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凱：潘天壽的人生底色與時代際遇

書畫 09-09

雄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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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一種說法叫「大寫的人」，或者真正哲學意義上的人。在上世紀80年代初整理潘天壽史料的過程中，我就有一種感受。作為潘天壽的家庭成員，他的許多經歷我都是直接見證到的。包括他去世以後，「文革」結束以後，對潘天壽遺存資料的整理，也給我非常大的觸動，也深化了我對他的理解。讓我感受最深的，也即如范景中先生所說，是潘天壽的人生態度與人生底色。我認為，這是潘天壽成為潘天壽的最重要的因素。

潘天壽《露氣》中國畫 129.6cm×154.2cm 1958 中國美術館藏

我覺得潘天壽作為一個人，首先他是非常優秀的人。他非常樸素，生活非常簡單，甚至一輩子都像一個農民那樣生活。他不是節約，也不是裝腔作勢，他本來就是非常樸素的人。即便當了校長之後，他也儘可能不用學校給的小車，他覺得坐小車不舒服、不自然，他喜歡走路，遠一點就坐公共汽車。就連出席蘇聯藝術科學院頒給他院士稱號的儀式，他也是打著傘，穿著元寶套鞋，一個人就去了，坐的是公共汽車。蘇聯藝術科學院的院長說「我見到的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一個真正的人」。

潘天壽《讀經僧》中國畫 68cm×136cm 1950 中國美術館藏

同時，潘天壽的內心又非常剛毅。他膽子大，不怕死。「抗戰」的時候逃難，他覺得防空洞太悶氣，不肯進，就在曠野上走來走去，看飛機丟炸彈。開玩笑地說，潘老先生的神經是比較健康粗壯的。他從來沒有神經衰弱，睡不著覺這回事。抗日戰爭期間學校內遷的時候騎馬，他竟然可以在馬背上睡著，掉到地上還沒醒。所以我覺得，他不是往常理解的文人、書生那種很柔弱的性格，如果不是走上了藝術這條道路，他如果進軍校，打起仗來，一定是個將軍。

潘天壽《攜琴訪友圖》中國畫 106cm×54.7cm 1948 中國美術館藏

另一方面，他的這種強悍，他內心的這種堅強，完全沒有外在的表現。他始終是非常樸素、非常謙和的一個人。他穿的衣服是打了補丁的，他跟人說話是很溫和的，慢悠悠的，或者很少說話，很木訥。他內心的強大，從來不曾形諸於外。還有，他從不抱怨。他的一生其實非常坎坷，他所經歷的壓力、挫折非常之多，有的時候壓力非常之大。但是回到家來，隻字不提。他覺得這沒什麼好說的。我們家一直很和睦，父親和母親從不臉紅，不吵架。對於名利，他不僅不爭，而是避得遠遠的。他內心的這種強悍，在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來。但這才是真的強悍。我想方孝孺大概就是這麼一種人。

潘天壽《杭縣農民爭繳農業稅》中國畫 47.9cm×37.6cm 1950 中國美術館藏

他的人生底色非常獨特。他有這麼粗獷、樸實、強悍的一面，同時，他又有非常敏銳的感性。如果沒有敏銳的感性，他成為不了一個好藝術家。好的藝術家要有對美的敏銳、對形式的敏銳。當然，對美的敏銳說起來有點抽象，對形式的敏銳這一點，我想我們現在學中國畫的人都會有感覺，都會同意潘天壽對於形式的敏銳性是出眾的。在繪畫史上，有少數幾個人對畫面形式的敏銳性是出眾的，一個是八大，我想另外一個就是潘天壽。他們對於圖像形式的這種敏銳是天生的，他們沒有讀過格式塔心理學，但他們在畫面上的表現是完全符合格式塔心理學的。

潘天壽《碧桃楊柳圖》中國畫 177.5cm×48cm 1962 潘天壽紀念館藏

諸位可能都知道，潘天壽在他的畫和詩裡面所體現的那種美的境界和情味，是非常之細膩的。內心的雄闊和強悍，和這種非常細膩的審美感受，兩種因素在一個人身上能夠兼顧而平衡，是非常幸運的，比較少有。潘天壽詩歌的意境以及畫面體現出的感覺，都是非常微妙和複雜的。比如他畫的禿鷲、青蛙，這些題材背後的審美趣味，其實是非常複雜的文化問題。如果這些體會不到，不要說他畫不出來，即使畫了也沒有深度。這就是潘天壽的人生底色，說到底也就是一個「心性」的問題。

