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遇到過好老師嗎？

知識 09-10

今天是教師節。

一位真正的好老師很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一生。你的學生時代有這樣的老師嗎？如果有，記得和他們說句教師節快樂吧！

下面選了四位作家回憶恩師的文章，深情動人。願這些美好的文字伴你回到那些過去的時光。

雷蒙德·卡佛

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美]瑪莎·吉斯

孫仲旭譯

我第一次見到雷蒙德·卡佛（他身材魁梧，身高6英尺）時，他穿著格子襯衫和卡其布休閑褲，坐在一張帶著圍椅式寫字板的椅子上，他長長的腿伸到我們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們會這樣做，」他提議道，他話音低沉，幾乎是咕噥。我們有8天時間，他提議全班同學下午兩點鐘碰頭，上午用來寫作以及私下跟他討論。「如果你們覺得沒問題，」他又說，然後探詢地掃視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傳閱過，我們就可以先讀一讀，準備評論意見。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聲閱讀他的短篇，有時間的話，卡佛可能讓別人來讀，這樣可以從另一個人口裡聽到自己的短篇。小組討論某個短篇時，作者不可以發言，好不讓他為自己辯解，更好地聆聽，記下別人所講的。那次讓我知道這是愛荷華做法，也就是說，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過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寫作班（10年後，他也在那裡教過課）上的做法。

通常，雷從問一個問題來開始點評：「這算是個短篇小說嗎？」甚至對結構最糟糕、不可救藥的故事，他也會這樣問，而且極為嚴肅地幫助我們弄清楚為什麼是，或者為什麼不是。

如果有人開玩笑地提一個問題，他從來不會隨便回答，而總是認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話經常出自緊張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評論時帶著譏諷（不是自貶）或者殘酷（那可要命！）他會安靜地盯著別處一會兒，通常抽著煙，耐心地等待我們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短篇的意圖，著手幫助作者更好地表達意圖。同時，我們對觀點上的游移、被動的結構和蹩腳的倒置之類保持警惕。卡佛告訴我們要評論得具體，有建設性。

他對每個人都鼓勵，不管某個短篇有可能在我們眼裡有多麼沒希望。我聽說並不是每位老師都會這樣。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前一年跟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學習過，斯通建議她完全放棄寫作！當然，她深受打擊。我後來讀到過《巴黎評論》上對威廉·斯蒂倫（William Styron）的一篇訪談，他在訪談中說道：「教師應該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農民一樣精心挑選，不去鼓勵那些沒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對我們都鼓勵，而把剔苗工作留給了上帝。

除了善意與尊重，雷還有極好的幽默感，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證明這一點。他跟我們講了他怎樣有一次去旁聽審案，一個女孩上了證人席，站在那裡一再說「後來他走了」、「後來我走了」。他很羨慕像這樣自在使用語言，特別是那種用法，出現在他的《涼亭》（Gazebo）中。與此類似，是他喜歡新詞，我記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 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詞，讓他覺得妙不可言，並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這個詞。

「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他說過，「是像詩歌一樣，一行行構建起來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關於怎樣可以寫得更容易，然而不把這些當成規則：「短篇小說作者如果不去嘗試使用全知全覺的口吻，會寫得很艱苦，受限的第三人稱能讓我們嘗試去寫很多方面。」他告訴初學者。

他主要是告訴我們他覺得行之有效的寫作方式：「我盡量寫得快，不是用速記的方法。我都是在兩天內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話，我想一天內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進第一稿。」他強調道，「第一稿是你所寫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後的定稿。」雷稱這些臃腫而書寫過多的第一稿為「銀行存款」，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幾個月內的工作對象。他期望我們視需要，可以把一個短篇重寫二三十遍。他說，他的短篇小說《鄰居》（Neighbors）一開始的篇幅是後來定稿的10倍長。他一再提醒我們，寫作是個艱苦的過程，我們應當學會享受改稿過程。

總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怎樣能伸進我們的段落拎出一個蹩腳的句子，認真改寫，直到這個句子在他手裡變得完美，亮光閃閃。

