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可怕之處，是它令我們徘徊於反抗與順從之間

原標題：「貧窮」的可怕之處，是它令我們徘徊於反抗與順從之間

最近我們常常聽到的一個新詞兒，叫「消費降級」。今年以來，榨菜、速食麵、二鍋頭等商品銷量上升、拼多多等以省錢為最大宗旨的App迅速流行，讓不少人感慨我們的消費水平降級了。雖然這一說法有偏頗之處，但它的流行確實反應著我們的「消費焦慮」。

與「消費降級」同時流行起來的另一個說法，叫做「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它道出了很多人的無奈：當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生活方式的不同，已經形成越來越深的阻隔。長期限於貧窮，固有的階層地位甚至讓人失去了想像另一種生活的能力。

說到貧窮，需要借用「絕對貧窮」與「相對貧窮」這一對概念。消滅絕對貧窮雖然任重而道遠，但與之相比全球正面臨另一個同樣棘手的問題：相對貧窮。當人類的簡單勞動開始被人工智慧取代，當財富在人群中的差距越來越大無法彌縫，相對貧窮的困惑正在向普通人襲來，引起我們對貧窮更深刻的體認和恐懼。

本文作者在一線的扶貧工作中，觀察到鄉村的貧困人口，實際與城市中產同樣面對「絕對貧窮」與「相對貧窮」的撕裂，而人們面對貧窮，不斷在反抗與順從之間徘徊。或許，這正是貧窮的可怕之處，它拉扯著我們的日常精力，讓人失去從容與洒脫。如果說，我們距離超越「相對貧窮」還有漫長艱難的道路，那至少，我們應當學會體諒這種徘徊，而非脫口而出「窮人就是懶」、「窮人就是沒本事」這樣粗暴鄙薄的言論——畢竟，除了金字塔頂端的極端富裕人口，誰不是處於「相對貧窮」的焦慮之中呢。

撰文 | 蘇敦復

消滅貧窮

這是經濟學問題，更是社會學問題

現在的人們常常會自我調侃，「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能笑著說自己貧窮的人，大多其實是不愁吃穿的普通人，這句調侃，是突然了解到財富金字塔頂端一隅時的心理感受。「貧窮」，可以簡單理解為物質條件極其匱乏，也可延伸理解為生活中各個維度的不足。但物質本身的極度匱乏只是形成貧窮感受的一個條件，更多的時候，相對貧窮，才是真正困擾人的問題。

在遙遠的莽荒時代，人類還在與自然做抗爭，生存所需無法保障，但當時的人不蓄私產，只關心生存與種族延續，並不存在對貧窮的認知。直至家庭這種社會組織興起，財產私有化並開始遺贈傳承，在人與人之間出現多寡之別，兼之社會組織形式更加複雜，社會地位的分別凸顯——貧窮，才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概念。

貧窮自產生之日起，似乎就是要被消除的，它使個人或家庭不能維持正常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是不利於人的。與貧困的概念相對，非貧窮的標準簡單來說就是維持正常的物質精神需要。我們現行的扶貧政策下，核心關注「不愁吃、不愁穿，住房安全有保障、義務教育有保障、基本醫療有保障」，以此為標準消除貧困現象，應該說，是基於經濟學的數據判斷。這一判斷告訴我們，貧窮與非貧窮是可以量化和超越的。

延伸閱讀

《貧窮的終結》

作者: (美)傑弗里·薩克斯

譯者: 鄒光

版本: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

本書認為，貧窮並非與生而來，私人市場力量與公共政策的相互補充，加上更為和諧的全球治理體系，人類完全有能力在2025年消滅極端貧困。而極端貧困之外，相對貧困正成為一個日益撕扯公眾的話題。

但我們面對的是「可以」超越但又「無法」超越的貧窮。放眼全球，世界上還有大約10億人口日收入少於0.99美元，無法保證溫飽，而世界糧食產量的絕對值，早在十幾年前就足以讓全世界的人吃飽。發展經濟學對貧窮的定義是缺乏生活機會，或許脫離貧窮在平均數據上早就可以做到，但貧窮的人卻不可能獲得這樣的機會。

與此同時，貧窮問題還有更重要的一種存在形式——相對貧窮。如果說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很大程度上在解決絕對貧窮的問題，隨之而來的，社會運作機制和生產資料運作方式的變化，使得富裕與貧窮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即相對貧窮愈演愈烈。

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對貧窮最深刻的體認，不來自莽荒時代的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而來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強烈對比。

