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鄉村學校孩子們最開心的是村裡死人

撰文/曹東勃，大學教師

來深度貧困縣Y縣政府掛職兩月有餘了。作為一個教師，總想著要去學校里看看老師和孩子們，一直不得空閑。上周末，跟辦公室的同事說，馬上要教師節了，下周一定要去「掛包」的P鄉走訪幾個中小學。

陰暗的宿舍，擁擠的食堂

早上八點半出來，經過一個半小時的山路，先來到一個行政村小學。我在之前的專欄文章《大班額：「撤點並校」的意外後果》中曾分析過，本世紀最初的十年，是鄉村學校和教學點撤併的一個高潮，其餘波一直延續到當下。P鄉共有6個行政村，每個行政村保留一個小學。同時，在它的31個自然村中，保留了極少數的教學點。教學點與小學的主要區別在於規模。由於師資、生源等方面的因素，達不到一年級到六年級的「整建制」，所以不成其為完全意義上的學校，只能稱為教學點。

教學點的老師是最辛苦的。一般仍然保留教學點的地方，距離村小學、鄉中心小學都比較偏遠。適齡兒童上學路途就需要十幾二十公里，極為不便。而小學一到三年級的低齡兒童，也不方便獨立生活，故而很難用寄宿制的方式。就近就地讀書，是不得已的選擇。P鄉最偏僻的兩個自然村，分布著兩個「一師一校」的教學點，連續幾十年在那裡堅守，相當于軍隊裡面的「一個人的哨所」。學生規模不夠，甚至會隔年招生，六歲半的和八歲的同時上一年級，這種耽擱受教育時間、延遲一年上學的現象並非個案，並沒有什麼「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緊迫感和只爭朝夕的意識。

走近只有兩層的村小學教學樓，一樓傳出「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的乘法口訣表，與二樓的語文開學第一課課文的朗朗讀書聲混合在一起，響徹校園。校長介紹說，這裡的孩子絕大部分需要住校，並帶我走進學生宿舍。看上去，裡面光線昏暗，地面潮濕，很難想像十歲左右的小孩子就離開父母，這樣開始了集體生活。

村小校園

村小學生宿舍

離開村小後，轉到鄉中心小學。這裡的硬體設施就明顯比村小好很多。鄉中心小學與各行政村小學之間的關係是，後者是前者的分校，前者在資源、師資的配置和使用上在全鄉範圍內進行統籌。家庭條件稍好一些的家長，當然都樂於將孩子送到鄉中心小學來讀書。可是這裡的住宿條件其實並不比村小學好多少。因為是山區，並沒有那麼多可供建設宿舍的土地，只能臨近農戶家的房子而建，最窄處甚至不到一米（見下圖）。下面那張照片中，單看那一扇扇標著序號的漏風鐵門和鐵窗，你能猜到這是學生宿舍嗎？

中心小學校舍

中心小學學生宿舍

中午十一點二十，上午四節課全部結束，700多個小學生從教室魚貫而出。小學的作息與這邊的工作和生活節奏是吻合的，下午兩點半上課（上班），我猜這主要是體感上事實存在著時差，儘管全國使用的都是統一的北京時間，卻不能不因地方性慣習與人們的生理規律而有所變通。不過，孩子們看上去將近三個小時的午休時間，卻由於吃飯問題耽擱不少。學校食堂空間非常擁擠。學生們排隊打飯的隊伍，要一直到十二點才完全消失。打好了飯，也沒有足夠的座位。只能在狹小的校園裡到處找地方，幾個人圍在一起站著吃，或者蹲著吃。雖然這裡地處北回歸線以南，一般來講氣候是只有春夏，無問秋冬的，但不要忘了這已經上到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上，不要說冬季，就是深秋的風也足夠刺骨。

學生們的午餐

我想起自己高中時的食堂，一開始吃飯也是站著吃的。下課後要比誰跑得快，座位從來是手快有手慢無的，沒座的就找地方站著吃。後來學校蓋了一座大概是五六層的樓，每層都是食堂，問題就轉化為誰跑得慢，誰就爬到頂層去吃，但基本都有座位了。這裡卻很難這樣做，不只是資金的問題，而是山體滑坡頻發，基礎不牢，樓層不能設計得太高。

