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的退，阿里的進

我將馬雲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視為一次阿里巴巴的進——適應社會共治大環境下的公司新戰略，而非創始人的退休，這既是進一步錘鍊應變力和執行力、適應後創始人時代、通往 102 年的關鍵一步，也是馬雲作為企業家的一次自我進化，它將提高阿里中長期的確定性。

在 2018 年教師節這一天，教師出身、並且表示退休後還會做教師的馬雲，宣布卸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繼任者是 CEO 張勇，他本人將只保留董事和合伙人角色。這意味著這家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向後創始人時代又邁出了關鍵一步——不說這是最後一步，是因為他的影響仍將在形式上（比如董事和合伙人）和實質上（作為精神領袖、文化導師、生態第一運維者）延續相當時間。

上一次馬云為後創始人時代所做的關鍵行動，是在2013 年，馬雲宣布不再擔任阿里巴巴 CEO，當時他稱 「明天開始，生活將是我的工作」，為此，我曾寫過一篇《一個將生活當作工作的馬雲更可怕》，其中的部分內容仍然可以拿來解釋馬雲新的舉動：

在互聯網領域，一直流行這樣的說法：任何一家互聯網公司很難連續領導潮流超過五年，從雅虎，eBay，到谷歌，Facebook，甚至蘋果。不過阿里巴巴的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因為相比那些宣稱自己的優勢是建立在技術上的公司不同，阿里巴巴的優勢是建立在運營和開放生態之上的，這意味著對個人或某一項業務的依賴較小，且其優勢一旦建立，就更不容易被擊破。

實際上，正是這一點為馬雲的急流勇退創造了條件：在具體的運營層面，一旦建立起一套體系，它就會自己運轉，而目前這樣的體系已經在阿里內部初步形成，也就是說，該公司在具體運營層面已經完全可以離開馬雲，那麼，辭任 CEO 不過是讓形式與實質更加一致而已。

但對於那些與阿里巴巴存在競爭或潛在競爭的公司而言，一個將生活當作工作的馬雲將更可怕：因為阿里巴巴的未來與生活息息相關，包括文化、信任、生活方式、社會參與等，馬雲所做的不過是順應了這種需要。

在一家年交易額超過 1 萬億元的巨無霸那裡，其未來的危險不太會來自於某一兩項具體業務或技術，而更可能來自系統內部潛在的裂痕，比如文化的變質和系統的漏洞，或者外部土壤和氣候的變化，比如政府的監管，社會信任度的下降，行業增長放緩。從具體公司運營中脫身的馬雲，將能集中精力於這些事情上——這些事情的進展往往是在生活的形式中實現的。

實際上，退任 CEO 以來，阿里巴巴比過去變得更為強大——無論是業務上，還是組織能力上。在中國主要互聯網公司中，阿里巴巴可能是第一家真正在各個主要業務上都形成自己領軍人的，這能提高阿里的應變力和執行力，這在新零售戰略、生鮮細分市場的爭奪、通過物流網路的完善等縮小與京東的用戶體驗差別、應對微信支付衝擊等方面，都體現了出來。

而應變力和執行力，是一家公司保持基業常青、也是阿里通往 102 年的關鍵力量，在科技行業尤其如此。因此，我更傾向於認為馬雲從具體業務中的逐漸隱退，是一種明智的公司治理完善戰略。

而在目前的階段和環境下，卸任董事局主席，不但可以進一步給新一代的管理團隊創造空間、讓公司更好地適應在後創始人時代的專業化和職業化運營，從而讓公司早日進化為真正的社會化企業以降低與特定人和團隊有關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他將有更多的時間和空間為阿里創造更好的生態環境——新時期這對像阿里這樣的超級巨頭而言，可能是比單純的商業戰略更重要的戰略。

如果不理解這點的朋友，可以參閱尹生的 2017/2018 年度互聯網價值觀察《社會共治、技術驅動，以及 AT 現實》，在該文中，我曾對中國互聯網巨頭們今天面臨的現實做了如下描述：

推動互聯網巨頭們的管理從私人自治轉向社會共治的根本力量之一是，當這些公司從一個獨立的商業實體發展為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後，從產業競爭向生態競爭的進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因為它們的利益越發與整個生態（也包括社會和經濟等）的整體利益密切相關，這要求它們必須從生態的整體利益，而非僅僅是一己私利出發，並在管理上更加採取開放的姿態，兼顧多方聲音。

變化的另一股力量則來自社會的要求，在整個社會的價值評估中，不僅個別公司的權重很小，就連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也只是眾多指標中的一個。儘管不同的社會偏好不盡相同，但兼顧效率與公平和多元化的價值觀、長期與短期利益，是人類共同默認的原則，為了對不同的指標實施有效管理，人類求助於政府和社會組織。

這就意味著，作為經濟基礎設施的阿里需要考慮比自身的經營更多的指標，比如總體就業、線上線下等多種生活方式的維繫、財富分配中的公平、經濟整體運行的效率、創新的保護、經濟體的可持續性等，而作為技術、社會和潛在的經濟基礎設施的騰訊，則除了阿里需要考慮的，還需要考慮類似這樣的問題，比如用戶的時間和經濟管理，虛擬社會的管理，總體幸福感的提高，個人職業發展與社會化，技術的社會後果等。

如果它們不能主動將這些指標納入整體考慮，最終要麼面臨競爭地位的下降甚至喪失，要麼面臨政府或社會組織的介入——它們承擔的更廣泛的價值指標的監管者責任，讓它們有足夠的理由介入這些新的管理環境，畢竟在更廣泛的社會價值體系面前，互聯網甚至經濟都只是一部分。

當這成為現實時，過去那些支持了互聯網繁榮的自由土壤將不復存在，法律和規章最終會趕了上來，想想那些傳統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的管理模式，你就會明白這意味著什麼，類似電信、能源、公共服務等領域的領導型公司，它們甚至連自主制定價格的權力也會被置入政府的管理範疇，而這只是它們所接受的廣泛監管範圍的其中一個。

未來，政府和社會的介入將會越來越成為一種常態，因為作為一個獨立利益體的企業實際上很難跳出自身利益之外，社會共治模式就成為互聯網巨頭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或者說建立確定性的機遇（如果足夠明智的話）。

瞧瞧馬雲的新名片，你就該明白馬雲的這次卸任意味著什麼：

中國浙江杭州佬，阿里巴巴 001 號員工，阿里巴巴合伙人，阿里巴巴一號公益志願者，阿里巴巴脫貧基金主席，馬雲公益基金會創始人，鄉村教師代言人，桃花源生態保護基金會聯席主席，TNC（大自然保護協會）全球董事，聯合國青年創業和小企業特別顧問，聯合國世界婦女峰會聯席會議聯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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