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會力量讓競技體育走出體校的喜與憂
2018-09-11 10:30 | 中國青年報
「杭州亞運會的籌備工作主要分5個階段加以推進，確定了近400項重大活動節點，細化了約4000項具體任務。毫無疑問，這些環節都會積極吸引社會力量參與進來。」今天，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鄭瑤在總結溫州市成為國家「社會力量辦體育」試點一周年的經驗時表示，溫州試點希望探索出能在各地推廣複製的模式，兩三年後，讓浙江在社會力量辦體育方面取得更多突破和成效，並將成果用於亞運會的籌辦工作中。
去年9月5日，國家體育總局與浙江省人民政府簽署了聯合在溫州市開展社會力量辦體育試點的框架協議，標誌著全國唯一的社會力量辦體育試點正式落戶溫州，試點期限3年。溫州市市長姚高員表示，成為試點以來，溫州社會資本累計體育設施建設投入超10億元、人才培養投入超2000萬元、舉辦體育賽事投入超3000萬元。
在姚高員看來，選擇溫州作為試點，與這裡是中國民營經濟重鎮關係密切，「市場力量發軔早，因此，在社會辦學、辦醫、參與養老之外，社會力量辦體育也有不少可以借鑒的樣本。」而這些樣本，不僅體現在政府引導社會力量承辦體育賽事、參與體育設施建設，助力全民健身與體育產業外，更體現在引導社會力量培養競技體育後備人才上。
讓競技體育走出體校的試水者
「在雅加達亞運會上，中國代表團共取得132枚金牌，其中，溫州運動員取得了10枚金牌。」溫州體育局局長張志宏透露，包括體操「小花」羅歡、00後游泳小將鄭梟境及兩名足球運動員在內，共有4名運動員、3枚金牌可以納入社會力量辦體育範疇。
每次說起羅歡站在雅加達亞運會冠軍領獎台上的情景，從事青少年體操培訓十餘年的徐炳興都會提到慣用的比喻「這些孩子就像一幅畫，父母是造紙廠，我們（體操培訓者）是畫家。」
羅歡的幸福其實並不「突然」——8月17日，已經抵達雅加達備戰的黎琪在訓練中受傷，體操隊決定黎琪退出本次亞運會，由羅歡頂替參賽，赴雅加達「救火」的羅歡，最終收穫1枚團體金牌兩枚個人銀牌。而這兩個姑娘都是從溫州體校心橋體操藝術俱樂部走到代表中國體操最前沿的位置，「我還希望在奧運會上，能有我們的孩子升國旗、奏國歌。」徐炳興說。
「10年前，我們還受到質疑，阻力很大。」2007年，市體育運動學校拿出體操房供徐炳興開辦少兒體操俱樂部，這一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的嘗試，給了依靠社會力量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可能性，「對一個縣通常有兩塊金牌的期待，對我們俱樂部的期待是11塊金牌。」數字背後，是原來幾乎人才斷檔的溫州體操成為優勢項目，「今年省運會，溫州體操金牌和杭州持平，獎牌多於他們，在以往不可想像。」
張鋒對體育的「熱血」比徐炳興又早了近10年。1998年創建凱易路馬術俱樂部後，靠生產摩托車起家攢的資本被他「投到這個不掙錢的領域」。2003年，俱樂部還與浙江省體育局簽署協議共建省馬術隊，這也成為全國首支企業辦的省馬術隊。據他介紹，目前，有省隊專業運動員和教練員16人，溫州市青少年馬術隊在訓隊員25人，「我們連續參加4屆全運會馬術比賽，蟬聯了3屆盛裝舞步團體銅牌。」成績背後，是十多年來，用於馬術訓練、馬匹飼養、參賽馬匹選購及外教聘請等方面每年近800萬元的持續投入。
不過對於傳統優勢項目，少體校的作用仍不可小覷。溫州全市目前有8家公辦少體校，過去競技體育基層人才幾乎全部出自這裡，尤其在徐嘉余、呂志武、白安琪等名將輩出的游泳項目上，「體校的選材一向爆滿。」亞運會冠軍呂志武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大浪淘沙的激烈競爭依然在體校上演，可他注意到，「我們幾乎都來自一個區，就是體校方圓5公里、10公里，體校的輻射面其實很窄。」
作為浙江省競技體育的一張「名片」，游泳項目並不乏群眾基礎，因此，當溫州市體育局「後備人才訓練基地」的牌子出現在多個學校及民辦游泳俱樂部時，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輻射面較窄的問題，「能就近訓練，才能讓更多有能力的學生被發現。半年招收一次，現在有120人，很快就變200多人。」2015年，退役後的呂志武被體校「下派」到俱樂部擔任總教練，在以他名字命名的俱樂部里，他的任務是為體校發現、培養苗子，同時也幫俱樂部打造品牌。利用專業優勢，俱樂部不僅能用校車將學生從學校帶到游泳館裡訓練，也能向學校輸出管理模式，「有一所小學和我們合作後，興建了游泳館，我們後來才知道他們10年前就有游泳館，但因為管理問題和安全隱患被拆除。」俱樂部負責人許德道透露。
