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傳奇人物辜鴻銘

原標題：一代傳奇人物辜鴻銘

1857年，馬來西亞半島的檳榔嶼的一個橡膠園內，誕生了一個中外混血的嬰兒，嬰兒的父親叫作辜紫雲，辜紫雲在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擔任總管的職務，娶了西洋女人為妻，他為嬰兒取名辜湯生，辜湯生後來字鴻銘，一代傳奇人物此時還沒有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出生在這種環境下的辜鴻銘從小即能接觸多國語言，聰明的他很快熟練掌握了馬來語、英語、葡萄牙語，由於橡膠園主布朗先生沒有子女，便把辜鴻銘認作義子，教習他閱讀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布朗先生曾經對辜鴻銘說過這樣一番話：「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

時值中國正逐步被列強欺壓，幼小的辜鴻銘還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辜鴻銘十歲的時候隨著布朗夫婦來到了大英帝國，在這裡接受最好的教育。辜鴻銘先後掌握了德文、法文、拉丁文，被愛丁堡大學錄取，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研究文學、哲學。青年學者辜鴻銘繼續進修，在歐洲各地遊學，憑著自己的天才和勤奮，掌握了十來門語言，並獲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幾項文憑、學位，已然在歐洲嶄露頭角。

1880年，二十四歲的辜鴻銘辭別歐洲，回到闊別近十四年的檳榔嶼，被英國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任公務員。兩年後，辜鴻銘在新加坡遇見了改變他一生的清朝官員馬建忠。馬建忠國學根底深厚，曾以李鴻章幕僚的身份被保送至法國巴黎大學，為學貫中西的人才。馬建忠與辜鴻銘用法語交談，兩個人從政治、法律、社會、文學等等方面，推心置腹地談了三天三夜，馬建忠看出辜鴻銘是個極難得的人才，便勸他回歸祖國，做一個炎黃子孫。

辜鴻銘想起來十歲赴英國前父親的親口叮囑：「無論你走到哪裡，無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辜鴻銘遂決意踏上那片遼闊的家園，那個叫作中國的地方。及至這時，辜鴻銘才逐漸學習漢語、漢字，成為了真正學貫中西的學者。

或許是因為成長經歷非同尋常，辜鴻銘的性格里也頗帶著狂傲不羈的本色，他曾自述道：「我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不但在中國，即使在世界上，本夫子也算得是獨特的一個了。我是一個標準的『東南西北人』。」

早在英國時期，辜鴻銘的狂傲本色就已顯露了。當時他在英國乘公共汽車，正拿著《泰晤士報》閱讀，車上有幾個英國年輕人對於黃種人很感興趣，不停地對辜鴻銘指指點點，辜鴻銘遂把報紙倒過來看，英國人見了都樂開了花，說道：「這個亞洲人，連英文都不懂還看報紙，報紙拿倒了都不知道。」辜鴻銘等他們笑完，用一口正宗的倫敦口音自言自語道：「英文這玩意兒太簡單，不倒過來看還真是沒什麼意思！」這幾個英國年輕人大驚失色，趕緊下車逃走。

提到辜鴻銘，就不得不提他的辮子。在1930年的一篇紀念文章《中國聖人辜鴻銘》中這樣描述道：「他穿著中國長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辮子的此刻，他卻留著那條象徵性的髮辮。」這根辮子幾乎成了辜鴻銘的標誌性符號，並且常作為被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來議論：一個生長於外國的中國人在封建王朝被推翻後仍留著其象徵意義的辮子，這個話題每每能讓人提起興趣。然而在辜鴻銘的辮子背後，隱藏著更多的意義。

有人說辜鴻銘是個叛逆者，總要與眾不同、標新立異，辛亥革命勝利後幾乎全國人都剪去了辮子，辜鴻銘作為少數留辮子的變成了眾人的焦點。辜鴻銘確實是個喜歡標新立異的人，常有驚人言論和行為，並且其學識淵博，旁人又往往反駁不了。然而透過表面看內在就會發現，辮子對於辜鴻銘倒是一種對於傳統的堅持與繼承，很多人看到的是辜鴻銘的辮子，而沒有看到他弘揚中華文化、揚國學盛名於西方。

當時，中國內憂外患，時局動蕩，社會人士紛紛提出救國之道，在甲午海戰中遭到致命一擊後，很多不滿中國現狀的年輕人片面地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希望通過全盤西化來改造中國，這股主張持續了很長時間而不能平息。對此，辜鴻銘說道：「他們都是通過望遠鏡觀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歐洲一切都變得比實際偉大、卓越。而他們觀察自身時，卻將望遠鏡倒過來，這當然把一切都看小了。」這一段話可以充分看出辜鴻銘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十多年的國外生活經歷使他能夠更深刻地認識到西方世界的真實面貌，後又重新學習中國文化，讓他更加客觀，所以辜鴻銘頭上的辮子更像是一種警示燈，其意義是很重要的。

