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鄉土學派：為人師者——張厚安先生

正是先生倡導的這種實事求是精神，讓其後繼者，不管學術觀點如何，在農村研究中，重視實地調查、實證分析之方法論，始終一致。他們中較關心政策諮詢者，由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發展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較重製度實踐之社會基礎研究者，被學界認作社會科學的「華中鄉土學派」。得此氣象，為人師者，夫復何求？

原文 ：《以無字之「書」補有字之用》

作者 |中山大學 譚同學

圖片 |網路

教之以嚴

古者，師有大成，稱先生。我識張厚安先生，在2001年5月，同他到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農村做調研。那時，先生七十四歲，我則在華中師大正要本科畢業，讀本校政治學碩士，而政治學的師資也支撐著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如此一來，我算提前進「場」學習，也由此得知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學科和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皆為先生所創。學長們更是羨慕，我首次調查就能得到先生指導（遺憾的是先生年事漸高，這是其最後一次親身帶學生實地調研）。

在調研中，先生十分和藹。除時不時提醒多做記錄之外，一旦只有我倆在場時，總會耐心解釋，剛才為何這樣問問題，如何跟被調查者互動，基於已得信息，下一步該找哪些人及如何了解情況。這些實踐性很強的調查經驗，遠非有關調查方法書本上寫得那麼神秘，但也不簡單。先生手把手地教，讓我受益匪淺。

調研結束後寫報告時，先生卻「變」得極為嚴格起來。僅寫作提綱，就討論修改了三遍。可第一稿就主要是他口述、我記錄的呀。研究報告初稿出來後，更是「折磨」修改十六次方定稿。大概改到第四或五稿，我終於掩飾不住衝動，問我們為何不能先思考成熟，然後一次改到位。先生笑著說，學問意味著耐心，正如手藝靠打磨，人的思維很脆弱，反覆琢磨才能彌補不周。他態度雖和藹，卻絲毫不肯放鬆要求。後來我才慢慢明白，若非先生已退休而有閑，這或是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學習機會。先生改稿，大多都讓我坐旁邊，每改一處，都解釋為什麼要這麼改，是考慮語氣措辭還是更準確的專業分析。有時改幾個字，講十來分鐘，有時認為拿不準，就拉著我討論。例如，報告所研究的鄉、村關係是「主導」還是「主控」，就反覆討論、修改了幾遍。一萬二千字的報告修改下來，花去了整個暑假的時間，但讓我認識到，表述關鍵之處，幾乎字字皆需用盡心思，稍不慎，輕則不準，重則謬以千里。

踏之以實

此後，我給先生做了近四年研究助手，慢慢了解到更多的故事。我認為，用「踏實」二字來形容先生對研究的思索，可能是最恰當的。先生常說，他對新中國和共產黨的情感，是自小在逃亡中建立的。先生本是湖北漢川市人，為避日軍幼年離家輾轉至四川度過八年難童生涯，抗戰勝利後回到武漢又在內戰中度過少年。正當失學失業前途茫然時，1949年5月武漢解放，他考入中原大學，這時才感到真正有了一個家，方得安頓。中原大學之對先生，首先尚不在學，不在參加了工作，是人生的一個轉折和參加革命的起點，是有了安定、溫飽的生活。這些讓人聽來不禁潸然。

可以說，正是這種樸素的情感，激起了先生此後七十餘年對中國現實，尤其是農村問題的關注。每每憶及此，先生都會提到，想用自己所學，為鄉土大地做些事情的初衷。先生於1951年被選派到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學習馬列主義，1953年研究生畢業。由於解放初期他曾在湖北省紅安縣參加過一年的土改工作，故他常思考如何在教學中，以及在農村工作中，把學到的馬列主義理論運用於實際。1960年困難時期，先生曾帶幾個學生到上海參觀學習。上海的餐館買飯可不用糧票，結果每個學生都吃了七八碗飯，飯碗摞在餐桌上跟肩膀齊平。先生說，這事對他刺激很深，並開始進一步思考如何把馬列主義理論服務於農村的改革，思考馬列主義理論和人民溫飽、農村生產之間的關係。這種思路處處貫徹在先生的研究之中。先生跟我曾談到對很多農村問題的看法，「馬列」不是掛在嘴上，而是滲透在細微的腳踏實地的分析中。這正如先生常說，要讀有字之書，更要「讀」無字之「書」，才能有真用。