據張志宏表示，目前，溫州市在體育系統之外設有24個後備人才布點基地，涵蓋15個大項，初步形成了體育系統、學校、社會三方融合培養體系，在訓1844人，累計向省隊輸送102人。
「苗子」引發的困惑
隨著全國少體校發展出現瓶頸，不僅溫州，後備人才培養渠道的探索已經成為各地體育行政部門面臨的共同課題。
「尤其縣級體校很難出人才，需要建立『把體校辦在學校內』的思路，讓體育特長生也能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用他們的運動成績帶動學校體育的發展。」諸暨市體育局局長樓奇靈表示，讓民辦學校參與競技體育後備人才培養，也是補齊體校在運動員升學就業、選材面、訓練資源等方面弱點的嘗試，「是對新型縣級體校的探索」。
諸暨海亮教育園區內，田徑、籃球、足球、射擊、擊劍、橄欖球、高爾夫、游泳等多項目場館設施一應俱全，這所全國知名的民辦教育機構里，體育不僅停留在學校體育層面，競技體育人才培養甚至校內體育產業都在推進，副總校長張偉峰表示，目前有9大項目面向全國招生，運動員梯隊從幼兒園大班到高中，在訓隊員近200人，甚至還為體育訓練提供了大量醫療保障，投入CT、CR、骨密度測試儀等專業設備，配備專業醫療康復團隊，「學校已經向政府允諾了下一周期省運會的5枚金牌」。
引進高水平教練是讓「苗子」成材的重要保障。目前，在射擊、橄欖球、擊劍等項目上，已經有世界冠軍、業內名帥走進校園，但缺乏編製讓社會力量付出了不少代價，「僅薪酬就是正常工資的很多倍。」張偉峰表示，學校願意為優質資源付出代價，但同時，因體制「內外有別」而形成的高門檻，將為不少有同樣訴求的學校帶來壓力，「我們的運動員可以往上輸送，體制內的教練等資源何時也能輸送給我們呢？」
呂志武的游泳俱樂部不缺高水平教練，但他們同樣面臨著體、教之間的壁壘，「和體校相比，我們訓練時間得不到保證。」呂志武表示，「幼兒的訓練通常7點半得結束，很多學校3點下課，但5點才能放學，有的更晚，過來還沒怎麼游就結束了。」和學校溝通效果不佳，很多家長最後選擇放棄。而在許德道看來，學員學籍的限制同樣導致了人才流失，「無法就近上學和外地戶口比賽資格限制等問題，可能會讓一些苗子被錯過。現在缺乏具體的扶持政策讓各部門有據可依。」
「剛開始20多名運動員，現在已有一兩百人。」「生源」已經不讓徐炳興發愁，怎麼把苗子送到全國才令他頭疼，「運動員註冊後很難再流動，但省里能『消化』的隊員數量有限，經常送4個被退3個，長此以往，家長覺得沒有前景就會陷入惡性循環。」好在為避免耽誤運動員，相關部門還是留出口子，但「運動員到省里為止」的情況在全國非常普遍，並非所有地區的體育部門都捨得如此「開口」，「如果能從頂層設計更多考慮基層運動員的出口和流動問題，也能更好提升社會力量辦體育的積極性。」
對社會「開門」考驗政府職能轉變
「民營資本進入體育領域，一方面是『46號文』（《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記者注）讓不少企業家對體育產生興趣，他們把體育看成輕資產，風險可承受；另一方面則是身為體育愛好者的企業家基於對這一行業了解、熱愛的選擇；此外，高校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隻社會力量。」寧波市體育總會專職副主席任樂波表示。
但民間資本主導的體育機構大多尚未形成自我「造血」功能。張鋒坦言，企業最希望能在稅收政策方面得到支持，「去年總營業額150萬元，徵收的各種稅費近46萬元，包括將騎手送去歐洲培訓產生的稅費也不低。」再加上製造業收益狀況不比以前，馬術行業又因整體發展投入水漲船高，現在企業正積極通過夏令營、青訓、馬匹交易及參與特色小鎮等方式尋求收支平衡的渠道。
「社會力量進入體育領域後，還存在不少政策、體制機制上的障礙。」鄭瑤也表示，「例如，稅收、融資、土地政策等方面有待破解。再具體些，體育設施進公園、讓閑置的土地、舊廠房等用於體育，實施過程還是會碰到很多問題，這些都需要省體育局去系統地分析、考慮。」
在把賽事、場館甚至競技體育後備人才培養的大門向社會力量打開的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職能部門的管理和服務意識要跟上需求。張志宏表示，以前是體育人辦體育，考核的內容也相對集中在體育領域，但現在是全社會辦體育，與社會力量相處已經成為工作中至關重要的內容，「現在，用工作清單、項目清單、政策清單來確保改革推進」，但更重要是，能讓非體育的其他行政部門也形成共識，「才能加快很多有利於社會力量辦體育的好政策、好措施真正落地。」
（原作者《社會力量讓競技體育走出體校的喜與憂》。原作者梁璇。編輯嚴粒粒）