後來，辜鴻銘在北大任教，沈從文有幸聽過他的課。沈從文回憶過辜鴻銘的樣貌：「辜先生穿了件緗色小袖綢袍，戴了頂青緞子加珊瑚頂瓜皮小帽，系了根藍色腰帶。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後拖了一根細小焦黃辮子。老先生一上堂，滿座學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卻從容不迫地說：『你們不要笑我這條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據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驕傲的北大學生全都啞口無言，這段話對沈從文的影響深遠，他晚年演講時仍提到過辜鴻銘的這段話，沈從文稱其「意義深遠」。辜鴻銘對那條「象徵性的髮辮」確實堅持己見，他曾對毛姆說：「你看我留著髮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末了的一個代表。」辜鴻銘的「頭上有辮，心中無辮」的確耐人反思。

1915年4月，蔡元培聘請辜鴻銘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英國文學。辜鴻銘上課也是信馬由韁，經常跑題。周作人回憶說：「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想要找機會發泄。」

當時還是北大學子的羅家倫對於辜鴻銘的授課風采是最有發言權的。羅家倫回憶道：「辜先生雖然是老復辟派的人物，因為他外國文學的特長，也被聘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因此我接連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講的『英國詩』這門課程……」辜鴻銘講課時要備著煙袋和茶水，講到一定程度就要「吧嗒吧嗒」抽起煙袋來，第一堂課就給學生們定了約法三章：一、辜鴻銘進來時要全體起立，離開時要恭候他先離開；二、凡辜鴻銘問話都得站起來回答；三、辜鴻銘任何指定要背的書都要背，否則就不能坐下聽課。

辜鴻銘穿著馬褂，戴著瓜皮小帽，留著辮子卻講英國詩，實在是太怪。縱然如此，辜鴻銘的學問已經被各國學者認可及追捧。1916年，《春秋大義》的德譯本出版，立馬在德國掀起一股風潮，丹麥1918年撰文稱「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教授奈爾遜對辜鴻銘極為佩服，在辜鴻銘晚年生活困頓時，還隔著半個地球為辜鴻銘籌款。當時辜鴻銘的眾多著作在歐洲多國出版，他的文章屢見報刊，有趣的是這些文章大抵都是痛罵西方人的。越是這樣，辜鴻銘越見重於西方，辜鴻銘便更加怪，更加狂傲不羈。

1921年，英國著名作家毛姆來華遊歷。毛姆在英國文學史上地位極重，很多人不熟悉毛姆，卻熟悉他的作品《月亮與六便士》。當時，毛姆仰慕辜鴻銘大名，派人送了請柬邀請辜鴻銘相會。但是過了好多天，辜鴻銘都沒有回信，好像請柬沒收到似的。毛姆之後來到辜鴻銘的家，剛一落座，辜鴻銘很不友好地說道：「在你們看來，中國人只需招招手，我們就得來。」毛姆久聞辜鴻銘性格與眾不同，親眼相見心道果然如此，便跟辜鴻銘說了很多禮貌的話，辜鴻銘卻滔滔不絕，大講西方文明之痛處。在毛姆離開的時候，辜鴻銘還寫了一首詩。辜鴻銘說：「你來拜訪中國的最後一個哲學家，我該送你點什麼留作紀念才是。可惜我是一個窮人，我不知道送點什麼值得你接受的東西。」辜鴻銘揮筆寫了一首詩送給了毛姆，也不管毛姆是否看得懂中文。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教學時，他能看得上眼的人除了蔡元培以外一個沒有，無論是哪國人他都看不上。當時，北大有很多一流的洋教授，辜鴻銘是看見英國教授就用英文罵，看見德國教授就用德語罵德國不好，看見法國教授又換成法語說法國太爛，這些洋教授都說不過他，又因辜鴻銘確實名氣、學問太大，所以只好十分恭敬地對待辜鴻銘。

鑒於其巨大名聲，北大請來的外國一流洋教授見到他都十分恭敬，遠遠地站著，而他走近了，把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個個罵得心服口服。 當時，辜鴻銘很受追捧，無論是中國人、外國人都想一睹辜鴻銘的風采，而辜鴻銘外文又好，所以非常適合搞公開演講，只不過聽他演講是要錢的。中國人演講是從來不賣票的，恐怕辜鴻銘是中國人賣票演講的第一人，不僅如此，而且票價還特別高。要知道當時聲名赫赫的梅蘭芳，最好的座位也才賣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演講門票則是兩元。