改革開放後，先生是國內最早一批為重建政治學學科，付出過辛勤汗水的學者。他曾獨立寫作或主編了十餘部政治學教材、辭典之類拓荒性的書籍，但在研究上，則依然腳踏實地、一以貫之地聚焦於農村問題。先生連續主持幾個國家級研究項目，都事關農村基層政權建設，農村基層民主和村民自治，幾部經典作品由此而就。時至今日，要了解我國農村基層政權建設、農村政治穩定發展和村民自治，仍屬必讀。彼時，不少同事、同行對他堅持研究農村問農不轉向不解，二十餘年後方認識到，這種腳踏實地的選擇何其超前而睿智。先生認為，華中師大雖與北大、復旦等皆屬較早開設政治學之校，但學校綜合支撐力量則顯不及北、復，甚至較同城而稍晚起步的武大亦弱，惟有走特色研究之路，方切合實際。本世紀初，華中師大很大程度上籍農村政治研究之特長，與北大、復旦、人大第一批取得政治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近又入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學科」之列。歷史明鑒，踏實為上矣。

求之以是

先生力求用自己所學，研究解決當代鄉村之種種問題。但其所求，乃真事實、真思考，對不少表面上做「大文章」、「大學問」，以泡沫自欺欺人者，痛恨至深。

先生自概其學術理念為「三個面向、理論務農」（面向社會、基層、農村，服務農村改革實踐），而前提是實事求是。例如，先生曾推動在湖北黃梅縣開展村民自治社會實驗，編製農村基層民主政治「軟體」，輸入鄉村，看其反應。起初，他本人很樂觀，認為村民自治之所以弄不好，是某些制度不行，修改完善制度後，就會好起來。當地民政部門領導接納其課題組進入，則認為可樹立典型。有人甚至表示，搞幾個月實驗，給有關部門交一份總結成績的報告，開一場新聞發布會，就可圓滿收場了。這般所謂社會實驗的套路，常做社會調研的先生，自然懂得。事實上，高調開始社會實驗，不管實效如何，均以成功經驗宣傳的案例，比比皆是。可是，先生卻拒絕了這樣的提議，堅持認為成敗或部分成、部分敗都不要緊，就此摸准成敗的原因及其規律性，即算有收穫。地方領導「誇讚」先生「實事求是」，細聽其意卻是「書生氣」。但作為學者，這態度豈非「實事求是」之本意？實事求是，道理樸素，但要做到，卻不易。如此，先生自然少了學術「亮點」，少了名與利。可正在這樣的事迹中，我們看到了難能可貴的實事求是精神。較之時下不少「學者」熱衷與官員，進行學術與行政泡沫雙重勾兌，這樣的「書生氣」何其可愛。

先生是村民自治制度最早一批的倡導者、推動者和研究者，但對它實踐的態度，卻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總體上，他高度肯定其價值，但多次強調不能將它講成中國民主乃至所謂「憲政」的起點。制度之落實，不僅在它本身，還在它紮根的社會基礎。將它貶得太低，不符合農民創造性主體的經驗，拔得太高，亦必成其不能承受之重。

正是先生倡導的這種實事求是精神，讓其後繼者，不管學術觀點如何，在農村研究中，重視實地調查、實證分析之方法論，始終一致。他們中較關心政策諮詢者，由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發展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較重製度實踐之社會基礎研究者，被學界認作社會科學的「華中鄉土學派」。得此氣象，為人師者，夫復何求？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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