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鄭和下西洋」未能開啟中國人的大航海？

說起中國歷史上的「大航海」，許多人立即會想到明初鄭和七下西洋的偉大壯舉。鄭和率領的龐大艦隊，官兵與船員數量多達二三萬人，曾在海外大敗馬六甲海盜，干預爪哇國政，生擒錫蘭國王。耀兵異域，確實威風。但是，我前面的文章說過，中國歷史上的大航海，並不是鄭和下西洋，而是出現在宋代。

憑著遙遙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指南針技術與豐富的航海經驗，宋朝的商船不但直達南洋群島，而且穿過馬六甲海峽，駛入孟加拉灣；不但在印度半島住舶交易，而且橫渡印度洋，進入阿拉伯海與波斯灣；不但與阿拉伯諸國貿易，而且通過紅海，抵達非洲北部，或者從亞丁港南下，到達非洲東海岸。

這一航海的熱情一直保持到元朝。所不同者，元朝出現了「官本船」制度：官府「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通過「官本船」制度，元朝政府壟斷了市舶之利，中小海商則解決了從事販海業的成本問題。儘管元代時有「禁私泛海」之舉，不過每一次海禁的時間都不過二三年，旋禁旋開，總的來說，元王朝的海外貿易還是非常繁華的，元人說，當時「中國之往複商販於殊庭異域之中者，如東西州焉」，並不是誇大之詞。

而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卻對市舶之利毫無興趣。從明初至隆慶元年（1567），這200年間，明朝施行的海外貿易制度繞不過兩個關鍵詞：「海禁」與「貢舶」。

「海禁」針對的是中國海商。至遲在洪武四年（1371），明王朝還已實施海禁：「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臨終前，還不忘記重申海禁，令沿海衛所嚴查私自下海的商民：「今後不問軍民，但私自下海的人，問他往何外國買賣、通透消息，若拿有實跡可驗的，就全家解來，賞原拿人大銀兩個，鈔一百錠。」

為釜底抽薪禁絕海商出海之路，明政府還禁止民間製造雙桅三桅大船。弘治十三年（1500）聖旨：「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入番國買賣」之人，「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嘉靖四年（1522）聖旨：「將沿海軍民私造雙桅大船盡行拆卸，如有仍前撐駕者，即便擒拿」；嘉靖三十三年（1554）聖旨：「有將雙桅三桅大船下海，及沿海居民遇夷船乘風飄泊、私送水米者，俱坐通番重罪。」

在鄭和下西洋之時，民間的航海活動與海外貿易仍然被明王朝嚴厲禁絕。朱棣即位之初，便下禁令：「緣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樂二年（1404），又「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平頭船無法作遠洋航行），所在有司，防其出入」。真可謂「只准鄭和出海，不準百姓放洋」。

「貢舶」則針對來華貿易的蕃船。按明制，「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市舶必須在朝貢的架構下進行，故稱「貢舶」。

中原王朝與諸蕃國的貿易，有兩個架構：朝貢與互市，兩個貿易框架並行不悖。從唐至元，市舶均屬互市。但在明朝，朝貢體系吞併了互市架構，市舶也被納入朝貢體系內，以致「市舶」的詞義也發生了變化——明朝人認為，「貢舶與市舶一事也」。至於貢舶之外的商舶，則為王法禁止的走私：「市舶與商舶二事也。貢舶為王法所許，司於市舶貿易之，公也，海商為王法所不許，不司於市舶貿易之，私也。」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貢舶+海禁制度之下，明王朝的民間海外貿易，該是多麼的寂寥、冷清。

朝廷派遣鄭和下西洋，目的也是招徠朝貢，恢復萬國來朝的榮耀，清人修《明史》，看得很清楚：「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齣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屆。自是，殊方異域，鳥言侏離之使，輻輳闕廷。歲時頒賜，庫藏為虛。而四方奇珍異寶、名禽殊獸進獻上方者，亦日增月益。蓋兼漢唐之盛而有之。」

但貢舶的制度註定是不可持久的，因為財政無法維持這種虧本的買賣。按慣例，蕃國入貢的物品，一般分為「正貢」和「附搭貨物」，對正貢，朝廷要按「厚往薄來」的原則給予豐厚回賜。我們已多次說過，經濟上這是得不償失的。

對附搭貨物，朝廷則按一定比例抽解、抽買，然後准許在京師同文館與地方市舶司與中國商民交易。抽解即抽稅。但明前期對貢舶稅收並不怎麼在乎，時常免除抽解之稅，比如洪武四年，朱元璋下諭旨：「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永樂初年，西洋刺泥國入貢，「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征其稅」，朱棣說：「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

朱棣這段話，也透露了明朝財稅體系的設計思路：國家財稅以農業稅為本，且以實物形式徵收，再以全民服役相配合，足以保障政府的運轉，不需要依賴市場、商業與貨幣。之所以徵收商稅，意不在財政擴張，更不表示對商業的器重，而是為了抵制良民從商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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