陳原在分析了現行稿酬之不合理處之後，他又說："社會上有人認為現在的稿酬比不上從前，這是一種誤會或者是一種錯覺。拿現行的稿酬比抗戰前的買稿，現在稿費是高了（每圓=3元）。比抗戰的買稿，也高了（那時作家的口號是：爭取"斗米千字"）許多。從前的抽版稅，付給作者的版稅率不超過10％-15％，但目前稿費佔總定價往往在10％以上：人民出版社14.9％，文學出版社15.6％，科學出版社平均23％，解放後一般印數都超過戰前好多倍，因此作者所得比過去大為提高。"

按上述三個出版社不完全的統計，各社幾年來出過大約700位著譯者的書稿，其中，拿到稿費1萬元（合今人民幣10萬元）以上的：文學家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漢、曹禺、艾青等47人，佔6.7％；社會科學家范文瀾、翦伯贊等2l人，佔3％；自然科學家10人，佔1.5％。這些是稿費特多的著譯者。

作家康濯，1954-1957年四年中，他在文學出版社出版四種作品，可得稿酬11822元，平均每年約3000元（合今人民幣3萬元），如果加上重印書籍及發表其他短文的收入，生活即可達到大學教授的水平。

但是若從書籍的版稅標準來看，30年代作者版稅率為15％-20％，40年代付給作者的版稅率不超過10％-15％；所以，按照版稅計算的50年代稿酬，略高於40年代，而低於30年代。巴金、冰心、艾青等老作家從自己親身的經歷，當然是希望恢復"版稅制"的。

「為三萬元而奮鬥」成了劉紹棠的罪狀

劉紹棠

1952年，北京通縣16歲的劉紹棠發表小說《青枝綠葉》，不僅被《新華月報》文藝版轉載，還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葉聖陶先生推崇，編入高中語文教材第三冊；1953年入黨，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1954年，劉紹棠剛滿18歲，就出版了第二本小說集《山楂村的歌聲》，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真可謂春風得意！

劉紹棠的朋友從維熙後來回憶說："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劉和我不拿工資靠稿費生活。有一次在閑談中，我和他都深感一邊寫作，一邊還要考慮飯碗，心神很不安定。劉說如果能有三萬元的存款當後盾，利息夠吃飯穿衣的，心就能踏實下來，有條件去長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裡總有後顧之憂，影響寫作的精雕細刻。"當時報道這個會議的記者，以《從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為題，把劉紹棠談及有三萬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寫作之說，聳人聽聞地變成了"劉紹棠揚言要為三萬元而奮鬥"。1957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更發表評論員文章《從劉紹棠的墮落吸取教訓》，還說："他在北京買了房子住下來做專業作家。"

事情是這樣的：1956年春，劉紹棠的妻子生了孩子，他就用稿費在中南海附近買了座小三合院。在"反右派運動"前，作家的稿費標準與當時的物價相比，還算高的。

劉紹棠說，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4萬字，每千字15元基本稿酬，印了6.3萬冊，3個定額，（相當於每千字45元），收入人民幣1800元（合今1萬8千元）。

加上短篇小說集《山楂村的歌聲》、中篇小說《運河的槳聲》、中篇小說《夏天》、短篇《瓜棚記》，僅僅這5本不厚的書，劉紹棠的收入達到18500元，合今18萬多元。那時北京的房子不貴。劉紹棠買的"三合院"，住房五間，廚房一間，廁所一間，堆房二間，並有五棵棗樹、五棵槐樹，也不過2000元（合今人民幣2萬元）。這就是說，劉紹棠的一篇11萬字的中篇小說《夏天》，就可以買4座這樣的三合院。

當時，劉紹棠的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已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廣告，定於國慶節出版，印數10萬冊，此書如果出版，可得稿費3.5萬元，合今35萬元。

這就是所謂「要為三萬元而奮鬥」！

上海文藝界的意見

當時文化人對於國家的新聞出版管理制度並不滿意。1957年4月底，中共上海市委召開了作家座談會。傅雷說，現在出版局認為稿費太高。這是出版業與作家的一個尖銳矛盾。解放前，是銷一本書，扣一份版稅。最近是根據固定印數拿錢。10萬字一本書一版定額為一萬冊，每千字10元，印一版，版稅是1000元。拿了1000元後，要出到一萬零一冊時，再有錢。一般創作，一年可二、三版，古典文學名著銷一萬冊要三、五年。再版無期，這種定額數是不合理的。