摘自《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錢穆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余英時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余短髮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後突得台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餘，心潮洶湧，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他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後得到台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狀態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台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議，會後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台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而每次到台北，無論行程怎麼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並不是出於世俗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於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字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為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後我希望有機會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後才能下筆。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後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京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京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剛在這裡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念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

錢先生雖然在中國是望重一時的學者，而且我早就讀過他的《國史大綱》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曾在燕大圖書館中參考過《先秦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卻沒有很大的號召力。當時新亞書院初創，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已佔滿了全部空間我們在長桌的一邊坐定不久，錢先生便出來了。

我父親和他已見過面。他們開始寒暄了幾句。錢先生知道我願意從燕京轉來新亞，便問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我去考試時，錢先生親自出來主持，但並沒有給我考題，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先生不但當場看了我的中文試卷，而且接著又看我的英文試卷。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錢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並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他怎麼也會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問。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在寫完《國史大綱》以後，曾自修過一年多的英文，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閱卷之後，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被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了。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全部過程。現在回想起，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儘管遍天下，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錄取，都由他一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

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他是一個十分嚴肅、不苟言笑的人。但是這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不過等到我發現這個錯誤，那已是一兩年以後的事了。

當時新亞學生很少，而程度則參差不齊。在國學修養方面更是沒有根基，比我還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錢先生教起課來是很吃力的，因為他必須盡量遷就學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亞教課絕不能與當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時相提並論。我個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之外。他給我的嚴肅印象，最初使我有點敬而遠之後來由於新亞師生人數很少，常常有同樂集會，像個大家庭一樣，慢慢地師生之間便熟起來了。熟了以後，我偶爾也到他的房間裡面去請教他一些問題，這樣我才發現他真是「即之也溫」的典型。而後來我父親也在新亞兼任一門西洋史，他常常和我們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頂或去石澳海邊坐茶館，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這便是上面所引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了。錢先生那時偶爾還有下圍棋的興趣，陳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對手，因為兩人棋力相等。我偶爾也被他讓幾個子指導一盤，好像我從來沒有贏過。

這樣打成一片以後，我對錢先生的認識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畢竟有儒學的素養，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夠以理馭情，恰到好處。我只記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沒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們一家人請他同去看一場電影，是關於親子之情的片子。散場以後，我們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濕潤的。不用說，他不但受了劇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們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懷念著留在大陸的子女。但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愛。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余英時

我跟錢先生熟了以後，真可以說是不拘形跡，無話不談，甚至彼此偶爾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裡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但這絕不是老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我想這也許便是中國傳統語言所謂的「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

這種尊嚴使你在他面前永遠會守著言行上的某種分寸，然而又不覺得受到什麼權威的拘束。說老實話，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錢先生不但無權無勢，連吃飯都有困難，從世俗的標準看，哪裡談得上「權威」兩個字？這和新亞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幫助以後，特別是新亞加入中文大學以後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早期的新亞學生和錢先生都是患難之交以後，雅禮協會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亞了，香港大學又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錢先生在香港社會上的地位當然遽速上升。但是就個人的親身體驗而言，錢先生則依然故我，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發展以後的新亞遷到了嘉林邊道。

我仍然不時到他的房間里聊天，不過常不免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訪客。有一次，一位剛剛追隨他的文史界前輩也恰好在座，忽然這位先生長篇大段地背誦起文章來了，我沒有聽清楚是什麼，錢先生有點尷尬地笑，原來他背誦的是錢先生幾十年前在北平圖書館館刊上所發表的一篇文字。這一切都和錢先生本人毫不相干。一九六零年春季，錢先生到耶魯大學任訪問教授，我曾兩度去奉謁，他和錢師母也兩度到康橋來作客。他們臨行前，還和我們全家同去一個湖邊木屋住了幾天。我們白天划船，晚上打麻將，這才恢復到我們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種交遊。錢先生還是那麼自然、那麼率真、那麼充滿了感情，但也依然帶著那股令人起敬的尊嚴。