辜鴻銘公開演講、公開辯論的能力無出其右，而且氣勢洶洶。據記載，有一次辜鴻銘在某個宴席上突然喊道：「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有人便問那二人是誰，辜鴻銘當即回答是嚴復和林紓。當時，嚴復和林紓正在席上，眾人的目光便投了過來，嚴復倒是沒做表示，林紓則當即問辜鴻銘何出此言，辜鴻銘拍著桌子振振有詞道：「嚴復譯出《天演論》，使國人只知道物競天擇，優勝劣汰，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兵連禍結，民不聊生。自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國之青年只知道男歡女愛，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禮義存在，以此敗壞天下的不是嚴、林又是誰？」一番話下來，嚴復、林紓緘默不語，眾賓客也是面面相覷，無以應對。

辜鴻銘雖然留著辮子，但是對於掌權者卻並無諂媚之意。當年慈禧過生日時，辜鴻銘曾當即作詩一首：「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後來袁世凱當政，遭到辜鴻銘罵得最狠，他曾罵道：「人謂袁世凱為豪傑，吾以是知袁世凱為賤種也！」由於袁世凱出身行伍，便很喜歡說自己沒學問卻很實幹，曾向德國公使吹噓道：「張中堂（張之洞）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辦事的。」辜鴻銘聽了不假思索地開罵：「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辜鴻銘並非一味地狂傲，也並非一味地罵人，他的心中其實有自己的標準。新文化運動時期，辜鴻銘的同事胡適、學生羅家倫站在了他的對立面，因為二者提倡白話文，辜鴻銘簡直氣得不行，而且胡適還在《每周評論》上撰《記辜鴻銘》，認為辜鴻銘是為了故意標新立異才留的辮子。胡適指出辜鴻銘在外國時就剪過辮子，大清滅亡後反倒留起來，戲謔道：「當初是『立意以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歸』了。」

胡適後來的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況，那是文章發表後不久，在一次碰面中，辜鴻銘一本正經地對胡適說：「密斯忒胡，你在報上毀謗了我，你要在報上向我正式道歉，要不然我要向法庭控告你。」胡適當即笑著讓辜鴻銘儘管去告，等法庭判決了才決定道不道歉。然而辜鴻銘沒有去告，半年後二人再次相遇，胡適道：「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進去了沒有？」辜鴻銘則回答說：「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二人都大笑。

胡適的《記辜鴻銘》還記載了一件事情，那是一次二人共同參加宴會。胡適記載道：「一會兒，辜鴻銘指著那兩位法國客人大發議論了。他說：『先生們，不要見怪，我要說你們法國人真有點不害羞，怎麼把一個文學博士的名譽學位送給×××！×先生，你的《××報》上還登出×××的照片來，坐在一張書桌邊，桌上堆著一大堆書，題作《×大總統著書之圖！》呃，呃，真羞煞人……」

兩位法國客人當即臉紅，辜鴻銘仍然大發議論：「我老辜得意的時候，你每天來看我，我開口說一句話，你就說：『辜先生，您等一等。』然後連忙摸出鉛筆和日記本子來，我說一句，你就記一句，一個字也不肯放過。現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門上來了。」法國客人的臉更紅了。

辜鴻銘操著十幾國的語言卻推崇一夫多妻；他學貫中西、留洋多年卻留著辮子、穿著馬褂；他名揚海內外，晚年卻孤獨終老；他身居時代迅猛發展的潮流中駐足不前，他狂放的姿態是他保護自己的自尊，怪異、狂放都是辜鴻銘的一種富有儀式感的抗爭，他不惜以這種不被人理解的方法來表達自己對待中華文化的態度，他就像一個形單影隻的鬥士，腦袋後細小的辮子正是他的武器。他的狂更像是一種寄託，美國著名學者、當代漢學家艾愷這樣評價：「在戰時和戰後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聖賢者的，是辜鴻銘，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辜鴻銘在歐洲大受追捧，在國內卻被冠以「遺老」「老頑固」，甚至「老怪物」等辭彙，辜鴻銘這個從海外歸來趕上滿清末尾的人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1930年前後，北京大學英文教授溫源寧在《一個有思想的俗人》里寫道：「在生前辜鴻銘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逝世後可能會更加被神話，其實他跟目前你每天遇見的許多人並非不相同，他只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辜鴻銘的狂傲不羈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被認可，然而印度聖雄甘地則曾贊他是「最尊貴的中國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甘地之言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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