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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從不要求我拿100分

我雖然獲得過諾貝爾物理獎章,但我不是天才。在12歲以前,我還沒上學呢!

念小學時,我們學校是所大學附屬小學,媽媽是哪所大學的校長。小學的教師全是媽媽的學生,誰都不管我。爸爸媽媽也不怎麼管我。

當時,我對上學沒有興趣。到學校看看,不喜歡我就走掉了。到哪兒去?到池塘游泳,到河邊捉蝦,四處遊蕩。那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我與其他小朋友一樣,生活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

我的父母都是教授,都是科學家。家裡進進出出的都是科學家,再加上從小父母就把牛頓、愛因斯坦的故事講給我聽,耳濡目染,我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可以說,是興趣把我牽引到國際科學的「峰巔」。

1936年1月27日,母親在美國亞柏爾大學醫院生下了我。本來,母親王雋英當時只是陪父親丁觀海到美國進行學術訪問,沒想到我提早來到人間。根據美國法律的規定,凡是在美國國土上出生的嬰兒,不論他父母的種族、國籍,都能自動取得美國國籍,所以我也不例外。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親當時剛獲得兒童心理學碩士學位,父親是研究土木工程學的,他們都有著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礎。父親的家族在山東日照市濤雒鎮,是遠近聞名的書香世家,我的祖父肄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母親則是那個時代極為少見的女知識份子。母親與父親青梅竹馬,兩人都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讀研究生,可謂志同道合、比翼齊飛。

生下我兩個月後,父母親就帶著我回到中國,他們希望用自己的所學為祖國效力。沒想到,1937年,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父母就帶著我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從青島到南京,再到安徽蕪湖,再到上海、武漢,最後到達重慶。父親聯繫到重慶大學工作,母親也受聘於西南教育學院,全家終於安頓下來。

在遷徙與不安中,我長到了7歲,進入重慶的一所小學就讀。由於當時戰雲彌漫、空襲不斷,我的學習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第一天上學,空襲的警報就響了。學校為了安全起見,宣佈放假一天,當天的學習就這樣流產了。後來的學習也因為這些原因時斷時續,一個月上不了幾天課,無奈之下,父母決定讓我離開學校,待在家裡,他們自己來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學裡教書,就讓我在家複習功課、做作業;晚上回家後,父母檢查與批改我的作業,然後教給我新的功課,如此循環往復。

母親是兒童心理學的教授,她很善於把握我的心理,並將知識輕鬆地傳授給我。與父親的教育相比,我比較喜歡母親的教育方法,可以說,我小學的教育,多半都是母親教授的。

雖然母親教給我知識,可是從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為她明白100分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沒有什麼意義。而培養孩子學習的興趣、培養孩子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關鍵。這一點,對我以後的學習和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若干年以後,一有人問起我對戰爭的感想,我總是風趣地說:「它的好處是,我可以不必上學了。」

抗戰勝利後,我們一家回到青島。父親把我送到德國修女辦的一所非常嚴格的天主教學校上課。因為此前我從沒受過正規教育,我原來對學校也沒有什麼興趣,所以在天主教學校,我的學習遇到了很大困難。

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從來不責怪我,他們不像許多中國父母那樣強求孩子在學校中拿到好分數。父母反而常常帶我去看京劇、看電影。

1948年,我和弟弟都得了重病,父母果斷地花費了他們的全部積蓄,購買當時剛剛出現的新藥——盤尼西林。如果他們不那樣做,我和弟弟當時可能就不能倖存下來。

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我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親很早就去世了,沒有看到我取得成果的日子。父親很高興參加了我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

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紐約的機場給父親打長途電話,告訴父親自己獲獎了,還想讓父親一同前往瑞典。父親在電話裡激動不已,卻推託說:

「得花不少的旅費,我就不去了吧。」

我立即勸父親:

「旅費由我來解決,只要您能去,我就高興了。」

父親終於爽快地答應了。我知道,搞科學研究的人,該多麼嚮往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啊。

總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們把我引進了科學的大門。他們是我一生的良師益友。

現在,我不強迫孩子讀書。可是我的弟弟妹妹全都望子成龍,擔心孩子學不好,替孩子計畫好一切。

其實,孩子在學校考第一不代表什麼,至少,在我認識的科學家當中,都不是年年拿第一的好學生,我更不曾考過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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