上面描寫的錢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較完整地看到這一面也是出於特殊機緣造成的。錢先生從來不懂得嘩眾取寵，對於世俗之名也毫無興趣，更不知道什麼叫作「製造社會形象」或「打知名度」。這些「新文化」是向來和他絕緣的、因此他不會在和人初相識時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對青年人說過分稱譽的話。除非有五十年代香港的那種機緣，錢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為人發現的。他對《論語》「人不知而不慍」那句話，深信不疑，而近於執著。五十年代初他和我閑談時也不知提到了多少次，但他並不是向我說教，不過觸機及此罷了。

上面說到我得到錢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以外，這也有外緣的關係我在新亞先後只讀了兩年半，正值新亞書院最艱困的時期，錢先生常常要奔走於香港與台北之間，籌募經費。一九五零年年底，他第一次去台北，大約停留了兩三個月，好像五一年的春季，他沒有開課。五一年冬他又去了台北，不久便發生了在聯合國同志會演講而禮堂倒塌的事件，錢先生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天，幾乎死去，所以整個五二年春季他都在台灣療養。五二年夏初，新亞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我是三個畢業生之一，但錢先生還沒有康復，以致竟未能趕回香港參加。所以我上錢先生的課，一共不過一個半學年而已。事實上，我有機會多向錢先生私下請益是在他傷愈回港以後，也就是我畢業以後。

自從獲得錢先生逝世的消息，這幾十小時之內，香港五年的流亡生涯在我心中已重歷了無數次。有些記憶本已隱沒甚久，現在也復活了起來。正如錢先生所說，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我這篇對錢先生的懷念主要限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這幾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遇到錢先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人了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但是反之則不然，因為錢先生的生命早已定型，我在他的生命史上則毫無影響可言，最多不過如雪泥鴻爪，留下一點淺淺的印子而已。

錢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真精神、真生命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而延續在無數和他有過接觸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包括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的生命在內。

本文作於一九九零年

選自《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莫言

我的老師

莫言

這是一個被千萬人寫過還將被千萬人寫下去的題目。用這個題目做文章一般都抱著感恩戴德的心情，當然我也不願例外。但實際生活中學生有好有壞，老師也一樣。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教過我的老師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壞的。當時我對老師的壞感到不可理解，現在自然明白了。

我5歲上學，這在城市裡不算早，但在當時的農村幾乎沒有。這當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對我進行早期教育來開發我的智力，主要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村被劃歸國營的膠河農場管轄，農民都變成了農業工人，我們這些學齡前的兒童也像城裡的孩子一樣通通進了幼兒園，吃在那裡，睡也在那裡。幼兒園裡的那幾個女人經常剋扣我們的口糧，還對我們進行准軍事化管理。飢腸轆轆是經常的，鼻青臉腫也是經常的。於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學校里去，這樣我的口糧就可以分回家裡，當然也就逃脫了肉體懲罰。

我上學時還穿著開襠褲，喜歡哭，下了課就想往家跑。班裡的學生年齡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經生了漆黑的小鬍子。給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老師是一位個子很高的女老師，人長得很清爽，經常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藍衣服，身上散發著一股特別好聞的肥皂味兒。她的名字叫孟憲慧或是孟賢惠。我記住她是因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這樣一件事：全校師生都集中在操場上聽校長作一個漫長的政治報告，我就站在校長的面前，仰起頭來才能看到他的臉。那天我肚子不好，內急，想去廁所又不敢，就將身體扭來扭去，實在急了，就說：「校長，我要去廁所……」但他根本不理我，就像沒聽到我說話一樣。後來我實在不行了，就一邊大哭，一邊往廁所跑去。一邊哭一邊跑還一邊喊叫：「我拉到褲子里了……」我當然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帶來的後果，後來別人告訴我說，學生和老師都笑彎了腰，連校長這個鐵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師到廁所里找到我，將一大摞寫滿拼音字母的圖片塞進我的褲襠里，然後就讓我回了家。