英語教學的痛點：不會查詞典

下午的行程全部在鄉中學。一個鄉鎮一般只有一所中學，所以也就沒有什麼「中心中學」。這所中學建於1995年，目前有11個班，在校生規模是590多人。

我對校長提出想聽一堂課，校長問聽什麼課。我說在語文、數學、英語三門主科里選就行，校長說，語文通常都是優先排在早上，適合晨讀，數學也要求學生頭腦清醒，所以也多放在上午，只有一部分英語課是排在下午的。於是就來到初中二年級的一個班，聽楊老師的英語課。

鄉中學的英語課

從語法上看，這節課講的是一般過去時的一些基本句式和日常應用。課程結束後，校長讓我稍微點評一下，並給孩子們講點鼓勵的話。點評不敢當，我就分享了一點體會。五年前，我曾帶隊到皖南農村支教和調研。我們20個師生分散在20戶農民家中。我所居住的那一戶農家的小孩子，也是剛上初二。我看他背英語單詞相當吃力，在課本後面的辭彙表裡生硬地直接用漢語標註讀音。於是我就問他，平時背單詞是怎麼背的呢？回答就是這樣死記硬背。我當場就跟他打賭，我說你隨便考我，只要我會讀，我就會寫，不用硬背。他試驗了幾次，表示很驚奇，他說學校里的老師根本沒教過這種學音標就能背單詞的方法。

我這才發現這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之癥結所在，就通知全體隊員，臨時改變支教的計劃，十幾天的時間裡，在英語這門課程上只要把音標教會就算是大功一件。最後臨走前，給每家的小孩子買了一本英漢詞典。我想這個方法同樣適用於這裡的孩子，因為從剛才課堂上的集體朗讀中，能夠聽出來他們的發音也存在生硬和不標準的問題。

課後，楊老師跟我交流，同意我的判斷。她告訴我，現在全班會使用英語詞典的是極少數，甚至大部分學生也不會使用漢語詞典。非但音標沒有學過，漢語拼音也不掌握。而且鄉里也沒有像樣的書店，不少孩子甚至都沒有去過縣城，沒進過新華書店。在這個近乎100%少數民族的中學裡，英語實際上是這些孩子的第三語言，從本民族語言到漢語再到英語，這中間的兩次變換，讓不少人產生畏難情緒。現在語文的教學中已經不像我們上學時還要講一點「主謂賓壯定補」之類的語法結構，但是英語涉及這些時態、句式結構時，仍然要講語法。少數民族語言是天然語言，根本無所謂語法；第二語言漢語則不講語法了；到了第三語言英語又開始講語法，造成相當大的混亂。由此的一個衍生結果就是，無論是語文的作文，還是英語的作文，都是丟分重災區。

我又問楊老師，平時上課也都像今天這樣用電子白板嗎？還是因為我今天聽課，才秀了一把信息化教學？她不好意思地承認，平時是不大用PPT教學的，覺得並不很實用。我馬上認可，實際上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有些課程，特別是中小學階段的課程，在黑板上板書本身就留給學生一個緩衝和接受的過渡階段，PPT式的一閃而過反而會適得其反。我們當然需要信息化手段，中學教室也都配置了電子白板，但越來越遠離紙墨書香的課本和板書，搞信息化大躍進，除了催生一堆短期行為，搞出一堆看得見摸得著的「政績」，恐怕更可能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教育不是培訓，對於技能和機械化的死知識的傳遞，信息化手段毫無疑問是有效的，但對於義務教育這種種處處滲透著啟發、關愛、育人等要素的基礎教育階段，其有效性要大打折扣。

苦與樂：教師們的心聲

第一節課下課，是三點十分。我請校長將後面幾節沒有課的青年老師請到他的辦公室，開一個座談會，我想聽聽老師們在教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有哪些想法、困惑、意見和建議。