他又說，稿費標準也不能一般而定。編寫一本通俗讀物和花一二十年功夫才能完成的巨作，稿酬不能相差太近。作家再生產的過程是漫長的，不可能一本接一本地寫，有時候，一二十天寫不出一個字。同時，作家自己要有一定的特殊參考資料。所以現在稿費遞減率要改變，創作稿費到七版時稿酬打八折，翻譯第三版時打七折，這對花費過多勞動的人是不公平的。

「左傾」思潮影響，稿酬一降再降

但是，傅雷等作家的意見，絲毫沒有被接受。反而變本加厲地降低了稿酬。

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特別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前後，對文化人開展拔「白旗」及批判「一本書主義」等政治運動，認為印數定額稿酬制度是形成高薪階層的基礎。到1958年9月，就停止使用這種付酬辦法。

1958年7月，文化部頒發《書籍稿酬暫行規定草案》才算是正式制定了統一的稿酬標準。當時的稿酬標準是：著作稿每千字為4元、6元、8元、10元、12元、15元。翻譯稿為每千字3元、4元、5元、6元、8元、10元。比1953年的標準有所降低。

但是，新標準剛剛實行了3個月後，到1958年大躍進，由曹禺等幾位作家聯名發表文章，主動提出降低稿酬。冰心等人則提出取消個人工資，只靠稿酬生活。中國作家中只有巴金是不拿工資，只靠稿酬維持生活的。於是，文化部就在1958年10月10日發出《關於降低稿酬標準的通報》，提出：鑒於「過高的稿酬標準，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脫離工農群眾，對於繁榮創作並不有利」，所以希望各地報刊、出版社將稿酬按當時標準降低一半。

1958年10月，文化部頒發《關於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稿酬的暫行規定》，正式採用「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付酬原則。

「基本稿酬」決定於稿件的質量和篇幅（字數、行數或頁數），不受印數的影響；一般報刊上發表的作品，只計算基本稿酬。1958-1962年，基本稿酬的標準（以每千字計算）：著作稿4-15元，翻譯稿3-10元。

「印數稿酬」專對書籍而言。在基本稿酬之外，再根據圖書的實際印數，按基本稿酬總額的百分比支付給作者報酬。1958-1961年，印數稿酬以千冊為計算單位，實行累計遞減的辦法。印1-5千冊，每千冊按基本稿酬的8％付給；如一部20萬字的書稿，印4萬冊，每千字以15元計算，則作者可得稿酬減少40％，只有7350元（約合今人民幣7萬元）。

1958年採用新的付酬制度，一方面減少了基本稿酬（比1957年平均降低20-30％），又在印數稿酬方面，採用遞減的辦法。作者所得稿酬，比印數定額辦法，明顯減少。

到1960年，稿酬問題再度被提出來了。1960年10月，中央批轉了《文化部黨組、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廢除版稅制徹底改革稿酬制度的請示報告》，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廢除版稅制（指「印數稿酬」和「定額稿酬」），同時對當時一部分完全靠稿費維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實行工資制，稿費只作為生活的補助和鼓勵創作的一種次要因素。於是，只付一次稿費，辦法極其簡單。

隨著政治形勢的不斷左傾，「印數稿酬」又多次下降。

1961年4月，國家下令取消了印數稿酬，只付基本稿酬，付酬標準與1958年10月相同。1962年5月，在"三年嚴重災害困難時期"後的恢復階段，一度恢復了印數稿酬。

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當年7月，再度宣布停止實行印數稿酬，稿酬標準維持每千字著作稿4-15元，翻譯稿每千字3-10元。

1966年1月，國家認為雖然取消了印數稿酬，但稿酬標準依然過高，又決定降低基本稿酬標準，減少50％；著作稿降為每千字2-8元，翻譯稿每千字1-5元。同年5月，再度取消了印數稿酬，只付基本稿酬。

「十年浩劫」即所謂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從1966年6月起，各出版單位自動取消稿酬。文章在報刊發表，或圖書出版，一律不付報酬。稿酬制度實際上被廢止。

(選自《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陳明遠 著/文匯出版社/2006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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