十幾年之後，我才知道她與我妻子是一個村子裡的人。我妻子說她應該叫孟老師姑姑，我問我妻子：「你那個姑姑說過我什麼壞話沒有?」我妻子說：「俺姑誇你呢!」我問：「她誇我什麼?」我妻子嚴肅地說：「俺姑說你不但聰明伶俐，而且特別講究衛生。」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個老師也是個女的，她的個子很矮，姓於名錫惠，講起話來有點外地口音。她把我從一年級教到三年級——我自己也鬧不清楚上了幾次一年級——從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圖識字。30多年過去了，我還經常回憶起她拖著長調教我拼音的樣子。今天我能用電腦寫作而不必去學什麼五筆字型，全靠著於老師教我的那點基本功。於老師的丈夫是個國民黨的航空人員，聽起來好像洪水猛獸，其實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他教過我的哥哥，我們都叫他李老師，村子裡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間，興起來往牆上刷紅漆寫語錄，學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師，拿著尺子、排筆，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樣，半天寫不上一個字;後來把李老師拉出來，讓他寫，他拿起筆來就寫，一個個端正的楷體大字躍然牆上，連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

於老師的小兒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學我就跑到他們家去玩，我對他們家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情。後來我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們家去了。幾十年後，於老師跟著她的成了縣醫院最優秀醫生的小兒子住在縣城。我本來有機會去看她，但總是往後拖，結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時，她已經去世了。聽師弟說，她生前曾經看到過《小說月報》上登載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時她已經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還是一眼就認出了我。師弟問她我的字寫得怎麼樣，她說：比你寫得強!

第三個讓我終生難忘的老師是個男的，其實他只教過我們半個學期體育，算不上「親」老師，但他在我最臭的時候說過我的好話。這個老師名叫王召聰，家庭出身很好，好像還是烈屬，這樣的出身在那個時代真是像金子一樣閃閃發光。一般的人有了這樣的家庭出身就會趾高氣揚、目中無人，但人家王老師卻始終謙虛謹慎，一點都不張狂。他的個子不高，但體質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記得他曾經跳過了一米七的橫杆，這在一個農村的小學裡是不容易的。因為我當著一個同學的面說學校像監獄、老師像奴隸主、學生像奴隸，學校就給了我一個警告處分，據說起初他們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為我年齡太小而倖免。出了這件事後，我就成了學校里有名的壞學生。他們認為我思想反動、道德敗壞，屬於不可救藥之列，學校里一旦發生了什麼壞事，第一個懷疑對象就是我。為了挽回影響，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幫老師生爐子，夏天幫老師喂兔子，放了學自家的活兒不幹，幫著老貧農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學校和老師都認為我是在偽裝進步。

一個夏天的中午——當時學校要求學生在午飯後必須到教室午睡，個兒大的睡在桌子上，個兒小的睡在凳子上，枕著書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裡流行一種木板拖鞋，走起來很響，我爹也給我做了一雙，我穿著木拖鞋到了教室門前，看到同學們已經睡著了。我本能地將拖鞋脫下提在手裡，赤著腳進了教室。這情景被王召聰老師看在眼裡，他悄悄地跟進教室把我叫出來，問我進教室時為什麼要把拖鞋脫下來，我說怕把同學們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說就走了。事後，我聽人說，王老師在學校的辦公會上特別把這件事提出來，說我其實是個品質很好的學生。當所有的老師都認為我壞得不可救藥時，王老師通過一件小事發現了我內心深處的良善，並且在學校的會議上為我說話。這件事，我什麼時候想起來都感動不已。

後來，我輟學回家成了一個牧童，當我趕著牛羊在學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師時，心中總是百感交集，紅著臉打個招呼，然後低下頭匆匆而過。後來王老師調到縣裡去了，我也走後門到棉花加工廠里去做臨時工。有一次，在從縣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騎車回家的王老師，他的自行車後胎已經很癟，馱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還是讓我坐到后座上，載我行進了十幾里路。當時，自行車是十分珍貴的財產，人們愛護車子就像愛護眼睛一樣，王老師是那樣有地位的人，竟然冒著軋壞車胎的危險，載著我這樣一個卑賤的人前進了十幾里路。這樣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夠做出來的。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到過王老師，但他那張笑眯眯的臉和他那副一躍就翻過了一米七橫杆的矯健身影經常在我腦海里浮現。