一共來了十幾位老師，暢所欲言地聊了兩個小時。事後有老師驚訝於看到我拿著本子記了十來頁，以為我只是來校園裡轉一圈就走。我解釋了一下：第一，我跟你們是同行，但我在大學，對中學不了解，我在上海城區，對貧困縣農村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所以就是來聽你們真實想法的。第二，這種調查習慣，是在剛工作的時候到農村調研時養成的職業習慣，沒什麼特別的。第三，馬上教師節了，難得上山來看看你們，當然是聊多長時間都不算多。而且我一定盡量把你們反映的問題讓更多的人看到，引起更多人的重視，我們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

與老師們的座談

我大致整理了一下，發現老師們談得比較集中的有兩個方面：

一是家長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角色缺失問題。590多個學生中，有80%以上是父母至少有一人外出務工的，雙方都不在家的也至少在50%以上，留守兒童比例極高。有的父母甚至連自己的孩子上到了幾年級都不知道，留給學校的聯繫方式也都是爺爺奶奶甚至在村裡的其他親戚的電話。他們似乎很不樂於接到學校的電話，把賺錢看得更重要。新學期的初二家長會，整個年級四個班就來了四五個家長，還都是上了年紀的爺爺奶奶。他們只能講本民族語言，完全聽不懂漢話。請注意，這裡的漢話指的還不是普通話，只不過是方言形式的漢語。

一位老師動情地講了一個故事，一次有一個孩子突發重病，他自己背著孩子到鄉衛生所，給孩子的爸爸打電話，對方竟然十分漠然地讓學校看護，自己忙著拉沙賺錢，不能趕回來。錢可以慢慢掙，孩子的成長就是這麼短暫的幾年。這些父母知不知道，很多孩子因為沒有父母的陪伴，性格孤僻、封閉、始終有一種害怕被遺棄的想法甚至自閉症的傾向。不願意開口說話，不願跟老師交流，因為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就始終沒有同父母和老師這樣年齡段的人交流的經驗，而爺爺奶奶往往覺得只要供給吃穿就算完成任務，更多的要求早就心有餘力不足了。

父母不在身邊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就是輟學。為了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控輟保學」的任務，學校絞盡腦汁想辦法，讓學生對學習感興趣，讓學生樂於留在校園裡。每個老師都要在下午課程結束到晚自習開始前的兩個小時左右時間裡，自己設計富有創意的課外活動。既便如此，一些學生的厭學情緒仍然會悄然生長。這些平時住校的孩子，周末有回家的機會。特別偏遠的地方，單程車費就要20元。到了周日的晚上，就會有孩子編理由說路上滑坡，今天沒有車出來，於是就不回來了。為避免謊言穿幫，同一個地方的孩子會私下串通好說辭，要不回來就都不回來。

一些孩子小學時就有抽煙喝酒的習慣，一位老師說到他們初一班上的一個學生，煙齡已經六年。這類學生到了一定階段，外面的誘惑多起來之後，父母不在身邊，家庭中對教育的堅持也就逐漸鬆動，很容易就跑到鄰縣去挖礦或打工。往往是上個學期的期末考試還參加過，下個學期開學人就不來了。我們一般只是認為男生受到打工掙錢的誘惑大因而輟學率高，其實在十多年前，女生的輟學率也不低。她們倒未必因打工而輟學，而是早早被「嫁」出去。學校家訪勸其返校，沒多久男方家就會找上門來，給學校扣上一頂拐賣「已婚婦女」的帽子。這導致那時的女生輟學，學校基本上不敢幹涉太多。當然，這類極端現象現在已十分罕見，當下的零星輟學現象主要集中在初二男生。原因也不難理解：初一，對初中學習還保持著一定的新鮮度，學習成績的分化也尚未出現；初三，無論接下來是直接找工作、還是少部分人能夠讀到高中抑或中專，至少忍過這一年，就可以拿到初中畢業文憑了，犯不著這時冒險退出、前功盡棄。

二是鄉村青年教師的職業成長與生活適應問題。當前的政策體系中，中小學教師專業技術職務職稱評聘已經打通。跟一般事業單位的對應關係是，剛剛畢業工作在小學的教師，第一年為「未定級」，第二年具備各方面條件後可定「三級教師」，再過三年可晉「二級教師」，之後是「一級教師」，從一級教師再經過一定條件和年限可晉陞「高級教師」，也就是我們一般說的副高級職稱了。中學比小學的優勢在於起點高一些，工作的第二年可直接定為「二級」三年後「一級」，五年後「高級教師」。

