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我的老師，是凡人才為真正的偉大
老師！老師！
文 | 閻連科
我又見著我的老師了，如朝山進香的人見到他自幼就心存感念的一位應願之神。在今年正月的陽光里，也值正月的冬寒，我回家奔赴我三叔的喜喪事，也去赴辦我大伯三周年的莊重禮俗和紀念。在這閑空間，張老師到了我家裡，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
鄉間室內的空曠和凌亂，糾纏分隔著我與老師的距離與清寂。相向而坐，喝著白水，削了蘋果，說了很多舊憶的傷感和喜悅，諸如三十幾年前在初中讀書時，我的學習，我的作業，我的逃課，還有我的某某同學學習甚好，卻因家中成分偏高，是著富農，似乎爺爺有著所謂剝削別人的疑嫌，他便沒有資格就讀高中了。自然，一九七七年之後的那場平地起雷的高考，他也無緣於坐入考場掌試一下自己的命運了。還有另外一位苦澀的同學，不僅在學習上刻苦，還在書法上頗具靈性天賦，人在初一時，其正楷墨字，已經可與顏帖亂真。可是後來，因著形勢家境，他不僅未考，而且緣於疾病，早早就離開了這個荒冷熱煩的世界。
這個世界，對於有的人荒冷到寸草不生；對於有的人，卻是繁華鬧到天熱地燙，每一說話行走，都會有草木開花，果實飄香。然對於我的老師張夢庚，卻是清寂中夾纏暖意，暖意里藏裹著刺骨的寒涼。
生於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末梢，老師讀書輟學，輟學讀書，反反覆復，走在田埂與人生的夾道中，經歷了來自日本的刀光槍影；經歷了國共拉鋸征戰的循環往複，之後有了一九四九年的紅旗飄揚；又經歷了土改時家裡忽然成了地主。這樣的命運，大凡中國人都可想見其經歷與結果的曲折變形，荒冷怪異。
可是好在，他終歸識字，厚有文化，國家的鄉村也最為明洞文化的斤兩，雖然文化不一定就是尊嚴富貴，可讓孩子們認字讀書，能寫自己的名姓和粗通算術計量，也原是生活的部分必然。於是，老師就成了老師。從一個鄉村完小到另一個鄉村完小，從一個鄉村中學到另一個鄉村中學，直至中國有了改革開放，他被調入縣裡的一所高中，做了教導主任，最後主持這個學校的方方面面。雜雜落落的閑急高低，一晃就讓他全部人生的金貴歲月，四十三個春秋的草木枯榮，都在布滿土塵，連學生教室的牆角地縫和桌腿、校長辦公室的地邊也常有青草蓬生的鄉村學校里枯榮衰落，青絲白染。
不知道老師對他的人生有何樣的感想與感慨，他寫的一本《我這一生——張夢庚自傳》的簡樸小冊，讀下來卻是讓人心酸胃澀，想到世事的強大和人的弱小，想到命運和生命多麼近乎流水在乾涸沙地的蜒蜿涓涓，奔襲掙脫，流著可謂流著，可終歸卻是無法掙脫乾涸與強大的吞沒。
最後的結局，是我們畢業了，老師白髮了；我們中年了，老師枯衰了。我們成家者成家，立業者立業，而老師卻在寂靜的人生中，望著他曾經管教、訓斥、撫疼過的那些學生，過著回顧和憶舊的生活，想著那些他依然記得，可他的學生們怕早已忘卻的過往。
還記得，初一時節，他是我的班主任，又主教語文，可在語文課里的一天酷暑，我家棉花地里蚜蟲遍布，多得兵荒馬亂、人心恐懼，我便邀了班裡十幾個相好的男生同學，都去幫我母親捕捉蚜蟲。自然而然，教室里那一天是空落閑置，學生寥寥，老師無法授課而只能讓大家捧書閱讀。
從棉花地里回校的來日上午，老師質問我為什麼帶著同學逃課，我竟振振有詞說，我是帶著同學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蟲；竟又反問老師道，地里蚜蟲遍布，我該不該去幫我母親捕捉半天蚜蟲？說蚜蟲三天內不除掉去凈，棉花就會一季枯寂無果，時間這樣急迫，我家人手不夠，我請同學們去幫忙半天，我又到底做錯了什麼？
事情的結果，似乎我帶著同學們逃課正合了校規憲法，適合了人情事律，反讓老師一時在講台上有些啞言。回憶少時的無理與取鬧，強詞與拙倔，也許正是自己今天在寫作中那種敢於生編或硬套，努力把不可能轉化為可能的早日開始。可是，在這次見著老師時，面對耄耋老人，給我一生養育呵護的父輩尊者，我心裡三十幾年不曾有的內疚，忽然如沙地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來。
我們就那樣坐著喝水聊天，說閑憶舊，直至夕陽西下，從我家院牆那邊走來有風吹日落那細微淡紅的聲響，老師才要執意地告別離去，不無快意樂福地說他的子女們都工作在外，孝順無比，真是天有應願，讓他一生坎坷，教書認真，到了年老，卻子女有成，學生有成，彷彿曲折的枯藤根須，終於也繁漫出了一片樹木林地。
老師從我家走去時候，是我扶他起的凳子；離開院子時候，是我扶他過的門檻；送至門口遠去的時候，是我扶他過的一片不平不整的地面。我的父親離開人世太早，扶著老師的時候，我就像扶著我年邁的父親。望著村頭遠去的父親般的老師，落日中他如在大地上走移的一棵榮過年邁的老樹，直至他在村頭緩漸地消失，我還看見他在我心裡走動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腳步，如同寧靜里我在聽我的心跳一樣。
說不出老師哪兒偉大，可就是覺得他偉大；說不出他哪兒不凡，可就是覺得他不凡。也許這個世界的本身，是凡人才為真正的偉大，而偉大本身，其實正是一種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
閻連科，1958年生於河南洛陽嵩縣，中國當代作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閻連科的文學作品享譽海內外，代表作有《受活》《生死晶黃》《日光流年》《炸裂志》等。2014年獲得卡夫卡文學獎，此獎項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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