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時代語境。潘天壽的童年雖然是在寧海偏僻的鄉下，但因為東南沿海是基督教進入比較方便的地域，教會勢力比較強，所以在這裡所遭遇的，正是在當時最前沿的中西方文化的矛盾。當時的基督教教會與當地中國老百姓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爆發了武裝起義。起義隊伍在遭清政府剿滅之前，這批武裝的農民經過潘天壽的家鄉，時任鄉長的潘天壽父親潘秉璋個人請他們吃飯。人馬雜沓、沸反盈天，正在坐月子的潘天壽的母親受了驚嚇並因此而去世。潘秉璋也差點以此事遭難。潘天壽在7歲的時候就經歷了國與國之間的文化衝突，而且這不是從書上讀來的。他的一生，對中西方文化之間的關係都是非常關注的，他是真正在研究這一問題。這樣一種生活經歷，再加上他19歲進入杭州第一師範，接受了經亨頤、夏丏尊、李叔同、劉大白等人的教育和影響，也是十分難得的機遇。這些民族主義教育家以身作則，他們的人格學問為學生提供了珍貴的範本。杭州第一師範是推行白話文的重要據點，是啟蒙思潮的南方重鎮，也是「五四運動」的南方重鎮，學生的愛國情緒和追求新思想的熱情是非常高漲的。潘天壽參加「五四運動」的遊行，是走在最前面的。甚至他的臉曾被刺刀劃破，留下一道很大的傷口。他就是不怕死的人。

潘天壽《棕櫚》中國畫 177.4cmx47.4cm 1954 中國美術館藏

潘天壽《春酣》中國畫 132.8cm×49.7cm 1955 中國美術館藏

所以我歸結說，潘天壽之所以成其為潘天壽，既有超卓的人生底色以為基礎，又有特殊的時代語境以為依託，這兩個方面的結合才造就了潘天壽這樣一位特殊的藝術家。在20世紀中西、古今的文化衝突當中，有很多畫家其實還是把藝術當做消遣，在「玩」，而他則將藝術教育看得很嚴肅，始終踏踏實實地教書，踏踏實實地畫畫、做學問。

潘天壽選擇教育救國，是有過思考和判斷的。他說自己不適合搞政治，也不適合搞軍事，想來想去，只有畫畫、教書這件事情還能勝任，他就選這條路。但是，走這條路的目的也是為了救國。這次大展中，有一張畫《一生煩惱中畫此禿頭》，是二十多歲時創作的。他說的「一生煩惱」，其實就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困惑情境。在20年代，這種所謂的煩惱和困惑有很大的普遍性。很多人鬧革命，都是希望國家富強，社會進入民主、自由、平等，但革命幾年後，結果卻令人失望。這造成了當時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莫可名狀的很深的悲觀情緒。二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有非常可愛的一面，他們的真誠是非常可愛的。他們有足夠的理想和才華使自己的生命和這個時代背景結合在一起。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就少了這份真誠。

潘天壽《煙雨蛙聲圖》中國畫 68cm×135cm 1948潘天壽紀念館藏

潘天壽是20世紀藝術家當中不太多的跟這個時代語境真誠地聯繫在一起的人。他的思想有出世的一面，對人生，他一直有種「看破」的深邃感。同時，他一生都在現世人生當中，盡最大努力發展中國的現代教育，組織和創建中國傳統繪畫在現代學校當中的教學模式。他一方面在現世的人生中，不斷操作、推行，克服各種各樣的困難，企圖把教育做得更好一點，使中國畫的境遇更好一點，冀望我們的文化能夠弘揚，把西方好的東西引進過來。同時，由於他們所經歷的困難、挫折太多，付出的代價過大，他們又會把這一切看得非常平淡，或者看作身外之物。這樣的複雜性正是時代語境在一個藝術家個體身上的反映和呈現。對潘天壽的研究，是真正可以反映和呈現這個時代的。所以也可以說，在潘天壽誕辰120周年之際，舉辦這樣一個展覽，不僅是紀念潘天壽個人，而是回溯和緬懷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與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