反抗貧窮

為何擺脫貧窮如此艱難？

反抗貧窮，應算得上人的本能，尤其是反抗絕對貧窮。追求基本生存條件之上的更好生活，是現代社會的的發展規律。但我們看到，太多的貧困者似乎在努力對抗貧窮，卻沒有收穫明顯的成效。

在我參與扶貧工作的一個貧困村裡，有家庭年收入不足2萬，為了享受6萬元建房貸款，舉債20餘萬元修建新房；有家庭一周不捨得吃一次肉，卻花費7、8萬元為過世的老人治喪；有家庭為了享受每年3000元的職校補貼，讓孩子放棄普通高等院校的就讀機會。他們中，不乏勤懇勞作的人，也渴望戰勝貧窮，卻無法理解、也不肯相信我們作為旁觀者關於對抗貧困勸告。

延伸閱讀

《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

作者：阿比吉特?班納吉/ 埃斯特?迪弗洛

譯者：景芳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3年4月

近年來關於貧窮研究，可能最為讀者耳熟能詳的一本著作。為什麼會貧窮，貧窮導致哪些特定問題，是什麼讓窮人陷入無法逃離「貧窮陷阱」的怪圈？這是《貧窮的本質》試圖回答的問題，兩位作者認為當今扶貧援助收效有限的一大原因，是人們對貧窮的理解遠不夠深刻。

麻省理工經濟學家阿比吉特?班納吉( Abhijit V. Banerjee )和埃斯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 )在《貧窮的本質》這一著作的開篇，就對貧窮者是否能夠自己脫離貧窮展開了討論，即是否存在「貧困陷阱」的問題。從個案來說，肯定有依靠個人力量脫離貧困的例子，但從貧窮人口的普遍發展來看，當貧窮的本質已經掌控了他們的思想，想要對抗，確實需要外力給予一根拐杖，甚至一件武器。當前我們強調扶貧工作中的「智志雙扶」，強調發展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正是從對抗貧窮本質——思想和習慣——著手的扶貧思路。

雖然困難，但我們或許真的有能力反抗絕對貧窮，那麼，相對貧窮又如何呢？不難看到，隨著人類文明地進步，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反抗絕對貧窮的同時，社會在造就並加大相對貧窮的問題，普通人擔憂的階層固化，似乎也越來越明顯。

延伸閱讀

《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

作者: 黃燈

版本: 理想國 | 台海出版社 2017年3月

以一個農村兒媳的視角，記述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橫跨湖南、湖北三個村莊家族的人世浮沉，為我們思考鄉村問題、社會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樣本。

在很多貧困縣的深度貧困村中，搖搖欲墜的土坯房邊，一樣有亭台樓閣俱全的別墅，精打細算依舊年年入不敷出的鄰居，可能是一年收入幾百萬的老闆。這些村中富人，不再依賴傳統的種植和養殖作為收入來源，而選擇從事工程建設或規模化經營，並通過壟斷、資本運作和科學管理，獲得了更強的應對天災和市場變化的能力，最終進一步拉開與村內普通農戶的差距。

農村如此，城市也一樣，反抗貧窮讓越來越多的人站在了生存之上，但獲得理想生活的願望卻越來越難以實現。幾個月來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消費降級」、一線城市租金大漲，讓「生活」二字的分量，逐漸變得沉重起來。當經濟評論要求我們不要「跨圈層」審視消費觀念和消費水平，不正說明我們已經掉落在「圈層」之外了嗎？相對貧窮的困擾，既存在於經濟落後的鄉村，更凸顯於我們引以為傲的城市，我們戰勝了絕對貧窮，卻無可避免落入相對貧窮的漩渦。

科技越發展，生產力水平越高，資本運作模式越成熟，掌握這些資源的組織和個人能夠形成的集聚效應就越強大，相對貧窮的問題也只會越來越嚴重。尤其在生物科學不斷尋求突破之下，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人們，似乎已經看見了永生的曙光，待基因技術實現突破時，普通人的需要盤算的問題，或將從生活，再次淪為「生存」。

從這個角度看，反抗貧窮，像是一個悖論。

順從貧窮

「佛系青年」與「張大爹」，面臨同樣的徘徊

雖然反抗貧窮是艱難的，在已經形成的相對貧窮中追求新的公平機會更加渺茫。從世界範圍內看，對極度貧困的國家和地區，有能力的國家和國際組織也會提供援助。有趣的是，並非所有的人和國家都在爭取和配合他者的幫助與貧困抗爭——順從貧窮，出人意料地，也是一種常見的選擇。