選自《莫言散文》

梁曉聲

我和橘皮的往事

梁曉聲

多少年過去了，那張清瘦而嚴厲的，戴六百度黑邊近視鏡的女人的臉，仍時時浮現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學四年級的班主任老師。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關於橘皮的往事……

其實，校辦工廠並非是今天的新事物。當年我的小學母校就有校辦工廠。不過規模很小罷了，專從民間收集橘皮、烘乾了，碾成粉，送到藥廠去。所得加工費，用以補充學校的教學經費。

有一天，輪到我和我們班的幾名同學，去那小廠房裡義務勞動。一名同學問指派我們幹活的師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幾種病?師傅就告訴我們，可以治什麼病，尤其對平喘和減緩支氣管炎有良效。

我聽了暗暗記在心裡。我的母親，每年冬季都被支氣管炎所苦，經常喘作一團，憋紅了臉，透不過氣來。可是家裡窮，母親捨不得花錢買葯，就那麼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著，一冬季比一冬季氣喘得厲害了。看著母親那種痛苦樣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裡難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這麼多這麼多橘皮，我何不替母親帶回家一點兒呢?……

當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幾片干橘皮。

以後，每次義務勞動，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幾片干橘皮。

母親喝了一陣子干橘皮泡的水，劇烈喘息的時候，分明的減少了。起碼我覺著是那樣。我內心裡的高興，真是沒法兒形容。母親自然問過我——從哪兒弄的干橘皮?我撒謊，騙母親，說是校辦工廠的師傅送給的。母親就撫摸我的頭，用微笑表達她對她的一個兒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兒欣慰，那乃是窮孩子們的母親們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於一名同學的告發，我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先是在全班同學眼裡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後來是在全校同學眼裡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塊橡皮，半截鉛筆，只要一旦和「偷」字連起來，也足以構成一個孩子從此無法刷洗掉的恥辱，也足以使一個孩子從此永無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們互相攻訐之時，你會聽到這樣的話——「你自小就是賊!」——那賊的罪名，卻往往僅由於一塊橡皮，半截鉛筆。那賊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個人背負終生。即使往後別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內心裡，也是銘刻下了。這一種刻痕，往往扭曲了一個人的一生，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毀滅了一個人的一生……

在學校的操場上，我被迫當眾承認自己偷了幾次橘皮，當眾承認自己是賊。當眾，便是當著全校同學的面啊！……

於是我在班級里，不再是任何一個同學的同學，而是一個賊。於是我在學校里，彷彿已經不再是一名學生，而僅僅是，無可爭議地是一個賊，一個小偷了。

我覺得，連我上課舉手回答問題，教師似乎都佯裝不見，目光故意從我身上一掃而過。

我不再有學友了。我處於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對母親講我在學校的遭遇和處境，怕母親為我而悲傷……

當時我的班主任老師，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嚴厲的，戴六百度近視鏡的中年女教師，正休產假。

她重新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時候，就察覺出了我的異常處境。

放學後她把我叫到了僻靜處，而不是教員室里，問我究竟做了什麼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課之前說：「首先我要講講梁紹生(我當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賊。是我叮囑他在義務勞動時，別忘了為老師帶一點兒橘皮。老師需要橘皮摻進別的中藥治病。你們如果再認為他是小偷，是賊，那麼也把老師看成是小偷，是賊吧!……」

第三天，當全校同學做課間操時，大喇叭里傳出了她的聲音。說的就是她在課堂上所說的那番話……

從此我又是同學的同學，學校的學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賊了。從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師，她以前對我從不曾偏愛過。以後也不曾。在她眼裡，以前和以後，我都只不過是她的四十幾名學生中的一個。最普通的最尋常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