這樣的一個成長路徑，首先是要求你必須紮根足夠的時間，耐得住寂寞和勞苦。但僅僅熬年頭還是不夠的，老師們還必須做到一專多能，能者多勞。除了三大主科老師是轉任教師之外，科任老師都要一身兼二任、跨年級甚至跨學科地從事教學活動。跨年級這一點還容易，跨學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備課準備了。比如物理老師普遍兼任生物老師，體育老師的組合最多，或兼任地理老師、或兼任歷史老師。所以，當我們再聽到「你的XX課是體育老師教的吧」，不要笑，這在很多鄉村中學其實是一個不得已的、令人心酸的真相。

這些鄉村教師真是很不容易。590多個學生對應著全校38個老師。平均年齡不到30歲，其中有20位老師來自外縣甚至外省，而他們之中竟然產生了六對年輕夫婦。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他們平時交往的圈子就是這麼大，他們甚至都沒有和鄉政府的工作人員、鄉上其他企業的員工深入交往的機會，只是過著教師宿舍、教室、食堂三點一線的單調生活，這些遠道而來的宅男宅女們互相理解和欣賞，逐漸內部「消化」產生了這樣淳樸的愛情。

全校教職工子女在三歲以下的有13個。他們的父母平時忙於繁重的教學工作，只能請雙方父母遠道而來照顧，或者忍別離之苦，將孩子送到老家。一對夫婦帶著孩子，與幫助照看的丈母娘一家四口人擠在實際套內面積不到40平方米的宿舍中，連為多添置一張床的想法都要因擠占空間而作罷。現在憂慮的是孩子的成長，將來就要擔心父母的身體和養老了。

一位女老師說，她是2012年從J縣考過來的。那時學校的教學樓相當破舊。7個女教師住一間宿舍，衣服只能疊起來放在行李箱里。她的老家每天早上都能趕集，這邊當時要買一些日常用品都很不方便。最初食堂伙食也比較寡淡，幾乎是清水煮米線，上面偶爾飄著幾根韭菜。沒有浴室的時候，即便是女教師，也只能沖冷水澡。她輕易不敢給家裡打電話，因為怕忍不住想回家，忍不住哭，有幾次她哭著對父母說「你們再打電話就把我接回家吧，你們不來接，我自己也拖不動行李下山」。她的父母勸她安心教學，畢竟一個教師的崗位來之不易，給了她很大鼓勵和支持。朋友提醒她，前三年千萬不要在當地找對象，否則結婚生子，小心一輩子就沒機會出來了。那幾年，她也心思活絡地參加了老家的好些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考。再後來，她找到了與她一起考到P鄉的另一位鄉村教師，他們一個在中學、一個在最偏遠村寨的小學。連續打了三年報告，終獲批准，一同來到了鄉中學，紮根在這裡。

另一位女教師是2009年從X縣考過來的。她去了P鄉最遠的一個村，進村的道路還沒有修通，行李是用馬馱過去的。當時心裡想的是，自己年齡已經不小了，萬一在這裡遇不到合適的人，年齡拖大了，可能一輩子就嫁不出去了。幸運的是，她也同樣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侶。類似這樣讓人落淚的故事還有很多。

校長的憂慮：留住老師，幫幫孩子

校長很年輕，31歲。北方某大學畢業，通過教師特崗計劃回到家鄉進入了這個中學。教課之外，做了五年班主任，之後由於前些年師資流動特別快，所以從教務主任、副校長、校長一路干過來，至今在38個老師中，年齡還算是中間偏大的。

座談會的最後，我請校長也講幾句他最擔憂的是什麼。他說一是留住老師，一是幫幫孩子。他回憶前些年，一度在同一年度調走了9個老師：「你讓學校還怎麼維持？」英語老師頻繁調動的影響是最大的，全校就五個英語老師，動任何一個都要留下很大的缺口，一時半會兒還填補不上。