脫離貧窮並非易事，其不易不僅僅來源於相對貧窮的難以逾越，也來源於貧窮自我循環、或者說惡性循環的性質。「貧困惡性循環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羅格納·納克斯（Ragnar Nurkse）提出的，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論述了貧困現象的閉合邏輯。供給方面，貧窮易形成「低收入→低儲蓄能力→低資本形成→低生產率→低產出→低收入」的惡性循環，需求方面，同樣存在「低收入→低購買力→投資引誘不足→低資本形成→低生產率→低產出→低收入」的惡性循環。這種供給和需求，會讓貧窮者逐漸習慣，也逐漸決定了貧窮者的心智，在不威脅生存的情況下，自我放逐，按部就班地貧窮下去。

羅格納·納克斯（Ragnar Nurkse），美國經濟學家，1907年生於愛沙尼亞，20世紀30年代移居加拿大。二戰後，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任經濟學教授，直至去世。納克斯重新強調外部經濟的重要性，認為低收入經濟要取得寬廣層面上的進步，需伴隨相互支持並能增加成功機會的產業擴張，但巨大的困難在於貧困限制了資本的形成。他提出的「貧困惡性循環論」，是在貧困研究中的著名理論，產生深遠影響。

在過往的農村工作中，我接觸到不少自我放逐的貧困者，對其中一位張大爹印象深刻。他五十齣頭，一人獨居，身體尚可，但沒有文化，既不願意出賣勞力務工，也不想種植有政策扶持的經濟作物。秋日的午後，他便只靠在自己的連一張像樣床鋪都沒有的屋子前，曬著太陽，守著場院前的1畝蠶豆田。夜雨後的清晨，他能上山尋得很多新鮮雞樅，卻不願坐車到縣城高價賣出，只在村頭以極低的價格，轉讓給同村的農戶，以便在午飯前就能回家小酌一杯。

相較於對扶貧政策斤斤計較，對非全覆蓋補貼分厘必爭的人來說，張大爹的懶散甚至顯得「可愛」。雖然對他的自我放逐恨其不爭，但細細想來，這樣的生活模式形成由來已久，無論是出於無奈還是情願，他已習慣了貧窮的生活模式，在五十歲的時候，要求他成為一個熱愛工作不斷奮進的人，似乎太強人所難。

再觀城市中，「佛系青年」概念在年輕人中大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把目光聚焦於向內的自我，放棄與城市燈紅酒綠的碰撞，這一面「低慾望」的旗幟背後，有著大家曾經的野心與反抗，更有著不可得的隱忍和無奈的順從。看似生活光鮮亮麗的城市中產們，每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邊掰著手指還房貸車貸，一邊忙活著將孩子送進培訓班，不時期待著下一代的前程和退休後的小日子，何嘗不是另一個層面的放逐和順從呢？

延伸閱讀

《雙面人：轉型鄉村中的人生、慾望與社會心態》

作者: 譚同學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12月

本書紮根田野，提出當下鄉村轉型中諸多「要命」的問題，其中之一便是當代農民同時兼具兩副完全相反的面孔：為利而「拚命」，但也常被虛無捕獲。如同本文所提及的觀察，「安貧樂道」還是奮鬥進取，我們常常在兩者之間徘徊。

我們或許可以寬容地將選擇對貧窮的順從，視為安貧樂道，至於是何種「道」，便是另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了。在中國文化中，貧寒曾經是一種驕傲——安於泥濘的莊子，歸於田園的陶淵明，一度成為精神領袖。貧而能守志，貧而能奮發，比起於財宦，更為人稱道。在近代知識分子群體中，還因此存在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顧頡剛、魯迅、吳文藻、胡適、徐逸棠、任乃強、彭家元等著名學者，無不在自傳中描述自己少年時的家境貧寒，但後人審視這些學者的成長經歷，發現他們都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甚至留學國外，他們的家庭經濟情況遠遠比自己敘述的好很多，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在文學作品中「哭窮」，將一段貧窮的生活作為某種裝點。

反抗與順從、自我放逐或者安貧樂道，我們對「貧窮」的態度實際上比預想中更為複雜。到底是先陷於貧窮而後安貧樂道，還是先安貧樂道才陷於貧窮，其複雜程度可能堪比「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古老謎題。

消除絕對貧窮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但相對貧窮在當前卻日趨嚴重。我們自然應該鼓勵反抗貧窮，呼籲給予反抗者更多公平的機會，但也要尊重順從貧窮尤其是相對貧窮的人——因為這些人也許亦曾與貧窮對抗，只是終究未能成功。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撰文：蘇敦復；編輯：走走。題圖素材來自電影《英雄本色》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中國人為何勤勞卻不富有？

我們逃離了鄉村和親人，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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