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為紅色革命犧牲

原標題：「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為紅色革命犧牲

集小說家、歌唱家、革命家多重身份於一身的呂赫若，被稱為「台灣第一才子」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1914年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台中。22歲時即在日本《文學評論》發表處女作《牛車》，這篇反映台灣農民現實處境的小說，1936年與台灣左翼作家楊逵的《新聞配達夫》（送報夫），共同被著名作家胡風選入《朝鮮台灣短篇集──山靈》書中，在台灣、大陸與日本文壇之間受到重視。

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不只在文學創作表現其早慧的才華之外，更曾遠赴日本學習聲樂，在日本日比谷音樂廳舉行過演唱會，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也曾在台北中山堂舉行演唱會以及新公園電台歌唱。兼具文學家與聲樂家身份的呂赫若，1951年之後在台灣官方檔案中的紀錄，卻只剩下寥寥幾字：「呂赫若，三十二歲，台中縣，台北歌手」。

呂赫若一夕之間消失在台灣的視域之中，他的理想、信念及創作長期被歷史與政治的迷霧湮沒，直到1970年代《夏潮》雜誌有意識地發掘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作品，人們才開始驚覺這位台灣才子究竟下落何方？

呂赫若曾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文學，是苦難和夢想戰鬥的道路」，在小說與歌唱之外，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獻給信仰，投入到社會變革的實踐之中。

呂赫若的革命之路，卻往往在述及他的世俗化故事之中被輕描淡寫，如同「台北歌手」四個字一樣雲淡風輕。

在日本殖民高壓統治之下，呂赫若的左翼思想逐漸萌芽，其日據時期發表的《牛車》、《暴風雨的故事》等作品，類似於賴和《一桿稱仔》的價值，都站在農民的立場表達了真摯的同情，並對現實發出控訴。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就認為，1931年以階級意識推廣台灣民眾文學的「台灣文藝作家協會」，可能對呂赫若產生了「更親切的影響」。呂赫若選擇「赫若」作為筆名，按其子呂芳雄的說法，「是希望做一位赫赫有名的年輕人」；不過，曾與呂赫若在最後革命之路共事過的李石城，則指出此名取自於他所敬仰的兩位左翼作家：郭沫「若」以及朝鮮的張「赫」宙──也透露出呂赫若的左翼情懷。

台灣光復之後，呂赫若懷抱著熱情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呂芳雄在《我的父親：呂赫若》中也回憶，他「以歡樂的心情，教導子女唱中華民國國歌」。與此同時，呂赫若更活躍於台灣文化圈，尤其與老台共蘇新，以及當時台北建國中學校長、左翼知識分子陳文彬交往密切，並先後在進步刊物《人民導報》與《自由報》擔任記者。陳文彬的長女陳蕙娟回憶，呂赫若經常教她們唱歌，特別喜愛《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曲，「我心裡頭卻明白，這個『她』其實指的是海峽彼岸的紅色中國」。

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後，呂赫若思想愈趨左傾，從原來寄希望的國民黨「白色祖國」轉移到共產黨的「紅色祖國」，實際投入中共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的新民主主義運動之中。一方面擔任地下刊物《光明報》主編；另一方面開設「大安印刷廠」，表面上印行《孕婦保養須知》、《小學音樂課本》、《世界名曲樂譜》與《俠盜羅賓漢》等書籍，事實上是在為印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及地下黨機關報、黨員手冊等文件做掩護。

1949年國共內戰戰局大致抵定，國民黨開始在台灣內部「掃蕩」紅色力量，白色恐怖即將籠罩全台。當年秋天，國民黨動手抓捕包括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在內的《光明報》相關人員，呂赫若開啟了躲藏逃亡之途。此間一度遭遇國民黨特務盤查，呂赫若拿出姓名欄記載為「呂石堆」身份證，由於特務不知呂石堆即為呂赫若的本名，從而逃過一劫。呂芳雄還記得父親見母親的最後一面，行色匆匆背起一個卡其色背包，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中。

在此階段，省工委已著手在今新北市汐止、石碇一帶的鹿窟山區建立武裝基地「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呂赫若最後落腳於鹿窟基地擔任聯絡員要職。呂赫若在基地掌管約200台斤重的無線電發報機，為了躲避偵查，必須每發報一次就要換到有相當距離之隔的地方再發報，且只能在晚上摸黑行動。1950年農曆5月23日深夜，呂赫若在一次行動中不幸遭毒蛇龜殼花咬傷，年僅36歲的革命家呂赫若命喪鹿窟山區，由同志埋葬於當地。

直到1952年12月，國民黨當局出動1.8萬人「圍剿」鹿窟，共400多人被捕，最後槍決35人，98人判有期徒刑，19人感訓。根據台灣官方檔案，在鹿窟基地還發現了一面五星紅旗。2000年，當地政府設立「鹿窟事件紀念碑」，紀念此被認為是1950年代最大的白色恐怖事件。

呂赫若有機會成為台灣最偉大的文學家，一位天才洋溢的作家、熱情奔放的聲樂家，頂著白色恐怖的死亡威脅，日夜潛行於市井鄉野間，說來的確動人心弦。

當代台灣社會或許以富有傳奇的角度看待呂赫若等人的經歷，卻難以理解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激動時代，一位「台北歌手」何以毅然決然走上紅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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