「人往高處走，適當的流動我們也完全理解，但是總要有個節奏和限度，不然孩子們怎麼辦？」校長回憶，以前每年都有10人左右調動，太傷元氣。很多老師精力並不花在教學和備課上，而是花時間準備公務員考試，一來是嫌我們基礎條件差，二來也想回到父母身邊、回到家鄉。這種狀態下，學生的學習成績就很難有起色。

他認為，Y縣整體的教師隊伍編製都還有很大缺口，45萬人口只有3000多名老師，鄰縣10多萬人口竟有近2000個老師。校長判斷，從這幾年鄉中心小學四五年級的學生人數來看，是逐年增長的，這可能是放開生育政策使然。因此三年之內，中學的在校生規模很可能會從現在的590人攀升至接近1000人。到那時，在堅決杜絕大班額的情況下，將近20個班級的規模，教室勉強還是能湊夠的。可是老師呢？難道還是這38個人？如果每年再有不少超出預期的人員流動，後果不堪設想。

對於學生，校長覺得，開拓他們的眼界，是第一位的事情。他舉了頗具當地文化特色的一個事例。

學校食堂

「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催促食堂給學生們加個牛肉的菜。」

「為什麼？」

「我問過他們，你們愛吃什麼？他們回答說是牛肉。我又問他們，你們最開心的事是什麼？回答是村裡死人。因為按照當地傳統習俗，紅白喜事都是傾向於大操大辦的。辦白事時，老人所有成家的子女都要回來，而且每家要牽一頭牛回來，殺掉，全村放開了吃，有時要吃個把禮拜還吃不完。其實這也是生產力的極大浪費啊不是嗎。因為山地沒法機械化，牛就是生產力，牛說殺就殺，他們自己也心疼，也想統一有個約束。可是誰也不敢隨便反傳統。所以孩子們說喜歡死人，死人了就可以吃好多好多牛肉，吃好多好多天。」

（圖中的第二條，是校長和學生對話的一個佐證。「他家有事全村不幫！」熟人社會的傳統制約力量，這是殺手鐧，現在好多地方搞的村規民約，看上去高大上，其實都是抄來抄去，大而無當，還不如這些有用。這個村規民約話糙理不糙，移風易俗的事情的確也是需要的。這也可理解為一種文化上的改土歸流吧）

校長這番話說得人很是心酸。孩子們的回答，幾乎等價於很久之前那個「放牛—生娃—再放牛—再生娃」的粗糙夢想。他們沒有見過更廣闊的世界和更值得追求的東西，目力所及只有牛肉，再過一兩年的誘惑，也許就是挖礦、打工。

我來Y縣之前，在省城參加了兩天的培訓。扶貧辦、教育廳的領導都提到一個民族學概念——直過民族，也就是從沒有階級觀念、市場觀念、貨幣觀念的原始部落狀態直接過渡進入到現代社會狀態。我一開始體會還不深。後來下到農村去了幾趟，確實發現在直過民族地區的一些偏遠農村，有的至今還保持著物物交換的習慣，恥於言利、不屑競爭、拒斥市場和貨幣，基本的計量單位可能是「一堆」，用此「一堆」兌換彼「一堆」。有時我也會懷疑，我們費這麼大力氣要幫助他們擺脫的貧困、幫助他們能夠看到更大的世界，究竟是不是一種強迫和打擾呢？

後來我想通了，當你知道有更多的選擇之後，寧願歸於恬淡、安貧樂道，那是值得尊重的個人意志，無可厚非。但如果他們根本就沒有更多的選擇空間與更強的可行能力，那麼社會有責任提供一種幫助和托舉。扶貧先扶智，扶貧先扶志，要跳出「貧窮限制想像力」的坐井觀天怪圈，只有藉助於教育。只有教育，能給他們打開一個新的天地。

晚上八點半，下得山去，折返縣城宿舍。本文整理完成之際，看到豐潭中學一位80後班主任因重病突然離世的新聞，不勝唏噓。今年的教師節，讓我們關注這些紮根邊疆的鄉村教師、敬業奉獻的青年教師，向他們致敬。

（本文原標題《我與鄉村教師的一次座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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